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索性把书中母女关系重新理了一遍，改成目前这个样子。由此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连续在上海北京台湾等地播放，也在新加坡放映。我一集也没敢看。为什么？因为改得面目全非，不合情理，看了生气，何必？
有评论家在报纸上写文章。“虹影不是上海人，怎么能写上海？”我读到这可爱的评论，就笑了：写秦淮河妓女，只有请南京人了。小说出版后，自居专家的老上海，历史考据癖，对细节特别在意，他们仔细寻找我的“硬伤”，至今没有人找到。
有不少人说，虹影的确很怪，在封内页上竟然做了个史无前例的声明：“本小说绝非向壁虚构。”虹影喜欢写“真人真事”，本性难改。小说《K》吃了三年官司，她倒真是衣带渐宽，荷包缩小，终不悔;又说思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虹影对自己让人上当的能力非常有把握，腾挪凌虚卖关子。
近年出版的上海背景小说，大多是小姐小打算，小资小情调，给人的印象，以为上海的现代性，就是小女人气。甚至今日的“上海品格”，也有意望小气里走。此可谓大错特错。我认为现代上海的开拓者，无论华人洋人，女人男人，都有点气魄。既然有胆子声明“欢迎对号入座”，我当然明白，谁人的先辈安坐在里面！
为回答所有这些书外是非，本修订本加了“章外章”，毫无保留地坦白我在上海的几年生活经历，以及写作经过。读者幸勿错过。如果有批评家看了，还认为我作假，那我就对他投降。
还愿到上海（代后记）
我们一家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靠着山脚岸边长大，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言子”，笑成一团。只有一个人不一样，那是我父亲。
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我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说的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
父亲一辈子都想顺江水而下，回到长江入海的那片广阔的平原，那生育他的土地，但他只是一个病休的川江拖轮驾驶，在家烧饭做家务，六个孩子数着米粒下锅。社会底层的人物，能有什么奢想？只能闲下时看着滔滔江水，男人家也不能尽在落思乡泪。
但是父亲是个大度的人。街坊上有痞子看见他软弱可欺，对他说话如凶神恶煞，让我这小姑娘怒火直冲天灵盖，恨不得一刀挥过去。父亲却不记恨，当这种人需要他帮忙时，比如借盐借米时，父亲照样给，别人不还，他也不要。有一年坡下有户人家起火，父亲提起灭火器，就往坡下冲，火灭后，他的脸一身衣服都熏得黑糊糊。
今年上他的坟，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烧完了纸钱，烧这书，火旺旺的，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血缘关系固然重要，父亲与我之间，却超越了父女天伦：他虽不是我亲生父亲，却是我爱之人，他身上的善良、同情心，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因为他的存在，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
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
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售票员厌烦地说：“外地人，拎勿清。”
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
终我与上海还是“隔”。
但是，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
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我从重庆到上海，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这没有什么错，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不必皆知众生苦。
我想问自己，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我不得不想象“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
而我母亲的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对女人却很有流氓本色。母亲还是逃离了他。
我开始准备写这本书时，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后来发现可写的是一个女人，如我的母亲，她那双大脚，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怎么遭遇奇迹，陷入地狱；又从地狱返回，历遍人间。
这才出现这本“虚拟自传”。
写完这本书初稿，去年已落的桃花，又一次花开，又一次花落。我很想让父亲知道，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为他还了一个愿。
我今年回重庆，去上坟的那天夜里，梦见父亲，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他还是一口天台话：“客舍如家家如寄，谁问花开尚如昔？”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把我惊醒了，难道父亲的灵魂陪我当了文人？
我看拂晓的窗外，果然如父亲托梦所言，梦中的那片桃树，长到了梦境之外。
导语摘要
《上海王》是著名作家虹影“重写海上花三部曲”（《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中的*部，讲述了清末民初上海一位传奇女子的故事。
父母双亡的乡下丫头小月桂被卖身妓馆，鸨母新黛玉嫌弃她粗手大脚不能接客，只用作粗使丫头。不料，洪帮老大常力雄却对她一见倾心。
常力雄要娶小月桂却突然遭到暗杀。而断送常力雄性命和小月桂前程的竟是她的一个眼色。小月桂沦落十里洋场*底层，却念念不忘常力雄。
小月桂借助自己当初一个眼色救下的新任洪帮老大黄佩玉之力东山再起，成为“申曲女王”筱月桂，却调查出黄佩玉正是暗杀常力雄的策划者。
筱月桂联合常力雄旧时保镖余其扬设计杀死黄佩玉，并将余其扬推上洪帮老大的位置。而真正的“上海王”却是幕后的筱月桂。
章外章 我怎么会写这本传记 几年前，我刚丢掉了一家报社的工作。从学校毕业，我就在那里当记者，做得相当尽职，但就是这份敬业精神让我惹上了麻烦。具体经过我懒得说了。回想起来，像我这样的性格的女人，恐怕早晚得卷铺盖。应当说，我没有早被开除，还要感谢报社领导的容忍大度。不过被婉辞当日，我几乎像被雷击了，我个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绝境。一下子成为社会弃儿：无工作，无工资，无宿舍，无朋友。付不起房租，马上就会无家可归。我不去整理自己简单的行李，躺倒在床上，灭了灯，离开了争闹的世界，索性仰头大睡。我没有想到，那夜，在我的生命标出了一个转折。 大汗淋淋醒来天已亮，摸摸临窗的小书桌，有点潮，晨雾露气染的。不过照镜，我的脸色红润。看相人都说我八字大，不必避邪，不过邪也不避我。“绕不过去的！”梦中的这女子，神情奇怪地朝我眨了眨眼睛，“不如四周看看，找到了就抓住。”我打开窗。早晨和夜一样寂静。窗外是墙，但伸出头就可看到一个拐角，后面是一幢洋房，墙上爬满深红色的玫瑰，奇香诱人。我从来没有注意，自己住的地方周围是什么。现在一看，好像还有点名堂。我站在路边，看墙内的空荡荡的操场。向看门老头打听这地方，说这是一所职业学校，暑假就空了。我问这地方以前是不是一所戏剧学校？看门老头很惊奇地看着我，说真是的，很少有人记得，七十年前，有个剧界名伶买下来，建了上海*个戏剧学校。每天一早这阵子，那些漂亮男孩女孩就在这儿练唱练舞，一口气翻十个筋斗。我追问下去：“一个女伶哪来这么大笔钱？”看门人摸摸脑后勺说，他也弄不清楚。他突然对我说，“你要运气好，你遇上刘骥先生。这儿的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他就住在附近，有时走过来散步。”“真的？！”我眼睛一亮，中国人当然知道剧作家刘骥，如同西方人知道莎士比亚一样。 于是，我不得不振作起来。每天晨跑晚跑，有事无事，都上这个操场来一圈，这天终于看见操场上有一个男人，一头银发飘洒，他穿着质地很好的中式褂子，布鞋。虽然拄着手杖，却依然风度翩翩，消瘦但不衰弱。我向他走过去，他这样的大名人，我当然认得出。刘骥先生日后提起过这一天，说我跑到他跟前的*句话就把他吓了一跳：“刘骥先生，我看到你每次在这里散步，就想起谁。”“谁——？”“她——！”“你怎么知道？”“她告诉我的。”其实当时我说的“她”，是梦中见到的女人。刘骥先生笑了，他伸出手说，“小姑娘——”其实我早就不是小姑娘，但对满头白发的人而言，充充小姑娘也不错。“小姑娘，我们有缘。”他住在不远的富民路，早就不上班了，像他这样等级的大师，少有的国宝，没有退休一说。我有幸结识这么一个半神式人物，自认为是莫大的缘分。我这才下决心，住定下来，找个工作。有家流行杂志，编辑部正好在沪西，同意雇佣我一年，年终看“业绩”，决定合同续不续签。这家杂志只管赚钱，生存起来单纯一些。我从网上找到就近一幢老房子的亭子间，租金便宜，就搬过去了。 我第二次见刘骥先生是在他家里。相处熟了，才发现刘骥先生完全不像老人，虽然行走不便，却是耳聪目明，谈笑风生。他旁边有个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陪着，表情冷漠地听我们说话。我以为是他的孙女，结果是他红颜永驻的夫人。她眼睛始终没有正眼看我，我和她只有几句客套的寒暄。开始时，我怀疑刘骥先生有意收下我这个文学女弟子，只是风流脾性不改。我心里恼多于喜。日子一长，我也被这个老人开化了，觉得人生难得真性情。很少听到他谈学问，尽听他谈文坛往事，流言蜚语，而且男女关系上的传闻还特别多。如果我把当时每天回家记的笔记整理出一部分发表，定能让现代文学史教授吓一跳：他们崇仰的那些革命文学大人物，原来做过比今日文学青年更荒唐的事。 《新良友》周刊编辑部是一幢旧洋房，走廊和办公室挂满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刊物的封面复制品。这家满是图片的仕女杂志虽然对不上我的口味，但也知道全国报摊都把它放在打头。要迫使我自己不会认真起来，在这里混饭吃是*好的。那天主编走进编辑室，说《新良友》*的遗憾，是一直未能采访到上海小资女作家*块牌子丹仪，问谁有办法。编辑室当时只有三个人，都朝我看，因为那两个人已经吃过闭门羹，只有我去撞撞大运。我勉强说，“我只能试试看。”主编表示，若能采访成，稿酬从优。主编走后，几个同事说，他们碰钉子绝非偶然，下面是一大套女人经：“我看丹仪脸上全部是做过的！”“总应当有五十了吧。据说她母亲是“老良友”的作者，与张爱玲共过事。”“这个女人自命张爱玲转世，怎么会向你露真面目？”实际上我心里暗喜，丹仪就是我师母，刘骥夫人，即便她不给我面子，她也会给自己一个机会。凭着一种敏感，我几乎能断定她会与我大谈一番。 果然，丹仪约我到外面谈。她穿了件新式旗袍，妆化得浓艳，但是皮肤很好。指甲涂了*的多色荧光。据她说，外祖母是什么解放前一家银行经理的少奶奶，在法租界有一大幢三层楼的蓝房子。我们坐在瑞金路一家咖啡馆里。她津津乐道身上的衣饰是在哪个欧洲城市买的，什么季节用什么巴黎香水，如数家珍地说了一串去过的欧洲国家感受，这点倒符合我上司给我的采访要求。我真不明白我的同事们出了什么错。我知道，在七十年代末，刘骥先生忽然变成稀有的“出土文物”，外国竞相邀请。二十年中走遍全世界，永远有丹仪陪伴在侧，一直到他*近实在走不动为止。但我明智地不提刘骥。“上海小资女人*块牌子。”我开门见山问她这个外号的来历。她一笑，“当然我不会做这样的自我标榜。”她淡淡地说，“不过这称号没什么丢脸的。就是被当今那些‘小妹妹’们弄得太俗气了。”侍者过来，我点了啤酒，她点了一杯冰咖啡，接着说，“难，趣味这东西*难，三代富贵方知饮食。美国人富了一百年依然粗俗！如今上海小资女人学时髦是靠看美国肥皂剧，靠研究贵刊——真是俗不可耐。”我一手端着啤酒，一手忙着记她的话。突然她警觉地问我：“你呢，不像上海女子！”我点点头。我的确不像。就在这时，她用简单的欧洲星相，判断了我的性格。她话题一转，问起我的生日。原来我是处女座出生的。这样的人，对神秘、悬疑、危险，甚至暴力，有着难以言喻的好奇心，好奇心可引导出创造性。但可能过于执著而走火入魔，不可收拾。如果弄起艺术，则追求完美，几乎成病态。丹仪对我这么说。我完全明白她指的是什么，应当承认，她说的很准。我不能不叹服：我这个扬子江水手的女儿，一辈子不入时流。“至少你不生在上海。”丹仪不容反驳地说。这话说到要害上。隔一条江，水土就不一样，哪怕是跨过一条江过来的，就生来不是做上海女人的料子。丹仪那天还说，她诧异我这样的人，竟然对小资女人这题目感兴趣。我心里一紧。莫非这个女人打听到什么消息？在本地小资像寄生虫一般长出来之前，上海的天下，属于大开大合的女人，那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女人。不过我的书还没有开始写，她怎么知道？ 刘骥先生进了医院，让一个护士投信，叫我去见他。那是个阴沉沉的下午。他本来脸就瘦，现在脸更瘦，而且眼圈灰黑。我突然明白，他的日子长不了，看到我来了，他似乎等待已久，竟然拉掉鼻子上的氧气管，坐起来。我急忙阻止他，他不理会，一个手势拦住了我。人之将死，其言才真。他的话没头没尾。可能他知道我了解他的上下文，开场白就省了。他说我们这种知识分子，走进现代，是假的，浮面的，赶时髦而已。老百姓活出来的现代，例如抽水马桶浴缸之类，才切切实实，什么革命运动政治清洗都改不掉的。他张开嘴想大笑，可怜这个时候，他已是有笑之心无笑之力了。上海就是物质的，现代上海，就是物质的集合。坐在上海的抽水马桶上，思维还能抽象？我只能代刘骥先生大笑。他看来一直在等着我落进他的话语圈套，便叫我从他的床底一个帆布包里，找出一个牛皮信封，让我当面打开。里面有相当多发黄发脆的剪报，内容却一样，都是关于一个我没听说过的沪剧女演员，叫筱月桂。看到我很惊奇，他眯起眼睛，缓慢地说：“你能写点像样的文字，我也知道你写的东西不痛不痒，其实无啥意思。如果以后真想写出一点有意思的东西，就写筱月桂，这是我一生见过的*了不起的女人。”他说完话，靠回枕头上，话多了脸色疲惫。护士赶了过来，给他重新插上氧气管，先生的女儿用眼色示意我退走。我意识到他以前多次提到过的小月桂，就是这个女演员。那个下午是我和他*后一次见面。不久后，先生去世。但是他临终托付给我的事，却苦了我。我查了上海戏剧史、文化史、经济史，甚至上网“Google”、“百度”一通，也找不到“筱月桂”这个名字。请教了一些老上海文化人，倒是听说过这名字，是个“坏女人”，“女流氓”、“白相人嫂嫂”，还有人称之为“黑社会淫妇”，而具体材料却无人提供。所以，刘骥先生交待的这事，我觉得有点蹊跷，没有上心。直到我又一次陷入颓唐，成天提不起精神，上班混工资，写时髦男女如何消遣，下班后泡酒吧寻碟片上网，觉得天下万事，都能狂眼横扫，一痞了之。一直到前些日子，我为了不值得的小事与《新良友》主编大人吵了起来。他倒没有说解聘，但我觉得如此只求生存，太没有意思。这时，我想起刘骥先生的嘱托。我干脆请了病假，放弃几天工资，坐到图书馆去仔细翻找民初旧报。一个女人社会名声能坏到如此地步，所作所为，必是当时社会不能容忍，今日也未必乐见。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天天钻纸片堆，弄得蓬头垢面，果然读到不少材料。她的事像磁铁，我一靠近这一大堆材料，就无法走开。 刘骥先生年轻时在爱情生活上弄出很多故事，在三十年代文坛，几乎有登徒子之名，但始终是在新文艺界人物中周旋。后来刘骥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左翼戏剧的一面旗帜。他从未当高官，却比那些光会打棍子的人物聪明得多，善于保护自己，从未在政治运动中吃比别人多的苦。解放后他不再写任何作品，可哪个电影戏剧的委员会都少不了他，哪届政协都落不下他，不少人恭称他为“中国现代戏剧之父”。名声显赫、德高望重之后，他早期与如意班合作，没有人提起，他自己也语焉不详。刘骥这个人，不方便提的，他就不提；而绝口不提的，自然有绝不方便之处。我敢肯定，刘骥在心底里，是暗恋过筱月桂的，只不过没有表白的胆量。证据就是，他在医院里嘱托我写筱月桂时，除了说“这是我遇见过的*能干的女人”，还添了一句“这是我遇见过的*美的女人”。虽然声音轻了下去，好像是怕得罪什么人似的。或许他认为这话不应当让妻子丹仪听到，其实她那时不在病房里。*让我对筱月桂这个故事动心的，就是他这句半吞半吐的话。也许，是我心里一点暗暗的嫉妒吧。刘骥一生和多少女明星有过交往，筱月桂的确漂亮，或许比她们都漂亮，但毕竟还没有被公众评为二十世纪上海*美人。刘骥这句赞美，明显带着个人感情。我们相处一年多，直到他仙逝而去。一年中，惟一他谈到学问，就是吹嘘他如何巧译Modern一词。当时什么概念都得自找翻译。他译成“摩登”，顿时风行。其实他当时想到的是《楞严经》中那个淫荡女摩登伽，把佛弟子阿难拖上床，几乎坏了他的德性。现代，就是坏人德性的尤物，像当时某些时髦女子。他说当时灵机一动，妙手偶得，现在看，还真有大学问可做。言毕他哈哈大笑。我当时真怕他笑得背不过气来。我现在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想到的摩登伽女就是筱月桂。 我假期结束上班的*天，就把筱月桂的故事送到主编那儿。我们的杂志的风格是白领小资，有人物栏目，介绍昔日明星名媛的传奇色彩故事。我认为我写的传记，文字功夫不说，传主人物*有意思。从办公室出来，我有意顺着刘骥先生住的方向走回住处，心里十分怅然，感觉他依然活着，他只不过是在等着我写筱月桂，只不过是让我单独去认识一个人而已。他的那间书房对着外花园。看着那窗纱在风中拂动，我想告诉他，经过千辛万苦的周折，我终于找到筱月桂，也是我运气好，是她亲自接的电话，似乎心情不错。于是我在电话里与她聊起来。刘骥先生的魂魄知道了，一定会高兴。但是我也知道，如今是丹仪一人住在这儿，我没必要去打扰她，便从门口走了过去。 主编板着脸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待我走到过道上，编辑部其他同事就幸灾乐祸地低语开了。为写昔日上海申曲星后筱月桂的传记，我整日神魂不安，但翻资料那副狠劲儿，不好好梳妆打扮，来去匆忙的样子，不可能全瞒着这些隐私虫。当我交上稿，希望刊物连载，恐怕都传遍了。主编关上门，一点不绕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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