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读欧随笔

                      “六一风神”慧眼看——《读欧随笔》序

                                       杨乾坤

    “六一风神”，本是明人茅坤对欧阳修文风之评价，因欧公晚年号“六一居士”，文又直追史迁，故有是称。然而“风神”亦指风度和神采，遥想欧公当年，其文才天下宗之，其史才天下赏之，其吏才天下钦之，三才合一，何尝不可解之曰：“六一风神”。

    我兄张中山先生，学养深厚，对文史研究有素，且为睿智之士。其思之精，思之深，常超乎尘垢之外，即以对欧阳修研究而言，何尝不是如此。数十年来他因对欧公知之爱之，故常引欧公之诗文以为谈资，谈赏既久，进而有研究之意愿。然而兄在商洛市文化局和《商洛日报》社主政期间，政事纷繁，无暇顾及，退休之后，复还自然身，遂于无梦居中，研究起欧公：披阅倾读，倚南窗以寄傲；细读精析，恒兀兀以穷年。攻疑克难，见观点之新锐；妙笔生华，骋雄辩而立言。

    今正果修成，编辑成帙，计20余万字。欧公在文学上的领袖地位，在史学上的精深造诣，在政治上的卓越建树，皆昂然于其中，我知其字字得来之不易也。因为对欧公之研究，古贤今人涉及者众，涉及领域亦多，故要于此中再蹚出一条路来，自见了戛戛其难；先须有慧心接触体验之，以见欧公之超然；复得有慧眼观察研究之，以见欧公之伟然。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观“六一风神”的。

    在中山先生的笔下，欧公既是政治家，又是国之柱石。欧公伟矣，既见其为政之思想、务本兴农，以图国家之强盛；敢于担当，以见许国之公忠；加强吏制，以握强国之机柄；不见治迹，以掌天下之大同。又见其为政之主张：宽简便民，以擎理政之大念；不事风采，以图行事之干练；养才择吏，以图吏制之精悍；兼听博采，以图决事之稳健。

    于是见了欧公以身许国之精神：敢上罢宰相吕夷简之疏，因其昏庸误国也；敢作《与高司谏书》，让高若讷“直携此书入朝，使正予罪而诛之”；敢于贡举之时，对尚为险怪奇涩“太学体”者痛加排抑；敢于“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出使河东，使天险麟州而存宋之版图；出使河北，提出对契丹（即后来的辽国）防患于未然；推动庆历新政，半年上奏札70多篇，篇篇见肝胆也；仕宦四十年，上奏札250多篇，篇篇见忠贞也。至于欧公为官之态度，则是胸怀宽阔，而见其气概；反对因循，而见其刚坚；行事忠贞，而见其高尚；身处逆境，而见其达观。先贬夷陵，而夷陵治；再贬滁州，而滁州治；复历扬、颍诸州，而诸州治；知开封府，而京师又治。在台谏，则敢“横身当众怒”；做官员，则敢“孤忠一许国”。此种果敢之气，刚正之节，千古而下，亦是感佩人心。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足见中山先生之慧眼卓识也。慧眼卓识，再经大手笔经营，“六一风神”更是了得。在中山先生笔下，欧公的文坛领袖风采更是灿然。欧公是宋代文学的巨擘，其文、其诗、其词，都对宋代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晚唐五季至宋，统治文坛的是四六文。此时的四六文已发展到另一，浮艳华丽，内容空虚，而文质卑弱；至庆历年间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士人反对四六文风却又大倡一种所谓的“太学体”，词涩言苦，险怪奇曲，风行一时。欧阳修力斥这种浮艳四六时文和“太学体”，推动并领导了宋代的古文运动。其措施有二：一是以行政手段强硬入手，以主持嘉祐二年（1057）贡举之机，采取断然措施，对作文遵从“太学体”的士子，一概不取，使得“场屋（科场）之习从此遂变”；一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力矫之。欧公通过近千篇古文的创作业绩，创作出大批自然条畅、博采众长的古文，“天下翕然师尊之”。以其巨大之影响，又经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等大批人士的力推，历经30余年，终于彻底纠正了文风，为宋代古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并影响了后来近千年的古文创作，以此观之，欧阳修功莫大焉。三代秦汉之文，涉魏晋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宋史·欧阳修传》的这段评论，可谓的评。

    欧公的诗作有860多首，平易晓畅，其风格对宋诗的发展影响巨大。中山先生自觉将欧公的诗论与创作实践相联系，认为其诗的特点就是率真随意，以散文句式入诗，以古文章法写诗，以议论入诗，这些诗句带来了平易晓畅的优点，显然也带来了浅白直露之不足。虽然，瑕不掩瑜也。欧阳修的诗风，逐步奠定了有别于唐诗的宋诗面目，以文学史角度去审视，应该说宋诗是对唐诗的突破和发展，在这方面，欧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欧阳修的词作有260多首，使用词牌达70多个。他将词的创作，贯穿于其创作之始终，并将词自觉地提升为文学的主要体裁之一的地位。中山先生认为，欧阳修在宋词发展中是位标志性的人物，其对宋词发展有三方面的贡献：将词提升到文学的主要体裁的地位，将宋词的发展成熟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为宋词取得与唐诗并驾齐驱的历史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开拓了宋词的题材范围，使词突破了“艳科”的藩篱，而与诗一样，承载起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文学功能；为宋词豪放派开辟了门径，使词从“艳科”向社会化扩大，从柔媚向阳刚播迁，终使词在婉约与豪放之间和谐发展，而取得了卓越的文学地位，欧公是一位开山式的人物。

    将欧阳修的文学成就作深入研究，研究的结果令人耳目一新，中山先生之慧眼，若非洞悉欧公之作，何能至此！

    孟子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中山先生正是以慧眼而观“六一风神”的。细检《读欧随笔》中，人所已道，则见其所道之精警，醉翁之乐足典型也；人所未道，则见其所道之精妙，碑志文字不可忽也；人所易道，则见所道别开生面，友谊如山之重也；人所难道，则见其雄辩滔滔，论欧公前后思想之变化是也；人已涉猎者，则见其匠心独运：“庆历改革的积极推动者”，见解之深邃也；独具个性特色的《新五代史》评说，见解之精准也；人未涉猎者，则见其独有会心，《秋声赋》诣意之探秘也；史事联系今日现实之借鉴也。凡此种种，中山先生皆以慧眼观之，然后烂熟于胸中，而衍以成文。每下一义，或有水到渠成者，而大抵煞费筹思；每发一论，或有出口成章者，而大抵厚积而薄发；每有一悟，或有妙手偶得者，而大抵经过熟虑；每成一篇，或有下笔立就者，而大抵费时旬月直至累月。看来字字皆心血，我兄辛苦不寻常。以十余载之努力，研欧不已，积数十年之学问，终于有成。而《读欧随笔》即将付梓，我谨向中山兄祝贺。欧公千载而下，又逢识者，大是幸事；中山兄思接千载，而观“六一风神”，大是雅事。幸者，知欧公名垂之不朽；雅者，知中山兄研欧而有大成。幸雅相合，《读欧随笔》必将自立于书林也。谨为序。

                                                                         2016.7.16西安

2. 书摘

                             欧阳修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自称“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即公元1007年。

    欧阳修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诗也写得好，词也写得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他是一个中坚人物，宋代的王安石、曾巩和三苏都是他的门生，他是名副其实的北宋文坛领袖。同时，他也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和著名的政治家。他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和独立撰写的《新五代史》，历来以“言约事丰”“事信言文”而受到史学界的称赞，甚至有人认为，他在史学上的成就毫不逊色于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他对《诗》《书》《易》《礼》《春秋》等先秦经典的研究，不惑汉唐人的传注，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在金石学研究方面，更是独树一帜，被后人称之为金石学之鼻祖。因此，可以说欧阳修是一个全面的文化人，无论在北宋文坛，还是中国文化史上，他都是一棵大树，一座大山。

    欧阳修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做过绵州推官、泰州判官。推官判官都是州官的幕僚，级别较低。欧阳修4岁失怙，他母亲郑夫人带他投奔在隨州做官的叔父欧阳晔。欧阳晔也是小官，家贫。不过郑夫人出身于江南大户人家，能识字断文，因此就在家里教欧阳修识字读书，并经常给他讲他父亲为官清廉、忠孝仁厚的故事。这些对欧阳修性格的培养、人品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阳修的青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隨州度过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他参加科举礼部考试获，殿试获甲科第十四名，被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与西京留守推官”，从此正式走上仕途，这年他24岁。欧阳修走上仕途的站，遇到的环境很好。西京留守长官钱惟演，是一位真宗朝的老臣，也是西昆诗人集团的主要人物，他十分爱惜人才，待僚属非常宽厚仁爱，再加上通判谢绛，也是一位文章高手，通明豁达。当时在钱、谢幕府里集中了一大批文学之士，梅尧臣、尹洙、杨子聪、张应之、陈经、王几道等等。特别是诗人梅尧臣(字圣俞)和古文家尹洙(字师鲁)，都是诗文高手，和他们成为至交，对欧阳修的诗文创作影响很大。他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 “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当时整个社会上的文风是以杨亿、刘筠的“四六文”为正宗，号称“时文”，以此“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但他毅然抛弃作“四六文”，认为尹师鲁文章“简而有法”，于是走上以古文创作为宗旨的道路。

    这里有一个故事，他到洛阳第二年，钱惟演在官署造了一座双桂楼，落成时就让谢绛、尹洙和欧阳修每人写一篇记，结果谢绛写了500多字，尹洙只写了380多字，而欧阳修写了近千字。欧阳修感到自己的文章不如尹、谢的文章好，就连夜改写了一篇，结果比尹洙的文章还少了几个字。尹师鲁称赞他：“欧九真是一日千里!”古人作文是以言简意赅为上，不像我们今天，看谁能写大块头文章。从此欧阳修文名大振，为世所称道。在西京做推官三年，是欧阳修一生为得意的三年，也是他青年才子“诗酒风流”的三年。景祐元年（1034）三月任满回京，被王曙推荐进入学士院，做馆阁校勘。“校勘”虽然还只是准馆阁成员，但是这是仕途十分重要的一步。在宋代馆阁是“清华切要”的机关，从校勘到校理，再到修撰、知制诰、翰林学士，就是走向权力的层参政、宰相的途径。这时欧阳修28岁。正在他仕途顺遂时，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上书批评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用人尽出私门。结果惹恼了仁宗，就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去了。这时年轻正直敢言的欧阳修，认为范仲淹为官清廉，立朝有本末，理在范仲淹一边，不该被贬，就给谏官高若讷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与高司谏书》，痛斥高若讷作为谏官，不仅不替范仲淹辩诬，反而“落井下石”，真是“君子之贼”“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读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被欧阳修写作的技巧、论辩的周密、语言的尖锐泼辣、正气逼人的风范所震撼。当然，结果不难想见，一个小小的低级官员，是斗不过宰相的。欧阳修当即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那时他还不足30岁。

    这一贬就是6年，先后知夷陵、乾德两县。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调滑州武成军判官，不久回京，复位馆阁校勘。庆历二年（1042）又出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