【现货速发】IBM和纳粹

在那次偶然发现后，一个想法困扰了我数年，那就是IBM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某些技术参与了纳粹大屠杀。但对于这些技术是如何运作的，我却不得而知。线索散落在世界各地，我要做的就是将它们串联起来。

IBM标榜自己是一家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之后，我了解到IBM并不是一味等着客户登门造访。它之所以能积累大量财富与声誉，是因为它通常在达成协议前就已预知政府和企业的需求，且能及时设计并交付为客户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即便这意味着需调遣内部职员与机器。正是借助这种方式，IBM为不计其数的政府机构、商业巨头和行业协会提供了服务。

多年来，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会查清IBM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多少解决方案。我知道它初的解决方案是人口普查，但其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1998年，我开始疯狂地寻找答案。当时，我没有得到任何基金会、组织机构或出版社的赞助，只能自掏腰包招募研究人员、实习生、翻译与助手，开启调查活动。

很快，一个网络在美国各地发展起来，随后蔓延到德国、以色列、英国、荷兰、波兰和法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网络在不断扩大。大屠杀的幸存者、幸存者的子女、退休人员和一些与大屠杀毫无关联的学生、专业人员、档案管理员、历史学家，甚至是原纽伦堡审判中的审查员都开始协助我搜索档案。终，有100多人参与了这次调查活动。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故事是怎样发生的，只是简单地寻找关键词，如人口普查、统计资料、名单、登记、铁路、穿孔卡等。每当找到这些关键词，他们就会将相关资料复印并发送给我。一连几个星期，我每天都会收到近100份文件。

大部分团队成员都是自愿参与这次活动的，而且所有人都发誓会对此保密。他们每个人在得知这个活动背后的动机后，都大为震惊，但也从中获得了强大的动力。一些人承认，当得知IBM和大屠杀之间的联系后，他们数夜难眠。他们的话语时常鼓励着我，使我得以坚定地走下去。

终，我从50份案卷、收藏于图书馆的手稿、博物馆档案及其他资料库中收集到超过2万页的文件。在此过程中，我还访问了美国国务院、美国战略情报局等政府部门，并得到了大量原机密文件。我们并未翻译其他来自欧洲的意义不清的文件，也没有将之与此次调查活动联系起来。所有文件都被收入我的档案中心进行集中处理，且如实反映了原始档案提供的信息。

我们检查并翻译了图书（50多本）、回忆录及二战期间涉及穿孔卡与统计数据的科技期刊、纳粹出版物和新闻报纸。原始文献、期刊文章、新闻剪报和书摘都是按月交互索引的。我们还创建了马尼拉文件夹，按月分类1933—1950年的资料。如果一份文件涉及多个日期，就会被存入交叉档案。每条信息会根据特定的主题被进一步搜索，比如华沙犹太区（Warsaw Ghetto）、德国人口普查（German Census）、保加利亚铁路（Bulgarian Railroads）、德国沃森（Watson in Germany）和奥斯维辛（Auschwitz）等。

按主题分类的文件被堆叠在我的地下室里。无论何时，在这里忙碌的工作人员总是不少于6人。从早上直到午夜，他们总是忙着将文件从一个文件堆复制到另一个文件堆。一份文件有时会被复印成五六份，分别放入不同主题的文件堆。为此，我在地下室装了一台配有20个分拣设备的高速复印机。地下室里堆满了文件，工作人员若想走动，就得在文件堆里跳来跳去。

这2万页文件没有用闪存卡存储，因此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如果单独检阅某份文件，你并不能发现什么。事实上，如果单独检阅，其中的大多数文件可能会误导你。你只有将某份文件与其他文件综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其意义，而后者往往来自完全不相关的资源。换言之，每份文件是一块拼图，只有将所有拼图拼起来，才能构建完整的图案。例如，IBM曾在报告中粗略提到，“亨德里克斯（Hendricks）先生”从达豪集中营取走了一台IBM机器。我初无法得知这位先生是谁，直到将该报告与伦敦国家档案局一份晦涩的军事统计报告结合起来，才知晓他的身份。

更让人头疼的是，IBM的许多文件都未经署名或未注明日期，且故意使用了许多模糊的词汇、代码、流行语及公司内部临时的缩略语。为此，我只能参考与IBM同时代的词典以求解读这些文件。有时，我得耗费几个月来研究某份文件，直到通过对比其他已知文件，理解了其意义才罢休。例如，某份文件提到了“点”，后来我才发现“点”指的是为IBM的百分百俱乐部制定销售配额。在整个希特勒时期，IBM都会为其子公司制定销售配额。

有时，只有追溯某份资料的原稿，我们才能发现一些重要信息。比如，我初在查阅雅各布·普雷瑟（Jacob Presser）著名的《荷兰犹太人的毁灭》（Destruction of the Dutch Jews）的英译本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想要的资料。我请求身在荷兰的研究员核查了这本书的荷兰版本，后者发现荷兰版提到了穿孔卡。只有在核查了普雷瑟的原始稿件之后，我们才在稿件边缘发现了一处引用荷兰档案的注解，而正是这个档案让我们获得了大量关于荷兰的信息。在研究罗马尼亚的人口普查时，我委托他人翻译了一份由德国统计人员写的长达20页的记录，并在其中发现了一句话，证实了罗马尼亚也曾使用穿孔卡。这一信息与IBM所写的一封信正好吻合，后者提到要将机器从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转移到罗马尼亚，以帮助罗马尼亚完成人口普查。

从真实的意义上讲，IBM和大屠杀的故事已经被粉碎为成千上万的信息碎片。只有将这些碎片全部拼凑起来，我才能看到过去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些已经得到查证的故事将会在这本书中被揭开。

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各个国家的私人机构、公众机构和政府机构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但遗憾的是，一个拒绝我的机构是IBM。IBM断然拒接了我的请求，不允许我查阅相关文件，也不允许我进行采访。不过，被拒绝的人不止我一个。自二战结束后，IBM就一直拒绝与外部作家合作。几乎每一本关于IBM的书籍，无论作者是受人尊敬的商业史学家，还是IBM的前雇员，都曾提及IBM拒绝以任何方式进行合作。不过，我终还是以恰当的途径得到了数百份有关IBM的资料，并审阅了一番。

在写本书时，我还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包括对文字挑剔的人、注重细节的人，还有研究人员和档案管理员，后者会审查本书的每一句话，以确保每个事实都有白纸黑字的文件支持。

我在审阅每一份资料时都遵守着两项指导原则：背景和影响。例如，尽管我喜欢收集外交资料和情报信息，但也会关注大众媒体对发生在欧洲的暴行及反犹现状的反应。出于这个原因，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多次引用了《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文章。我引用《纽约时报》的文章，并非因为它详细记录了历史，而是因为包括托马斯·J.沃森在内的IBM高管都是在纽约总部领导IBM业务的。如果他们住在芝加哥，那我会引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的文章；如果他们住在克利夫兰，那我会引用《克利夫兰平原商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的文章。

或许你会发现，我在引用电报、信件和通话内容时常会重现当事人使用的具体词汇。你可以自行判断在当前情境下，那些话所隐含的真实含义。

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的著作都未提到霍尔瑞斯机器，尽管后者已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里被高调展出。历史学家没有理由为那些尚未被提及的事做辩解。公开文件就在那里，但仍有大量大屠杀资料被藏在世界一流的档案馆中。在这些资料里，许多至今仍不可获取，许多仍未对外公开；有些建立在错误的时间线上，有些只是关于企业的细枝末节。还有一些资料则广为人知，如海德里希（Heydrich）在1939年下达指令，要求将犹太群体集中到铁路附近，不过，他反复提及的人口普查则被那些资料忽视了。

若想完成调查，除了解读晦涩难懂的文件，还需了解一些专业知识，诸如二战前后的大屠杀历史、后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化历史及技术发展史（即穿孔卡系统发展史），以及认识第三帝国经济同跨国企业是如何进行合作的。此外，在拼出完整的图案前，我们还需要综合多国信息。在我查阅有关IBM的文件前，几乎有一半的真实历史都被遮蔽了。只有将各类文件综合起来，我才能得到重要信息。得益于我早期的著作《转让协议》（The Transfer Agreement），以及我在计算机产业方面的背景和作为记者积累下来的经验，我有幸了解了第三帝国的经济和跨国商业的运作方式。尽管算不上宏伟，但我的这个项目也是一次全面的企业行为调查。但它与此前的调查有着戏剧性的区别：该项目涉及的主题影响了数百万名生者和死者。

在本书出版前召集专业审阅者，也是个耗时费力的过程。我找到了研究大屠杀的重要历史学家及研究维希法国、罗马尼亚、人口普查与迫害等领域的专家；咨询了研究商业史的历史学家、技术专家、会计、知晓战争赔偿和企业战争罪的法律人员、原纽伦堡审查员、战时军事情报技术专家；甚至咨询了研究金融犯罪的前FBI特工。我想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视角的改变或许是IBM和大屠杀的关系从未被探究的主要因素。1984年，当我开始撰写《转让协议》时，没人真正关注资产的运作。但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资产。对大屠杀的学术研究多出现在计算机时代前，那个时候，信息时代还远未到来。而如今，每个人都了解技术如何被运用在战争或和平事务中。因此，我们可以让时光倒退，以全新的视角去看待历史。

许多人都曾为计算机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而欣喜若狂。我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被一股强烈的意识所吞噬，这种意识带给我一种全新的认识。在这个“认知时代”（Age of Realization），我们将重新审视技术的觉醒。除非我们了解纳粹分子如何获取名单，否则将有更多人被那些名单所编码。

IBM和大屠杀的故事只是一个开始。根据欧洲各国的资料，我能再写出20本。据估算，目前还有超过10万份资料散落在欧洲及美国的地下室或企业档案馆里。企业的档案管理员请留意：这些档案跟某项罪状相关，不能被移走、篡改或销毁，必须被转移到合适的档案机构，让学者和战争罪检察官能在时间检阅，这样一来，问责制便得以延续。

只有通过揭露和审视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件，技术世界才会接受这条老生常谈的格言：到此为止（Never Ag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