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坛峰会
2
3 三子诗歌三十五首……三 子
21 我们在人世彼此镜鉴
——三子诗集《镜中记》阅读断想……范剑鸣
//2017 年人天“华文青年诗人奖”专辑
30
32
34 灯灯诗九首……灯 灯
40 慢
——古典诗词及现代翻译体诗歌对写作的影响……灯 灯
47 陆辉艳诗九首……陆辉艳
53 汉语古典诗词及现代翻译诗歌对我的诗歌写作的影响
……陆辉艳
58 方石英诗九首……方石英
64 我的读诗往事……方石英
67
// 汉诗新作
80
80 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组诗）……康 雪
91 请允许我走得慢一点（组诗）……缪立士
101 夜空中亮的星（组诗）……王新军
105 虚构爱情（组诗）……云 亮
111
// 探索与发现
122
122 刘洁岷《黎明的恐怖》细读 ……邱景华
130 暖风唤醒了一只柔情的手
——读林莽先生组诗《岩石、大海、阳光和你》
……山 居
146
148 在漂泊的屋顶（诗九首）……柳宗宣
153 诗学随笔：词语与生活（八十九则）……柳宗宣
// 第二届“诗探索·春泥诗歌奖”小辑
176
178
178 赵亚东诗五首……赵亚东
181 黄小培诗五首……黄小培
184 徐晓诗五首……徐 晓
188
内容摘要
72017年人天“华文青年诗人奖专辑”、汉诗新作、探索与发现、第二届“诗探索·春泥诗歌奖”小辑
主编推荐
196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学院分院讲师、副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1949年11月，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为“白洋淀诗群”代表诗人之一，出版有《我流过这篇片土地》《林莽诗选》《穿透岁月的光芒》《永恒的瞬间》《林莽诗花集》等诗集、散文集八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
精彩内容
——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之路》（湖南人民出版社，2016）中为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我的这本书以众多不同的个案，从不同的角度，对新诗通向现代性道路的几个重要方面，即“声音”“翻译”和“新旧之争”三个问题做了探讨。我在这本书的第二至八章，以1915—1950年间有代表性的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梁宗岱和卞之琳等七位诗人、学者为个案，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新诗在其通往现代性之路上的两个重要问题，即新诗的“声音”与“翻译”。由“翻译”问题入手，我重点考察了中国新诗作为一种新的文类的文体状况（“声音”），并延伸到对中国现当代争论不休的“新旧之争”问题的探讨。在此过程中，通过翻译外文诗及相关诗学的介绍和接受，西方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由不同的时空都汇聚到了中国现代文学这一现代的时间和空间上来了。这也正是新诗在其现代性之路上的现实处境。“声音”这一问题中加以讨论。“得意忘言”，即忽视文学的“言说”本身（“能指”），直接或间接地、有意或无意地直取其“意义”（“所指”）。因此，无论怎样高超的读者或文学批评家，多少都是文学阅读中的“内容至上主义者”。这无论是在一般的文学阅读，还是专业的文学批评中，其实都相当普遍。因为我们一般还是信奉“言”是为了表达“意”而服务的。但是，即使按照为先锋的理论，确立起“言”的中心地位，用种种方法去分析“言”，并挖掘“言”背后复杂和不确定的“所指”，难道不也是为了去定义“意义”的多元和各种可能吗？因此，这里的关键并不是“内容至上”，或“形式至上”。在有关新诗的各种讨论中，上述问题其实仍然非常重要。因为我看到，对田间、郭小川和贺敬之的书写方式不屑一顾的人（有可能是批评家，也有可能是诗人），其实自己拥护和拥有的写作方式，在根本的结构上与他们并没有什么差异，尽管他们认为自己表达的东西，（在内容上）与上面这些诗人非常不同。他们心安理得地拥护或采用与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相左的诗人相同的“结构”，根本不去反思自己的表达方式本身其实即表达了某种令人厌恶或厌烦的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仍然要先为某种“形式”至上的理论辩护。确实，恰恰是我们的写作方式、言说方式本身决定了我们表达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这里讨论的新诗的“声音”将会表明，这是我们在讨论新诗时为关键的词语。它确实限度地表征着诗人的情感和思想，即什么样的“声音”表现了什么样的情感和思想。在我看来，这是让文学成为浅显的道德呼吁，还是真正的人性表达的关键。我这里说的“声音”一词，称得上是有关新诗的形式的“代称”，包括了属于新诗形式和语言中的所有因素，它代表的是新诗在文体层面上的全部东西。“声音”这个概念：“声音的定义。它包括音高、音域、音色，还有审美范畴（抒情的声音、戏剧的声音，等等）。声音还指人的世界观和命运。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巴赫金不仅恰切地把“声音”阐释为文学“形式”本身，也恰切地揭示了“声音”作为艺术形式与人深层的关系，真正的“声音”确实承载着人自身的“命运”及其“全部个性”。在一般的诗歌批评的语境中，与“声音”有关的另一个词是“语调”。所谓“语调”，英文中称为“tone”，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就像伊格尔顿在《如何读诗》中的定义那样：“意为表达特定的情调（mood）或情感（feeling）的声音的韵律特征（modulation）。它是符号和感情相交叉的地方。”而我使用的“语调”一词，也是叶公超在其讨论新诗的论文中常用的用法，大概与“声音”一词同义。“声音”一词实际上意指了诗在形式方面的东西，包括了一般讨论诗歌时关注的“语调（tone）、音高（pitch）、节奏（rhythm）、措辞（diction）、音量（volume）、格律（metre）、速度（pace）、情调（mood）”。如果说，我们一般称为文学作品的内容（所指）的东西，简单的说法是指它说了什么，而形式（能指）是指如何说它，那么，“声音”或“语调”则尤其指如何说它的语言自身在声音上的特点。“语调”这个概念在叶公超的说法中，是区分新旧诗的关键性概念。但实际上，它也可以是一个有关文体特点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徐志摩的诗有徐志摩的语调，戴望舒的诗有戴望舒的语调，卞之琳的诗有卞之琳的语调。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作品，其语调也可能不同。“原作”，并将之称为他自己新诗写作“进化”至一步的“纪元”。这样看来，在新诗这种新文类的发生和发展的语境中，这首译诗甚至可以被视作新诗这种新文类可以成立的标志性作品。它对译诗，即用中文翻译英文诗的意义尽管非常重要，但对新诗这种新文类的成立的意义，则更为重要。“骚体”翻译的《哀希腊歌》及还不能逃脱文言文法影响的白话诗原创作品（像著名的《蝴蝶》）相比，《关不住了！》的独创性，是采用白话与胡适自己所谓的不拘长短，努力实现了文体大解放的“新诗体”来做中国新诗写作的工具与形式。这首译诗以特有的声音、语调与体式显现了新诗不同于旧诗的特出之点，它完全摆脱了旧诗的影响，是“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的诗”。1919）一文中，他说：“文的形式”一方面的问题，算不得重要。却不知道形式和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因此，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新内容”和“新精神”的强烈愿望，胡适才将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提到非常高的高度。在胡适心目中，“文的形式”的问题，即是“文的内容”的问题，而且前者是要优先于后者考虑的问题。在胡适身上，这种省悟在实际的效果上，确实体现出了与现代思想相符的对“形式”或“语言”问题的某种革命性自觉。这也正是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及相关的文学实践了不起的地方。在另一个地方，他还说：“纪元”，后来的评论者也对其评价颇高，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它真正以自己新的文字和相应的体式，实现了胡适本人文学革命的主张，使文字和体裁的变革承担起了传播“新思想新精神”的功能。无论是就“文的形式”一面而言，还是就“文的形式”对“新思想新精神”的表达而言，《关不住了！》一诗都恰当其时地被胡适本人命名为他个人新诗成立的“纪元”，并承担起了为新诗这一新文类的合法性“辩护”的功能。新诗新的声音、语调和形式，在这类新诗中成形，并承担起了表达“新思想新精神”的功能。它也代表了新诗由旧诗至新诗的真正转变。“诗的声音的音高”，即指“它听起来是高、低或中等的”，它与诗的形式的其他大多数方面一样，“是与我们对词语的意义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甚至可以讨论诗的音量（volume），它意为听起来有多大或多柔和”。向来被作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代表的郭沫若（1892—1978），就写出过大量高音，或音量很大的诗，像他的标志性作品《天狗》《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晨安》等就是如此。这类作品往往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郭沫若的诗中，还有另一类音量不大的诗，它们似乎更是个人沉思的产物。相信稍有文学常识的读者，都不会用读《天狗》一样的方式来读《夜步十里松原》和《天上的市街》这样的诗。在上述两类诗之间，似乎有着相当不同的声音，甚至也因此体现出非常不同的艺术形态与精神指向。这称得上是郭沫若诗中两个不同的面相。“五四”时期“革命”诗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创造社”诗人、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