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新马克思主义导引

“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即A&HCI)对全球1100种有影响的学术杂志以及6000多种出版物中抽取的引文数据，在1993-2000年间，被引用多的十名作者，首推马克思，而在马克思之后的重要作者和著作，按顺序分别是列宁、莎斯比亚、亚里斯多德、《圣经》、柏拉图、弗洛伊德、乔姆斯基、黑格尔和西塞罗。由此可见，不管时代如何动荡，也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马克思始终是人们重点关注的核心人物；在全球化新时代，重读马克思著作，特别是他的《资本论》，俨然成风 。 

      像马克思这样的人物，逝世后一百多年，仍然成为世界多数人心目中的关注对象，在近现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导致人们对他的思想及其命运的关注，同时引起无止尽的各种不同争论，这一切，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靠其主观意志或人为的力量可以控制或操纵出来的。正因为这样，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才值得成为世界范围内学术界持续进行的重大论题。

19世纪下半叶以来，经历一百五十年左右漫长曲折的历途，以反复激烈的论争，甚至通过不惜付出无数生命的残酷战争的代价，对马克思思想的内在价值及其实际功能，进行探索、考验及检证。

      我们这一代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恰恰成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及其命运的见证人。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本身，不但恰正与马克思思想相遭遇，而且社会的历史命运本身，也同样地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运势，始终紧密链扣，沉浮颠簸，奔流向前，而我们自身也不得不随时都要面临选择立场和态度的严肃问题。

1979年至今，不但与中国及全球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也生动地反映了近30多年中国及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的动态本身的各个侧面及其内在复杂因素。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在巴黎大学哲学系准备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个延伸产物。我在1983年交给博士学位答辩审查委员会的论文，由当时巴黎大学哲学系主任、我的导师爱列娜·魏德林教授(Hélène Védrine, 1926-  )建议，题名为“论霍尔克海默的唯物主义”。这篇论文，表面看来，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巴黎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反复来回分析调查研究而撰写出来的。但实际上，在论文的选题及其完成的背景，正是当时中国社会及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发生激烈动荡的关键年代。

      70年代到80年代的转折，在法国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展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特征。基于当时法国及整个欧洲环绕马克思思想的激烈争论，又考虑到我个人的学术背景，爱列娜·魏德林教授建议我选择这个论文题目。爱列娜·魏德林教授本人亲身经历了多次思想争论，她同让·杜圣·德桑迪(Jean-Toussaint Desanti, 1914-2002)和弗朗斯瓦·沙德列(François Châtelet 1925-1985)等人一起，始终关切当代法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在她向我建议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同时，她也邀请她的同事、巴黎大学哲学系美学家兼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专家奥利维耶·勒沃·达伦(Olivier Revault d'Allonnes, 1923-2009)跟她一起指导我的论文。

      1968年学生运动从高潮进入低潮，马克思思想也逐渐受到各种思潮的质疑、反思、批判和重新评价。这一历史转折，一方面将陈旧的思想体系，更彻底地送进历史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又引起更复杂的思想冲突，加深和激化了原有的理论争执，使原有的思想营垒发生新的分化。原有的激进派队伍中，有一部分思想家，面对社会现实状况与他们的所怀抱的理念之间的差距，宁愿从新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观点和方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哲学领域中，以结构主义为基本思想动力，各种以批判传统思想为特征的新思想，以百花齐放的方式展示出来，并在它们之间相互竞争，同时也把它们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进行得更加彻底；而从原有激进派中分离出来的青年思想家，以格吕克曼(André Gluckman, 1937-2015)、贝尔纳特·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 1948-  )、庄·马里·贝努阿(Jean-Marie Benoist, 1942-1990)、庄·保尔·多列(Jean-Paul Dollé, 1939-2011)、米歇·格林(Michel Guérin, 1946-  )、柯里斯蒂安·钟贝(Christian Jambet, 1949-  )、吉·拉德鲁(Guy Lardreau, 1947-2008)、弗朗斯瓦丝·列维(Françoise Lévy)及费里普·内莫(Philippe Némo, 1949-  )为代表，给自己贴上“新哲学家“(les nouveuax philosophes)的标签，对他们自己以往的哲学观点，进行忏悔式的理论清理，试图创立新的时髦思潮“新哲学” 。

      显然，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连续不断进行的自由学术争论所带来的理论建设和文化重构的活跃繁荣局面。精神分析学、存在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符号论、诠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建构主义、新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派别、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先后登场，各抒已见，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创造局面。

      1980年，伟大的思想家沙特和罗兰·巴特先后去世的事件，曾经给我很大的心灵震荡，激励着我以更加狂热的情感，潜心阅读他们的著作，并认真思考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先后逝世，使我感受到时间的紧迫性、生命的短促和脆弱性，也使我更加珍惜生活的一分一秒，以的效率投入研究。从1979年到1983年，当我在巴黎大学准备和撰写博士论文《论霍尔克海默的唯物论》时，在北大时期所形成的原有的马克思思想观点，开始同在法国时期所感染的各种新思想相互交错和进行对话，构成了我本人思想转变中紧张和有意义的新阶段。

(Collège de France)、巴黎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des Sciences Humaines et des Sciences Sociales)、巴黎大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 Nationale Normale Supérieure de Paris)等著名高等学府，直接聆听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保尔·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1905-1995)、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 1914-2007)、杜美济(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及米谢·谢尔(Michel Serres, 1930-  )等人的讲演、课程和研讨会，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当代法国各重要思想家会面，同他们直接对话，讨论共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

      1983年到1988年，我获巴黎第十大学副校长拉毕卡(Georges Labica, 1930-2009)教授同意，参与他所领导的科学研究小组，并成为他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担任国际学术杂志《当代马克思》(Actuel Marx)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并在它的创刊号发表论文“激烈变动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同时，我也很幸运，能在我的指导教授魏德林和奥利维耶·勒沃·达伦的推荐下，在著名哲学家德里达、法国哲学会主席贾克·董特(Jacques D’Hondt, 1920-2012)和拉毕卡的帮助下，在当时由密特朗总统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巴黎国际哲学研究院(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 Philosophie)中，连续两年主持关于现代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研究的研讨会。所有这一切，为我提供了珍贵的学习的机会，也为我开辟广阔的新视野，有助于提高我对马克思思想的反思能力。

20世纪70年代，对于法国思想界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单纯接受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Hegel, Husserl, Heidegger，法国人简称为“3H”）和“三位怀疑大师”马克思、尼采、弗洛依德( Marx, Nietzsche, Freud, 法语trois Maîtres de soupçon，简称为3M)思想影响的时代，转向具有独创性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时代；也就是完成了从对于黑格尔辩证法、胡赛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推崇，从对于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的怀疑精神的追求，转向以自身思想创造为基础的自成思想体系的成熟阶段。

      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世纪交接时刻，历经三十多年的争论和创造，在法国思想激烈变动的洪流中，不只是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生活图景以及各种物质的、有形的社会宏观架构的变革结果，而且，连同那些隐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禀性、喜好和品味以及在无声无息中影响到行为举止的各种心态和思想风格的变革，也表露无遗。越是深入细腻地探索其中的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