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巧合,撰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恰逢2014年5月1日——“五一国际劳动节”。这距离英文版初稿完成已有3年(约6个月之后出版)。原书采用的是长时段方法——没有深入探究历史,而是关注所研究政党的起源和长期成就;同时也坚持采用一种概述式研究方法,集中讨论一些比较性主题和倾向,而非过于关注经验细节。这在部分意义上有其必然性(如果追踪各国各党的立场和发展细节,需要一支能懂欧洲各国语言的研究团队)。这同时也源于我个人的预期:我希望本书能够在激进左翼政党研究方面提供一些比较性洞见,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而不必受制于被研究政党所处政党体制的短期性变化。 那么,自书稿出版3年来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一些具体细节(非常自然地)已经改变,但本书提出的核心命题仍然准确,在这方面,本书具有长期有效性。2012年本书撰写之时,尚未出现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戏剧性地崛起,这或许是相关的变化。在两次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的得票率从4.6% 跃升至26.9%(只落后于保守党新民主党,后者此后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组建政府)。激进左翼联盟之后的民意测验一般处于或第二位,如果希腊政府倒台,它很有可能执掌政府。对于此前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且从未对希腊共产党构成威胁的政党来说(在书中,我曾提及激进左翼联盟及其前身“左翼与进步力量联盟”,但主要关注希腊共产党),这真是惊人的成就。这不仅仅是一次引人瞩目的选举进步,激进左翼联盟已经超越希腊,成为众多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的希望所在(与之类似,意大利重建共产党在更大程度上曾被视为欧洲激进左翼的“成功传奇”)。 同时,激进左翼联盟年轻的领导人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已经成为整个欧洲左翼的“海报男孩”,不仅有可能当选未来希腊总理,也是国际标准的代名词。这反映在2014年5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他被欧洲左翼党提名为其欧洲委员会主席候选人。鉴于欧洲社会党和欧洲人民党在欧洲议会中的统治地位,他不太可能得到这个职位,但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本人以及欧洲左翼党的曝光度。 然而,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功只是一个例外,在其他地方不可能重复上演。它是在几近破产、激增的债务以及欧盟和国际金融组织史无前例地推行严厉的紧缩措施背景下,因希腊政治体系的崩溃造成的。这些事件令牵涉这些政策实施深的政党遭受毁灭性打击(中左翼政党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为激进左翼联盟留下了可以填补的政治真空。在欧洲其他国家,这些构成要素(选举两极化、左翼建制政党的崩溃、外部干预、大规模贫困)并未同时出现,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至少从目前看,尽管许多欧洲国家的经济形势仍然惨淡(这显然为激进右翼和左翼政党储备了支持力量),但国家破产以及欧元区崩溃的末日景况至少现在已经不会出现了。因此,尽管激进左翼联盟明显为欧洲其他激进左翼政党提供了灵感,但后者根本不可能直接复制它的成功。 在欧洲其他国家,尽管本书所提及的个别政党的选举结果变化很大,但渐进稳定化与部分政党发展趋好的总体模式保持下来。2014年5月22日选举,激进左翼政党计划赢得45~55个议席,整个议席占有率提高5~7个百分点。这将使其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议席份额(尽管当时欧洲议会的规模较之现在小得多),导致其尽管在欧洲议会中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但与2009年惨淡的选举结果相比将出现显著提升。为什么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面?2009年,许多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紧缩状况并不十分严峻,正如书中指出的,当时许多建制政党仍在大谈特谈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而且,许多激进左翼政党(突出的是意大利)发生了毁灭性的分裂。2014年,紧缩政策的经济遗产以及激进左翼联盟的选举成就,让人们不再将激进左翼政党视为一个边缘角色,至少相对于政治主流政党来说,是更能针对当前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的政党。新的激进左翼政党正在兴起[比如斯洛文尼亚的“民主社会主义倡议”(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Socialism)和英国的“左翼团结”(Left Unity),尽管这些党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他一些党巩固了新的联盟,比如法国的左翼阵线。一些党取得了显著突破(因为执政期间取得的成就,左翼-绿色联盟次超过了丹麦社会主义人民党)。其他党虽然有时面临内部问题,但仍是其政党体系中的核心政党,比如葡萄牙左翼集团、德国左翼党、荷兰社会党。 尽管确切的趋向显而易见,但整个发展图景截然相反,正如本书指出的,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巨大的飞跃”。挪威、芬兰、塞浦路斯和冰岛的左翼政党已经被右翼取代不再执政,而在丹麦,欧盟地区的左-左联盟也面临民众的极大不满。在上述国家,一直缺乏长期性的“社会主义”遗产。总之,本书结论部分所引述的德国分析家米歇尔?布里(Michael Brie)的话一如既往地正确,“到目前为止,单一的积极成果……与不能建立一种可能挑战新自由主义基本构成要素、进而步入稳定转型道路的可靠的反霸权结构形成鲜明对照”。 本书在英国和欧洲学术界以及社会活动家当中很受欢迎。比如,约翰?凯利(John Kelly)教授在《英国产业关系杂志》中这样写道,“那些对当代欧洲广泛意义上的劳工运动政治感兴趣的人,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它从定性和定量双重角度对欧洲的激进左翼政党进行了全景式详细考察,极有可能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内可靠的研究成果”(Kelly 2012:824)。不仅激进左翼,而且民粹主义、政治抗议和更为广泛的欧洲政治等领域,都在越来越多地引用这本著作。作为作者,我受邀在各国(比如比利时、瑞典、德国、芬兰、法国和葡萄牙)发表演讲。一些杂志经常要我谈谈我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本书的发表。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一些青年学者从书中获得了启示。然而,书中提到的核心问题仍然存在——激进左翼政党研究相对仍然处于萌芽阶段,它仍然是政党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这当然是与右翼政党比较来说的)。尽管探讨这一话题的(尤其是青年)学者数量在增加,但在许多国家仍然只是一项边缘化的工作,而且许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活动家。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尽管如果著作缺乏分析性和反思性,确实会产生一些潜在问题),但如何获得更广泛受众的主要障碍仍然存在。原因之一是,在我自己的国家(英国)中,激进左翼政党仍然是非常边缘化的存在,这意味着在英文著作中激进左翼政党研究必然是一个小生境话题。遗憾的是,尽管有可能会涌现一些至少受到本书部分启发的新一代学者,但本书的出版并未(至少尚未)根本改变这一现状。当然,引用、评论或者与本书观点相吻合的作品显然越来越多。如果你想延伸阅读,可以看看下面这些著作:(Charalambous 2013; Tsakatika and Lisi 2013; Visser et al. 2014; De Waele and Vieira 2012)。 这本书能够翻译成中文,引介给新的读者,我自然非常高兴,同时也倍感荣幸。我当然希望新的读者们或者直接在学术研究上,或者仅仅是在关于激进左翼政党的一般知识方面,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可以讨论、反思、支持、评论和发展的资源。对这些读者来说,肯定会对一些问题感到迷惑,因此需要先解释一下。首先,显而易见,本书研究的是“激进左翼”政党,而不仅仅只是共产党,这是为什么呢?正如章指出的,激进左翼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术语,但却是到目前为止可以采用的说法,因为它反映了作为激进左翼“运动”核心的身份议题(尤其是在多数欧洲人都不相信资本主义体系还有真正国际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它仍在尝试思考如何对资本主义进行“彻底”改造)。它也反映了“反资本主义”政党现在已成为比共产党更广泛、更多样的行动者。后者在欧洲越来越成为一支边缘化力量,这直接源于其与苏联实践的联系;正如书中指出的,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将面临长期性生存问题。它们为了生存而被迫采用一些非传统的意识形态方法,建立新的联盟。 其次,传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修辞,比如马克思-列宁主义、西方/欧盟/美国帝国主义、产业无产阶级的角色、革命和阶级,在当代激进左翼政党中具有何种作用?这与上述问题有一定联系,对许多共产党仍然具有核心意义,但对更广泛的激进左翼政党来说,它们已经成为重塑、探讨和争论的范畴。在正统马列主义者看来,多数当代激进左翼政党类似于欧洲共产主义、改良主义甚至完全就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正如书中指出的,对许多党(尤其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和“民粹社会主义政党”,同时也包括被详细阐述的“改革的共产党”)来说,其社会和支持的阶级基础已经改变;加之苏联模式的覆亡,迅速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变革已成为必然。这些党现在不得不超越正在消亡的产业无产阶级争取支持者,作为“真正民族的”自治政党而非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进行运作。正如书中详细分析的,这经常导致重塑、衰落、转变和再生的周期性出现。这些党没有苏联的意识形态蓝图,也不符合列宁界定的“新型政党”的21个条件,它们尝试在旧支持者的要求以及吸引新支持者的极大需要间维持平衡,因此毫不奇怪,它们致力于激进地(尽管不是那么革命地)批判它们所栖息的社会和政治体系。正是这一斗争构成了全书的主题。 再次,激进左翼政党的长期发展前景如何?正如书中通过选举结果的分析指出的,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和社会发展潜力较其已经取得的选举结果要大得多。在多数情况下,其选举成就因内部问题和不团结而遭到削弱。虽然当前明显趋于稳定,但多数欧洲经济体持续的选举阵痛,成为多数欧洲国家激进左翼政党重要的力量源泉。比如,威瑟等(Visser et al.2014)指出,欧盟国家对激进左翼意识形态的平均支持率为11%,这明显高于其7%~8%的平均选举支持率。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其当前面临的阵痛,这些党仍然具有显著的发展潜力。 后,在新激进左翼政党中,中国具有何种潜在作用?这不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毕竟,正如书中清晰指出的,这些党尽管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国际主义者,但为了维持其支持率,总是自愿或不自愿地专注于自己的“民族故事”,有时不得不抛弃任何真正的国际主义。然而,由于中苏分裂,欧洲共产党对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敌视态度有所缓解,许多党更愿意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合作。对非共产主义激进左翼政党来说,情势比较复杂:迥然相异的意识形态和语境[比如与共产党相比,这些党更坚决地支持欧洲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政治(尽管并非经济)框架]表明,许多党并未将中国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典范,它们对中国政治或者漠不关心,或者一无所知。但同样,克服过去的分裂、通过更实用的透镜来审视世界以及与形形色色的伙伴合作等尝试,表明仍然存在着相互对话的可能性,但对此过去很少去探究。当然,我鼓励中国读者不仅仅关注共产党,尤其要关注那些作为更广泛欧洲激进左翼组成部分的具有意识形态多样性、经常有点自相矛盾的政党。基于上述原因,至少从中期发展看,这些党在重要性上有可能获得发展。
参考文献 Charalambous, Giorgos. 2013.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Communist Dilemma: Communist Party Responses to Europe in Greece, Cyprus, and Italy. Farnham: Ashgate. Kelly, John. 2012.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Europe, by Luke March.’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50(4): 823-24. Tsakatika, Myrto and Marco Lisi. 2013. ‘“Zippin” up My Boots, Goin Back to My Roots: Radical Left Parties in Southern Europe.’ 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ics 18(1): 1-19. Visser, Mark, Marcel Lubbers, Gerbert Kraaykamp, and Eva Jaspers. 2014. ‘Support for Radical Left Ideologies i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forthcoming). De Waele, Jean-Michel, and Mathieu Vieira. 2012. ‘La famille de la gauche anticapitaliste en Europe occidentale.’ In Les partis de la gauche anticapitaliste en Europe, eds. Jean-Michel de Waele and Daniel-Louis Seiler. Paris: Economica, 5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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