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素颜锦华

季　祖先的爱情

我的父亲在他四十岁时就如预言家般发表过这样的见解：我们家会一代不如一代。我知道那话是冲着我说的。当年以全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中国知名大学的父亲的确有说这话的权力。我的学习成绩即便优异也无法入他老人家的法眼，而我那脆弱而敏感的性格则更让他感无比到恼火。他说我那多愁善感的性格完完全全地跟了我妈……不过，我的母亲可是当年那所全国知名高校有名的才女。但事实或许也不完全是这样，老爸有一次也不经意地自言自语地说我那副傲里傲气的‘德行’跟我那爷爷有点像。

对于爷爷，我的印象已经很模糊，他在我八岁时就过世了。我不知道我那致命的性格中继承和遗传了祖先和家族多少荣辱和兴衰的印记。关于我的曾祖父、爷爷以及我的老爸一脉相传的历史是有一次在老爸喝多了、拍了下我的脑门告诉我的。

在我可追忆的家族历史中，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曾祖父六十八岁、民国三十年那年。作为当地知名乡绅的曾祖父是手里握着宝剑惨死在日本人枪口下的。这也是我以后拒绝使用日货和听到日本人在侵华的诸多问题上死不认账就怒火中烧的原因。

据说，当时日本兵离县城已很近了，打偏的炮弹不时地呼啸着从屋顶飞过，村子里的人都快跑光了，家里所有人都在劝曾祖父先躲一下，曾祖父不知是舍不得自己深宅大院中的万贯家财，还是当年参加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经历让他根本没有把日本鬼子放在眼里，刚过完六十八岁大寿的曾祖父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屋，大叫着：“你们怕，你们都躲开！庚子年，‘八国’来的鬼子我都不怕，一个小小的倭寇就把你们吓成这样！”当时只有五六岁的爸爸受爷爷指使抱着我曾祖父的腿，哭喊着让曾祖父跟大家一起走。曾祖父大声呵斥着爷爷让他把当时只有几岁的爸爸抱走。后，曾祖母和爷爷奶奶领着爸爸和其他家人一起跑到几十公里外的深山里、一个远房亲戚家躲了起来，又不敢走远，担心曾祖父出点什么意外。因为家里只剩下曾祖父和一个给家里喂马的瘸腿老马夫。

日本人进村的时候，村子里其实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后来大家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这个当时被吓得钻进贡案下面的马夫讲述的。

当年，六十八岁的曾祖父正襟危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手里按着那把当年用来抗击八国联军的青钢宝剑，当日本人蜂拥而入这所大宅院的时候，这里悄无声息。他们肯定认为这里的主人早已抱头鼠窜了。便没有把自己当外人，捡值钱的东西大肆搜罗起来。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八仙桌后的太师椅上还端坐着一位神色冷峻的老人，正当他们抱着东西东屋窜到西屋叽里呱啦么希么希的大嚷大叫时，素有实战经验的曾祖父不动声色、手提宝剑轻轻地靠近一个正撅着屁股抱着一个精美珐琅镀金痰盂东瞧西看的日本兵，大喊一声：“小鬼子，纳命来！”说完挥剑朝日本兵脑袋上砍去。

日本兵一声惨叫，一捂脑袋，一只耳朵已不见了，扔下手上的痰盂抱起脑袋就往门外跑。曾祖父提剑大喊着追出了房门，院子里正在抢牲口的三个日本兵听到喊声赶了过来迎面碰个正着，正当曾祖父举剑砍向这帮强盗的脑袋时，几声枪响了，曾祖父身子晃了几下一头栽倒在地下，没有了耳朵的日本兵返身回来，捡起曾祖父掉在地上的宝剑残忍地将已经倒下的曾祖父的头颅砍了下来……

第二天，曾祖父的头颅就被日本兵挂在了县城老城的城楼上，一连挂了三天……我还记得老爸在讲述家族这一段历史时眼中那敬默的神情和微微发红的眼圈，他把桌面上满满的一杯酒轻轻泼在了地上。

当时，一子单传的爷爷在两天后才得到这个噩耗，如同发了疯似的不顾曾祖母和奶奶的劝阻连夜潜回了村子。正愁找不到‘马夫’（那个吓坏了的老马夫第二天就跑逃回了大山里）的日本鬼子终于抓到了一个好劳力，灵机一动的祖父像良民一样干起了马夫这份差事，替日本鬼子赶起了马车。没过几天，他就把不知从哪里搞来的一整包的砒霜都掺在马吃的饲料和日本兵吃的粮食里。事情弄大了，三个日本兵和五匹马成了曾祖父的陪葬……爷爷这一回逃的远，跑到了西安，在一个远房的姑姑家躲了起来。曾祖母和奶奶也随后跟了过去。直到民国三十三年日本鬼子投降才回到了山西的老家。

经过多方探询，曾祖父的遗骸始终无法寻到，但据村子里的老人们说，当年曾祖父的遗体很可能和那次‘砒霜’事件受牵连的几十人都被埋在村东头的一个大坑里，那里至今仍常常有怪事发生。有人说：晚上在那里常能听到女人哭泣的声音，呜呜呜的……还有村里一个老辈人曾说在一个电闪雷鸣的晚上看见我一个没有脑袋的人手拿一把长剑浑身是血、嘴里好像大喊着：小鬼子，还我的头，我要我的头……

从那以后，夜里，村上再也没有人敢从那里走，那里至今还是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坟地。所以，我们家后来的那块据说是麒麟踏过的‘风水宝地’里只有曾祖父的衣冠冢。

从西安回来没两年，曾祖母积劳成疾也驾鹤西去，家里只剩下被日本兵荡劫一空的大宅子和三个人（爷爷、奶奶和老爸），按说家道便要从此中落了。

日本鬼子走了，在家里起顶梁柱作用的不是继承祖风以勇武见长的祖父，而是冰雪聪明的奶奶。

在爸爸的叙述中，我那早逝的奶奶有着传说中桃花岛黄夫人所具有的那种过目不忘之才。即使是一张写着几十味药的中医药方，她只要看上一遍，即可倒背如流且分毫不差。爷爷虽然成了落魄乡绅仍排头十足，完全成了甩手掌柜的，里外不操心。家里的事情一应大小都由奶奶操持。从柴米油盐到上百亩的良田都由奶奶一人精打细算和操管。奶奶的勤俭持家加上那几年的风调雨顺，没过几年家境就又殷实起来了。一九四九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家的一百多亩土地和几乎整座院落都分给了贫下中农，所谓的祖宅仅留下了自己住的一间主屋。

县上派的土改工作组就住在我们家的堂屋里，奶奶用自己陪嫁时带来的一对金手镯和两条托人从县上托人买的两条香烟使我们家的阶级成分由地主变成了中农。后来的所有事实证明：奶奶的这次深谋远虑几乎改变了我们家后面几代人的命运。往后的几年以至几十年，爷爷免除了被扣上“地主恶霸”帽子的厄运；爸爸也没有变成至今还令人心有余悸的“地主崽子”。而我呢，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填的个人履历表上成分一栏里再没有写下令人屈辱的“地主”两个字。

曾祖父在世的时候乐善好施，爷爷在村里也素无恶名，一时间竟他又被大家又推选为村主任，爷爷虽出身富庶之家却无好逸恶劳之习。曾祖父不仅遗传给了他健壮的体魄还使他养成了习武健身的习惯，长得身高体壮，干起农活来也并不比那些贫下中农差。

新中国成立后，爷爷的变化很大，由一个衣食无忧的地主少爷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满手老茧的庄稼把式。不过，他天生是那种能吃肉也能吃糠的主，可以算是养成的剥削阶级的坏毛病是爷爷每天晚上睡觉前必须吃几个由奶奶特制的用蜂蜜做陷的油糕。这都是曾祖母在世时给惯出来的，那时家境殷实，这种特制的蜂蜜陷的油糕不过是家里日常食用的点心，即使在爷爷寄居西安的那段日子，奶奶也总能想出办法让爷爷每天晚上都能吃上两个油糕。后来的日子过得艰难一些，但奶奶即便是东借西凑也没有让爷爷断过顿。

爸爸是那时全家的希望，小小的年纪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学起功课来毫不费力且回回都是，后竟以全县理科状元的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电子学系。爸爸上大学花的钱是奶奶新中国成立前偷偷藏在地下的一坛子“袁大头”。那是我们家后的家底，也是聪慧的奶奶重振已彻底中落的家道的后希望。就在爸爸清华大学毕业的第二年，一向体弱多病的奶奶终于心力交瘁的过世了。她走得很安详，是坐在家里那张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紫檀木椅子上睡着了。

她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丢下孤单的爷爷一个人走了。

奶奶走了后，受到打击的无疑是爷爷。爷爷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了无生气。据爸爸说：爷爷像所有受了巨大刺激的人一样，头发在几天内全白了。奶奶在世时，常说爷爷没肝没肺。奶奶死了，爷爷又像是没了魂似的。常常是一天才吃一顿饭，人也很快脱了形，连胡子也很少刮了，像个七十岁的老人。其实那一年爷爷还不到六十岁。

村上的老人都记得，平素里时常开怀大笑连房子都震得山响的爷爷像是一下子变成了哑巴。当了多年的村主任也不干了。这情形直到爸爸妈妈有了我和弟弟后才有所改变。尤其是妈妈在生下我的弟弟时，爷爷大喜过望，竟跑到我们家的祖坟上号啕大哭起来。因为在我们家族可供考究的族谱上，从明朝末年到现在，几百年间，几乎都是一代单传。我们祖上的好几代人都请过风水先生看过了，认为是我们家阴宅有问题。曾祖父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曾花了十两黄金让一名据说是从楼观台来的道士另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迁移祖坟。那个道士曾告诉曾祖父，此地头枕南山，足抵汾水，地势缓匀，精气灵脉聚会于此，呈虎踞龙盘舒展纵横之气，他百年以后葬在那里，不但可以荫泽后世，而且据他推算，家族以后还会出几个状元……但后来世事难料，那块新选的风水宝地里却只埋有他老人家的一套衣冠。

中农出身的父亲大学毕业后没有回到祖籍，按当时的说法是：他还必须接受锻炼，于是响应了党的号召支援了大西北，成了西安一所二流工科大学的一名教师。父亲对这个分配是非常的满意，因为我母亲的老家就在离西安不远的一座县城里，同校中文系毕业后也令人惊异的分配到西安一所师范院校教授国文。这么具有人性化的毕业分配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简直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父亲有一次笑么嘻嘻地告诉我：“我和你妈是在要求进步的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小组认识的，当时，我的出身不好，属于后进分子，是你妈帮扶改造的对象，每天我都要向你妈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轨迹，有时她还嫌我写的思想汇报不够深刻，晚上回去还得重写。开始的时候，你妈对我要求可严了，总说我对的某些语录理解得不够深刻，而且在行动上也没有认真地贯彻，这样很容易滑入地主等剥削阶级的阵营……而我呢，呵呵，则是乐此不疲，到了后来每天几乎要将汇报写上好几遍，学校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在谈恋爱。（谈恋爱这个词在当时是危险的。无产阶级的人们即使结了婚，也只能说是因为革命的友谊使他们走到了一块儿，他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人类）毕业分配以后，只过了一年，我和你妈就结了婚……”

现在想，当时似乎所有的事情也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那一年爆发了。年轻的父母一下子变成了人人唾弃的“臭老九”。被胳膊上带红箍的学生用教鞭赶下了讲台。再加上父亲的出身成分不好，属于‘上中农’（以前他总是含糊地告诉我是中农），按当时的说法，不要说是“上中农”，就是“下中农”也是极易蜕变成地主剥削阶级。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会立刻加入到资产阶级的阵营。于是年纪轻轻的父亲便被和那一群胡子眉毛都白了的反动学术权威一起被拉上台子接受批斗。

老教授们站在台上一个个东倒西歪，有的已被剔了飞机头，抱着个脑袋羞于见人。父亲则自觉地将自己的头让母亲帮他弄成光头。造反派头头一看，认为父亲的认罪态度好，在大会上还表扬了一番。过了几天，站在台子上的老教授们（除了一个女先生）也一个个都自觉地剃成了光头。然而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第二天，长着一脸青春痘的革委会主任文达却将这帮走资派们拉上了操场，要开现场批斗大会，说是要让事实证明这些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是怎么的不堪一击。

老教授一个个面面相觑，哆里哆嗦被带到了操场中间。操场上红旗招展，一台巨大的履带式拖拉机就停在中间，一个红卫兵头头噌地一下跳到拖拉机的踏板上，一手抓住司机楼的门把手，另一只手做了一个“洪长青”式标志性芭蕾舞“向前进”的动作，引起了一片万人迷般的掌声。表演结束后，现场批斗立刻开始。这时，先上来了一个五大三粗面堂黝黑的红卫兵，在做了一个飒爽英姿的样板戏动作后，走到拖拉机前象性地挥了挥粗壮的手臂，然后举起一个八磅重的榔头只几下就将拖拉机的履带哗啦一下卸下了，然后抽身退下。这时，出身行武有着苦大仇深革命家史的造反派头头文达走到前台，充满阶级仇恨地向走资派开始喊话：“你们这些老东西不是有教‘力学’的吗？还有什么平时说懂机械的，都给我站出来！我现在考你们！把拖拉机的履带给我安上！就是你，还往后躲！”一个长得瘦小枯干带付小眼镜的小老头首先被揪了出来。可怜的小老头腿打着战走到拖拉机履带前，晃啷晃啷上了半天也没将履带安上，后一屁股坐在地上。还是刚才的那个健壮的红卫兵一个高蹦了过来，手拿一把大锤，过去，铛、铛、铛几下，就将拖拉机的履带上好。这一回，又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现场批斗会就是这样生动和具有说服力。老教授们一个个跟输了钱似的头低得更厉害了，全成了罗锅。只有老爸一个人扬着脖子站在那儿嘿嘿暗笑。

“你这个‘地、富、反、坏、右’笑什么！不服气怎么的？要是你能两分钟把履带卸下，我就算你是劳动阶级的一分子，要是弄不上的话，小子，别怪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不客气！”一个院办小工厂干粗活的造反派头头当众放出了大话。想教训教训眼前这个年纪轻轻一脸书生气的家伙。少不更事的父亲此时却像着了魔似地二话没说径直走了过去，没用一分钟就完成了他一生中的一次壮举：只用了一榔头就将履带给卸下了，几千人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几个造反派头头面面相觑，后还是那个革委会主任文达上前稳住了阵脚，发了话，在念了一段语录后认为老爸是尚有药可救的“黑五类”，只要接受改造，还是有前途的。并走过来拍了拍老爸的肩膀希望他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识时务者为俊杰，”老爸从此就离开了教师队伍再也没有踏上过讲台。

从那以后，父亲和文达（以后的文教授）却成了莫逆之交，一辈子的好朋友。若干年以后，当文教授向我回忆起父亲当年的壮举时仍不免扼腕叹息。说我父亲是当时他所结识的在那个时代一个敢作敢为的率真之人，只可惜家庭出身不好……

而当时母亲所在的那所师范大学所有的学生早都放了羊。刚当上了助教的母亲也一下子没了事干。恰逢那个时候，我那当了一辈子中医的外公突然病重了，父母便借机回到了我外公那里。其实外公身体一向很好，只是有点营养不良罢了。调养了几天便没事了。谁知父亲却从此就改了行，成了吕氏中医的第五代传人。

母亲是外公的独生女，外婆在生下母亲不久就去世了，由于家里没有男丁，的医术眼看着就没有了传人。那时的学校还正乱着，老师和学生正忙着“大串联”，回去教学是不可能的了，无所事事的父亲便跟着老岳父学起了中医，父亲是个学东西的好材料，虽说半路出家，但上手很快，外公用心教，父亲用心学，没用两年，便小有所成。

那时母亲刚生下我，据说我小的时候非常难带，尤其特别能哭，即便是稍大一些，还是如此。父亲对此非常恼火，常想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我一番，却每每被外公拦住。小时候外公给我的印象是红脸白胡子，他将我视为他的掌上明珠，且疼爱有加，常常趁父亲不在的时候从的药抽屉里给我抓一把红宝石般的枸杞子塞给我吃。母亲发现了不让抓，外公啪的一掌将她的手打开，母亲急了，“那药就剩一点点了！还进不到货。”外公将白胡子一蹶，我要给我的小外孙补补肾怎么啦，再不让我们吃，我们尿她一身，说着把我扬起，半空中就飞射出一条银白色的弧线，“哈、哈、哈这可是上好的药引子，赶快接！赶快接……”父亲气得圆睁双眼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好几件大事，就在唐山大地震的前夜，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弟弟出生了。可以说：我的这个弟弟一点也不像我，他从小就显示了令人惊异的禀赋，即使是在婴儿时，也很少听他哭过一声。他的大脑似乎从小就充满了理性的逻辑以及哲学的思辨。当我和一群大小不一的农村野小子在我家后院里，把外公家传了一百多年的青花笔筒当作蛐蛐缸撅着屁股大呼小叫地斗蛐蛐时，坐在一旁安静地翻看着“看图识字”的弟弟只轻轻地转过头来，向我们投去一丝只有哲学家才有的神秘微笑。

从五岁起，弟弟就对数字极其敏感，在别人眼里看起来繁琐而枯燥地数字他却咀嚼地津津有味。他天生心静如水，对什么好像都没有什么非分之想，这一点和我截然相反。不过，就学习成绩而言，我也似乎并不逊色，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附近那所教育质量不怎么样的学校的骄傲。好几次去县上竞赛都拿了名次，每当外公眯缝着眼睛看着贴满了一墙的奖状，逢人便说：我们家这一辈子又要出不止一个状元了。

就在我快要初中毕业准备去县城上高中时，我一下子突然迷恋上了文学，将母亲所有藏在书柜的中外古典名著偷偷拿到课堂上看。慢慢地，除了语文，我的其他成绩都在下滑，那时的我非常奇怪的感觉到有朝一日我也会写出一部传世之作，记得老师还在讲解‘宝玉挨打’的中心思想时，我那敏感的触角已在开始探寻《红楼梦》这部天书的写作技巧了。平时看上去大大咧咧的父亲其实有时比母亲还细心，他超高的智商能洞悉我十五岁时所有的掩饰与伪装。当有一次我装着把自己关在所谓的书房里一遍又一遍地潜入在《石头记》那深不可测的世界时，父亲如先知一般的出现在我的身后，一把揪住我的脖子。“小东西，我就知道你近不学好！”起初，他还以为我受到了不良书籍的影响开始偷偷探索人体艺术的奥秘，当真相大白时，却摇摇头长叹了一声，说了一句：与其看《红楼梦》，倒不如去看看《水浒传》……

在父亲后来不经意的谈吐中，我似乎理解了他思想中的一点碎屑。在他看来，一个男孩子，要紧的是要有勇气而不是痴迷于儿女情长，勇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智慧更重要。否则，生活对他没有多大的意义。当时，我无法弄清父亲那时看我的眼神中有多少的无奈，也无法知道他那失神的目光中是否已预见到我命运中注定无法禳解的劫难。

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去世了，他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

奶奶过世后，爷爷以前看上去健壮无比的身体好像一下子就垮了，成天少言寡语，他自己又不会做饭，在我七八岁的时候父亲把爷爷接到西安住了一段时间，可爷爷天生离不开土地又闻不惯屋子里那股子中药味，待了不到半年就说什么都要离开，谁也拦不住。爷爷回家后在火车路两边的河滩地上又开了一片地，种一点棉花和大豆，那时的爷爷每天要喝半瓶酒抽半包烟，父亲从他的微薄的收入中寄给他的一点钱根本不够用，有时没烟抽了，爷爷就在火车路两边捡一点烟头，回去把烟丝剥出用旧报纸卷几只纸烟。

那一天，爷爷几天没捡到烟头了，他看见不远处的枕木上有一个长长的烟头，就快步走了过去，那一刻爷爷的脑袋肯定是一片空白，当他蹲下身子抓起那个烟头时，一列飞驰而来的火车以呼啸而来，据现场一个目击者说，爷爷当时愣在那里脸上似乎还带上一丝傻傻的笑容，爷爷死后，村里有人说，爷爷当时是被吓傻了，站在那里不动，可还有人说，那几天爷爷天天坐在奶奶的坟头边傻笑，他看见了奶奶，是奶奶的魂把爷爷勾走了。

母亲生下弟弟后住在又潮又湿的地震棚里，坐完月子后嗓子却突然失了音，说不出话来。外公查遍家里所有的医书也没有找到嗓子失音的原因，后来母亲经过外公的多方诊治虽有好转但说话时间一长还是不行，书是没法教了，生性要强的母亲又自学了财会，后来她也离开了学校，在镇上的一家国营小工厂当上了会计。

在对我学习的问题上父母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镇上的学校好几年都没有出一个大学生了。父亲觉得男孩子上大学还不如去参军，还说：像我这种样子要好好在革命队伍中锻炼锻炼，然而在我家客观上已上了门的父亲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我外孙是做状元的材料……”外公撅着白胡子将父亲臭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