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六十多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人民普遍生活于贫困之中，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开始走向全面小康，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经济总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实际上，贫困并未远离我们，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返贫和贫困的代际传递等现象仍很突出，贫困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体现在能力、机会和权利方面，赋予贫困群体以社会救助权，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有着更为根本性的意义。（一）本书的研究背景贫困是人类发展中的敌人，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政府和人民与贫困作斗争的过程，从改革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就走上了解放生产力，实现经济全面增长的道路。为了应对贫困，中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协调、监督、检查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更形成了一系列反贫困的政策和制度，如城乡生活保障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医疗救助、教育救助、灾害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中国反贫困的成果举世公认，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贫困并未远离我们，以生活保障制度为例，中国并未实现“社会救助的全覆盖”，根据《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农村还有2328.7万贫困人口未获得社会救助。同时，贫富悬殊的问题愈加严重，有资料称，1985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的增长速度为世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70年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为0.21—0.24，城市居民则是0.16—0.18，而2008年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48，其实早在2004年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53或0.54，无论是哪一种说法，都远远超过国际社会公认的0.4的警戒线。除此之外，实践中因病致贫、因教育致贫以及返贫现象大量存在，社会救助的城乡差别仍很明显，这些问题都为中国下一步的反贫困斗争提出了挑战。其实，如何应对贫困取决于如何认识贫困，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一直在发展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人们认为贫困就是收入不足、物质贫乏，后来，阿马蒂亚·森等人开始注意物质贫困背后的精神贫困问题，围绕能力、动机及权利等因素对贫困展开了新的分析，并逐渐引起学界注意。本书认为，权利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根源和表现，穷人之所以贫困盖因其权利享有不足。当然，权利又可分为多种类型，借用马歇尔（Marshall Thomas Humphrey）的权利学说，可将权利分为三种，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当代中国，贫困群体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已基本实现，而社会权利则存在较大不足，这也正是其贫困的根源。在社会权利中，社会救助权正是与贫困群体的生存发展联系为密切的权利，可以说，中国当代的贫困问题与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权享有不足有直接关系。那么，当代中国公民为何不能充分享有社会救助权呢？这既与历史传统有关，也与现实环境有关；既与公民尤其是贫困群体的政治素质和权利意识有关，更与制度环境有关，“只要公共政策得当，一个物质丰裕的现代世界是完全能够杜绝饥荒发生的”，贫困群体积极脱困需要的权利资格和能力塑造必须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其中，政府是能也应当创造这一条件的主体。因而，本书不同于法学视角和社会学视角对社会救助权利的研究，而侧重于从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救助权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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