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摘要
年的研究成果,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等金融开放领域的焦点话题,本书分析了金融开放政策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并围绕“积极、稳健地推动中国金融开放”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建议包括: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以开放促改革”应同“以改革助开放”相配合;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
作者简介
本书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益平、张宇燕、朱民、朱隽、张斌、管涛、徐忠(按报告顺序)。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1. 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2.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3. 朱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4. 朱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曾供职于国际清算银行,任经济学家。
5. 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浦山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主要研究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6. 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长期从事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
7. 徐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孙冶方金融创新论文奖”获得者,长期从事政策制定、金融改革和金融研究工作。
目录
序言 中国金融业开放的目标模式和路径 / 余永定
前言 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 / 黄益平
综合报告
积极、稳健地开放中国金融业
贯穿 40 年的金融开放 ●
成绩很大、问题不少 ●
政策理念应该与时俱进 ●
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助开放 ●
分报告:
章
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
从和平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
从发展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
从治理维度看国际战略环境 ●
中国营造未来国际环境的策略选择 ●
第二章
世界视野的中国金融发展
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国际地位与未来转型方向 ●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国际比较 ●
我国保险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 ●
第三章
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
扩大金融业开放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
我国金融业开放取得的进展 ●
我国金融业开放进程中仍存在问题 ●
关于扩大金融业开放的下一步建议 ●
第四章
走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历程与现状 ●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面临的挑战 ●
走向浮动汇率 ●
第五章
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逐渐加大 ●
国际社会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立场趋于软化 ●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金融开放呈现波浪式前进 ●
构建双支柱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框架 ●
第六章
以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改革发展
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关键 ●
主要金融子市场对外开放进展及评估 ●
推进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 ●
第七章
构建中国对外投融资合作框架
我国对外投融资合作现状评估 ●
开展对外投融资合作应秉承的理念 ●
抓住当前战略契机, 构建我国对外投融资框架 ●
附录 1 问答与讨论 ●
附录 2 专家评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内容摘要
年的研究成果,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围绕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跨境资本流动、金融支持“一带一路”等金融开放领域的焦点话题,本书分析了金融开放政策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并围绕“积极、稳健地推动中国金融开放”提出了政策建议。主要建议包括: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以开放促改革”应同“以改革助开放”相配合;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
主编推荐
本书由综合报告和七个分报告组成,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黄益平、张宇燕、朱民、朱隽、张斌、管涛、徐忠(按报告顺序)。所有课题组成员均以个人身份参与研究。
1. 黄益平,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国际金融。
2.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3. 朱民,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4. 朱隽,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特邀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曾供职于国际清算银行,任经济学家。
5. 张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浦山优秀论文奖”获得者,主要研究中国和全球宏观经济,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人民币汇率等问题。
6. 管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四十人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长期从事货币可兑换、国际收支、汇率政策、国际资本流动等问题的研究。
7. 徐忠,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孙冶方金融创新论文奖”获得者,长期从事政策制定、金融改革和金融研究工作。
精彩内容
按我的理解,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中国终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特别是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学界却存在不少分歧。《径山报告》对中国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公允的政策建议。以下是《径山报告》的点建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规划路线图并设计配套方案。第二,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第三,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第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第五,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第六,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第七,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上点建议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里,我想把思路梳理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世纪年代,我们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日苏联今何在?从上世纪年代末期到年代初,比较时髦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模式,但这些模式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夭折。以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的“东亚模式”也曾热闹过。自然,中国不可能模仿这些“蕞尔小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关键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种改革不外两条途径:“摸着石头过河”,或“某某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以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两者的结合。先以某某为师,再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向着标模式前进,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再回过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目标模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是通过反复调整目标模式和通往目标模式的路径而取得的。无庸讳言,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径山报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这实际上是给出目标模式。其二,详细描述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以及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其三,通过对中、外现状的比较,找出差距,提出由此及彼,终实现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和具体政策措施。报告的这种结构同中国数十年来对经济改革的探索非常契合。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报告的设计者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解读。《径山报告》撰写人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描述非常翔实。报告的这一部分内容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篇、构成一本简明“金融手册”。其他分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可以独立成篇,改写成简明手册的特质。《径山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我没有全面评价的资格。下面仅就报告中本人比较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感想。首先是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即便终目标是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可能非常不同。《径山报告》是在资本跨境流动管理这一框架下讨论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尽管所讨论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但由于视角的变换,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被淡化了。通过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成败经验的讨论,报告提出了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具体建议。我认为这种思路符合中国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先不多谈未来的愿景(也不是没有,但不必十分清晰),小步走、见招拆招、就事论事。这种研究思路回避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根据这种思路制定的政策大概不会是政策,但可能使我们避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的外部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谁能事先设计好一条路径呢?近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亮出一份资本项目开放(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表是不明智的。当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产权保护欠缺、政企关系不正常、税负过重、汇率缺乏弹性等大量结构性和制度性扭曲的时候,即便拥有大量外汇储备,这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也是脆弱的。放弃资本管制就使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暴露在大规模资本外流冲击的威胁之下。经济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无人知道何时大规模资本外流的压力会突然上升。许多学者相信“倒逼”,但用资本外流来“倒逼”改革是一种风险极高的策略。这种“倒逼”的结果很可能是改革进程的失控。你愿意冒这种风险吗?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人民币国际化。坦率说,我不认为当初(当下?)我们有必要大张旗鼓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把双刃剑。世界上很少有国家把本币国际化作为一项政策加以推进。德国始终回避马克国际化。日本一度想推进日元国际化,但很快搁置了这一政策。美国大部分学者认为美国根本不曾有过美元国际化政策。本币国际化应该是由市场推动的自然过程,人为推进往往欲速不达。本币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国际学术界和国际金融组织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序早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过实践检验的路线图——例如,汇率浮动应该发生在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必然实际上暗含着相应的(但可能是不正确的)资本项目自由化路线图。两张路线图可能会发生冲突,并导致对资本跨境流动的失控。例如,人民币进口结算和人民币回流机制的建立实际上是以资本的部分跨境自由流动为前提条件的。但在人民币国际化路线图上,这一步骤并不以汇率自由浮动为前提。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就否定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公认的正确时序。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中国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自然会进一步水涨船高。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会不断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机会与空间。例如,中国方兴未艾的海外投资就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企业自己是会抓住这些机会的。我们没有必要根据坐在房间里设计出来的路线图,以刻舟求剑的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自由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而且是更重要、更现实的问题是中国汇率制度的改革。为了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大汇率弹性是扩大资本跨境流动自由度的前提条件。长期以来中国患上了严重的汇率浮动恐惧症。在世界上中国是不应该害怕汇率浮动的国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软盯住”类中的“类爬行盯住”。到年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有牙买加、克罗地亚、伊朗、利比亚、白俄罗斯、埃塞俄比亚、乌兹别克斯坦、卢旺达、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多米尼哥、危地马拉、安哥拉、海地、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突尼斯。中国的许多政策,包括资本项目自由化进程都被汇率政策绑架了。《径山报告》对汇率体制改革采取了非常积极的态度。对此,我只能表示完全赞同。《径山报告》用很大篇幅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问题和进一步开放的路线图。年月日,据中国外交部网站,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看来《径山报告》的完成恰逢其时。应该看到,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是中国履行入世之初的开放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同开放资本项目是不同的两件事。开放金融服务业并不等于放弃资本管制。事实上,中国完全应该大幅度放宽金融业的市场准入。海外金融机构的进入、竞争压力增加将能促使中国金融机构改善服务,更好地为实体经济和公众服务。与给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时间表不同,给出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可行的和有益的。《径山报告》不但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请进来”,而且讨论了中国金融服务业的“走出去”。报告提到了中行马德里分行和农行纽约分行遭受驻在国金融监管机构处罚的事件。遗憾的是报告并未讨论细节。我以为,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前提下,报告应该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两个案例,总结经验教训。我们的金融机构需要痛切地认识到:走向世界的道路并非铺满鲜花而是长满荆棘。中国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固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照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遑论不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模式也是各有特色的。在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模式的同时,如何在这种目标模式上打上中国印记,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挑战。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报告对这个问题似乎着墨不多。客观地说,《径山报告》的每份分报告都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但各个分报告之间的联系似乎还可以加强。例如,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报告本身很有份量,充分反映了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对中国国际战略环境的深入思考。但如何使这份报告同《径山报告》的其他分报告更好结合起来,则需要《径山报告》的总纂多费些脑筋了。积多年拜读各种政策报告的经验,我感觉一般政策报告有两个通病。其一,政策建议与整个报告的推论过程(如果还有真正的推论过程的话)没有逻辑的必然联系。其二,政策建议过于空泛,或面面俱到、说了等于没说。当然,克服这两个缺陷是困难的。这也是我本人从不敢接受撰写政策报告任务的原因。《径山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上述两个通病,但还是有不少可改进的余地。能够激起激烈讨论是一份政策报告的成功。石沉大海则是一份政策报告的失败。希望《径山报告》的出版能够招来比本序言更为尖锐、翔实的批评。《积极、稳健地推进中国金融开放》报告(以下简称《径山报告》)是一份讨论中国金融开放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历史经验和今后政策选择的重要研究报告。报告的撰写者都是来自中国权威机构相关领域的权威人士。报告的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按我的理解,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包括两个部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中国终应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这是学界的共识,但对于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特别是如何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学界却存在不少分歧。《径山报告》对中国数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经验教训做了详尽的研究,并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公允的政策建议。以下是《径山报告》的点建议。,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统筹金融改革开放政策,规划路线图并设计配套方案。第二,完善与开放金融体系相匹配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效预防并化解金融风险。第三,积极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更多地让市场因素决定汇率水平。第四,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并放松外资机构的持股比例,真正推动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第五,尊重国际市场规则和惯例,实现金融市场更高层次的开放。第六,利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积极构建对外投融资框架。第七,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框架,并稳健地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以上点建议当然是无可非议的。这里,我想把思路梳理一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在世纪年代,我们的口头禅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当日苏联今何在?从上世纪年代末期到年代初,比较时髦的是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模式,但这些模式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夭折。以威权政治加自由市场的“东亚模式”也曾热闹过。自然,中国不可能模仿这些“蕞尔小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此后,关于中国改革目标模式的提法似乎并没有改变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提法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当然是一致的,但更加具体化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法中关键的提法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通过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这种改革不外两条途径:“摸着石头过河”,或“某某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以为,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两者的结合。先以某某为师,再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向着标模式前进,碰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再回过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目标模式。中国的巨大成就,是通过反复调整目标模式和通往目标模式的路径而取得的。无庸讳言,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开放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目标模式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或基本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径山报告》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其一,全面介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这实际上是给出目标模式。其二,详细描述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以及资本跨境流动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现状。其三,通过对中、外现状的比较,找出差距,提出由此及彼,终实现改革目标的路线图、时间表和和具体政策措施。报告的这种结构同中国数十年来对经济改革的探索非常契合。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浅见,报告的设计者并不一定同意我的解读。《径山报告》撰写人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对中国金融发展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描述非常翔实。报告的这一部分内容本身就可以独立成篇、构成一本简明“金融手册”。其他分报告也都具有这种可以独立成篇,改写成简明手册的特质。《径山报告》的内容十分丰富,我没有全面评价的资格。下面仅就报告中本人比较熟悉的几个问题谈些粗浅的感想。首先是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即便终目标是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路线图可能非常不同。《径山报告》是在资本跨境流动管理这一框架下讨论资本项目自由化问题的。尽管所讨论的实质上是同一个问题,但由于视角的变换,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被淡化了。通过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的成败经验的讨论,报告提出了改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具体建议。我认为这种思路符合中国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先不多谈未来的愿景(也不是没有,但不必十分清晰),小步走、见招拆招、就事论事。这种研究思路回避了一些不必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根据这种思路制定的政策大概不会是政策,但可能使我们避免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过程中的外部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谁能事先设计好一条路径呢?近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亮出一份资本项目开放(或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的时间表是不明智的。当一个国家仍然存在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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