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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西)富尔特斯 著,詹玲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091300
出版时间2012-09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26元
货号22868657
上书时间2024-12-15
《等待卡帕》由苏珊娜·富尔特斯编著。
1935年,两个流亡中的年轻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开始携手创建自己的摄影事业。他们为自己起的假名日后成为20世纪摄影*闪耀的名字:他是罗伯特·卡帕,《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她是姬达·塔罗,人类史上位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情、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浪漫、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等待卡帕》由苏珊娜·富尔特斯编著。
1935年,两个流亡中的年轻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开始携手创建自己的摄影事业。他们为自己起的假名日后成为20世纪摄影*闪耀的名字:他是罗伯特·卡帕,《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她是姬达 ·塔罗,人类史上位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情、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浪漫、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苏珊娜?富尔特斯(Susana
Fortes),西班牙作家。1959年生于西班牙北部蓬特韦德拉省。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地理历史系及巴塞罗那大学美洲历史系。2001年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并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开设文学讲座。目前定居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教授新闻与文学。
苏珊娜的部小说作品《亲爱的科尔多?马戴斯》1994年赢得*新人小说奖。2001年,她以小说《沙地边界》获春天小说奖。2003年,她以作品《阿尔巴尼亚情人》获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该书随即迅速登上西班牙畅销排行榜,作品随即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苏珊娜的作品还包括有《邦帝号的灰烬》、《温柔与背叛》、电影笔记《再见,玩偶》、《劳拉的运气》等。《等待卡帕》于2009年出版后,获当年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次年获第二十届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并于2011年进入曼达拉切小说奖决选。小说同名电影将由迈克尔?曼执导,预计2012年上映。
罗伯特?卡帕生平简介:
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匈牙利人,1913年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卡帕是他的笔名。他17岁时就立志要当摄影家。弗里德曼在中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曾有意加入共产党,因此被政府当局盯哨跟踪,而家人也被盘问,弗列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国,前往德国求学,在照相馆里做师傅的助手,就这样和摄影结了缘,三年后他到巴黎闯天下,并且制造出一位世界著名的莫须有摄影家——罗伯特?卡帕。
安德烈?弗里德曼和他的女友姬达?塔罗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富有的摄影师罗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列德曼负责制造照片,塔罗则负责推销出去,每张照片要价一百五十法郎。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的行情,然而硬是让塔罗给—一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不过,这个骗局终于被《视觉》(Vu)杂志拆穿了。就这样,安德烈?弗列德曼不得不以罗伯?卡帕正式亮相。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卡帕在西班牙战场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一名士兵之死》、《中弹的士兵》、《阵亡的一瞬间》等标题发表,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摄影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还有他的年青女友,德藉女摄影家姬达?塔罗。他们共同奋不顾身地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塔罗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悲伤的卡帕,从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于战争。他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的武器。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但是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中到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
1943年,卡帕来到非洲的阿尔及尔,拍摄沙漠,枪炮,死尸。1944年,他随联合国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的登陆战,拍摄了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
1946年,卡帕与朋友奇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和玛利亚?艾伊斯奈尔组成了马格南图片社,在巴黎和纽约设办事机构。后来陆续加入一些其它著名摄影家,如美国的罗嘉,瑞士的比索夫等。在马格南图片社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大事,都有他们的摄影记者在场。他们以忘我的热情,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线去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
1954年
,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悄悄来到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卡帕的后一幅作品题名),不幸误踏身亡,时年四十一岁。
1954年6月25日,美国各晚报都登出卡帕的死讯。第二天《每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卡帕之死,纽约各地电视台,电台和时报也以极大篇幅刊登报道,一致赞扬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地摄影家。为了纪念他,世界上曾举办十三次卡帕个人作品展览,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过专集。
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序:她等待属于自己的ICON
等待卡帕
作者手记
苏珊娜·富尔特斯访谈
《等待卡帕》由苏珊娜·富尔特斯编著。
1935年,两个流亡中的年轻人在巴黎相遇相知,开始携手创建自己的摄影事业。他们为自己起的假名日后成为20世纪摄影*闪耀的名字:他是罗伯特·卡帕,《一名士兵之死》的作者,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她是姬达
·塔罗,人类史上位在战地殉职的女记者。她是卡帕的创造者,也是令他一生刻骨铭心的恋人。
西班牙内战的硝烟是他们声名鹊起的开始,爱情、战争与摄影标志了他们跌宕起伏的一生,他们将生命献给摄影事业,并先后牺牲于战场,他们携手共创了战地摄影*浪漫、辉煌的传奇,而在她离去后,他唯有再次拿起相机,从工作中寻求慰藉,于炮火间找寻救赎……
《等待卡帕》向所有牺牲的通讯记者致敬,他们有男有女,每天都有可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失去生命,为了让我们其他人知道当我们安静地享用每顿早餐时,世界怎样开始新的一天。
苏珊娜?富尔特斯(SusanaFortes),西班牙作家。1959年生于西班牙北部蓬特韦德拉省。毕业于圣地亚哥大学地理历史系及巴塞罗那大学美洲历史系。2001年曾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大学教授西班牙语,并于旧金山州立大学开设文学讲座。目前定居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教授新闻与文学。
苏珊娜的部小说作品《亲爱的科尔多?马戴斯》1994年赢得*新人小说奖。2001年,她以小说《沙地边界》获春天小说奖。2003年,她以作品《阿尔巴尼亚情人》获西班牙行星文学奖,该书随即迅速登上西班牙畅销排行榜,作品随即被翻译为多国语言。
苏珊娜的作品还包括有《邦帝号的灰烬》、《温柔与背叛》、电影笔记《再见,玩偶》、《劳拉的运气》等。《等待卡帕》于2009年出版后,获当年费尔南多?劳拉小说奖,次年获第二十届瓦伦西亚评论文学奖,并于2011年进入曼达拉切小说奖决选。小说同名电影将由迈克尔?曼执导,预计2012年上映。
罗伯特?卡帕生平简介:
罗伯特?卡帕(RobertCapa),匈牙利人,1913年生于布达佩斯,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卡帕是他的笔名。他17岁时就立志要当摄影家。弗里德曼在中学时对政治极感兴趣,曾有意加入共产党,因此被政府当局盯哨跟踪,而家人也被盘问,弗列德曼不得不立刻偷渡出国,前往德国求学,在照相馆里做师傅的助手,就这样和摄影结了缘,三年后他到巴黎闯天下,并且制造出一位世界著名的莫须有摄影家——罗伯特?卡帕。安德烈?弗里德曼和他的女友姬达?塔罗在巴黎租了间办公室,号称是美国一位年轻富有的摄影师罗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弗列德曼负责制造照片,塔罗则负责推销出去,每张照片要价一百五十法郎。这个价码三倍于当时的行情,然而硬是让塔罗给—一推销出去了。几个月后,市面形成了一股“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不过,这个骗局终于被《视觉》(Vu)杂志拆穿了。就这样,安德烈?弗列德曼不得不以罗伯?卡帕正式亮相。
1936年西班牙内战时,卡帕在西班牙战场拍摄了一个战士中弹将要倒下,这幅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的作品以《一名士兵之死》、《中弹的士兵》、《阵亡的一瞬间》等标题发表,立刻震动了当时的摄影界,成为战争摄影的不朽之作,也成为卡帕的传世之作。和卡帕一起到西班牙采访的还有他的年青女友,德藉女摄影家姬达?塔罗。他们共同奋不顾身地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塔罗不幸死于坦克履带下。悲伤的卡帕,从此永远凝视关注着战场。他一生的摄影创作多取材于战争。他把照相机作为揭露战争的武器。卡帕说:“照相机本身并不能阻止战争,但照相机拍出的照片可以揭露战争,阻止战争的发展”。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第二年卡帕与《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一同约定赴延安采访,但是了西安,受到国民党的阻挠,卡帕未能成行,当时他是抗日战争中到中国战区采访的盟军战地记者。
1943年,卡帕来到非洲的阿尔及尔,拍摄沙漠,枪炮,死尸。1944年,他随联合国部队开辟第二战场,参加了在法国北部诺曼第的登陆战,拍摄了极为精彩的报道照片。
1946年,卡帕与朋友奇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和玛利亚?艾伊斯奈尔组成了马格南图片社,在巴黎和纽约设办事机构。后来陆续加入一些其它著名摄影家,如美国的罗嘉,瑞士的比索夫等。在马格南图片社成立后的三十年中西方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发生大事,都有他们的摄影记者在场。他们以忘我的热情,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线去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
1954年,卡帕不顾亲友的劝阻,悄悄来到越南战场。他用照相机反映了《越南的悲剧》(卡帕的后一幅作品题名),不幸误踏身亡,时年四十一岁。
1954年6月25日,美国各晚报都登出卡帕的死讯。第二天《每日新闻》用大标题报道卡帕之死,纽约各地电视台,电台和时报也以极大篇幅刊登报道,一致赞扬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地摄影家。为了纪念他,世界上曾举办十三次卡帕个人作品展览,许多有世界影响的摄影书刊都介绍过他。卡帕的作品在美国,英国,法国出版过专集。
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回头总是太迟。有一天你幡然醒悟,明白这样子没个尽头,永远不会变。当机立断,去赶趟火车。要么这里要么那里。非黑即白。我对此人深信不疑,但那个人我不相信。昨夜我梦见在莱比锡,和乔治还有其他人在湖边的房子里开会。围坐在铺着帆布的桌边,桌上摆放着插有郁金香的陶土花瓶,一本约翰?里德的书和一把手枪。我整夜都梦到那把枪,醒来时喉咙里一股煤灰味。”
姑娘合起放在膝头的笔记本,抬起头,目光转向小窗前疾速闪过的风景:在莱茵河和孚日山脉间绵延的翠绿田野,点缀着星星点点木屋的村落,一个玫瑰园,在中世纪无数把阿尔萨斯夷为平地的战事中数次被摧毁的城堡废墟。历史就这样走入我们,她这么想着,根本不知道脚下的土地很快将再次成为战场。坦克,布莱海姆中程轰炸机,双翼歼击机,德国空军的亨克尔51战斗机……火车经过一片墓地,包厢里的其他乘客划十字祈福。从那种颠簸中醒来实在太难。
每隔一会儿她就把太阳穴贴到窗框上。她累了。闭上眼,她看到父亲紧裹着件厚实的粗纺羊毛大衣,在莱比锡车站的站台对她说再见。父亲牙床周围的肌肉紧绷着,像站在灰色遮阳棚下的一名码头工人。他牙关咬紧,攥紧衣兜里的拳头,用意第绪语极小声地发誓。是那些不会哭的男人的举动。
性格问题抑或原则问题。跑着离开之际,感情只会让事情更糟。父亲同眼泪之间有种奇怪的对峙。从小就不准他们哭。孩子们要是在外头打架,而且成了输家,回到家不能抱怨。裂开的嘴角或青紫的眼眶是打过架再充分不过的证据。但不许哭。当然,对女孩子另有章法。可她崇拜自己的兄弟,宁可不接受与他们区别对待。她就这样长大。根本不流泪。父亲很清楚自己所说的话。
他传统守旧,东加利西亚人,仍旧穿橡胶底的农人鞋履。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的鞋印连同菜园里的鸡窝好似一头大水牛的样子。在安息日的犹太人集会上父亲低沉的嗓音宛如他在花园中的脚步声。差不多九十公斤的深沉。
希伯来语是种古老的语言,留存在废墟的孤寂里,犹如源自山麓或船只汽笛呼唤你的声音。圣诗的配乐依然令她感动。在睡梦中听到这样的乐声时,她脊背上有过电的感觉,就像此刻当火车远离了国界的另一边时,肋下恰好有轻微的痒痒。灵魂该在那儿,她想。
她从不知道灵魂是什么。小时候,他们住在鲁特林根时,她觉得母亲晾在屋顶露台上的白色尿布就是灵魂。奥斯卡的灵魂。卡尔的灵魂。也是她自己的灵魂。然而现在她不相信这些事情。要是可以,她会拧断亚伯拉罕和十二个以色列部族的上帝的脖子。她什么都不欠他的。她对英国诗歌的偏爱更多一万倍。她想,艾略特的一首诗能让她摆脱困惑,而上帝连把她带出维西特街监狱的忙都帮不上。
确实如此。她自个儿离开了监狱,镇定自若。像她这么青春年少,满头金发,穿着如此得体的姑娘怎么会是共产党,监狱看守肯定这么想。她也这么想。当她时常出入瓦尔德乌网球俱乐部时,谁会告诉她她终会钟情于政治。漂亮的古铜色肌肤,白色运动服,迷你百褶裙……她喜欢运动给身体的感受,她也去跳舞,涂唇膏,戴帽子,抽带过滤嘴的香烟,喝香槟。就像《戈斯达传》中的葛丽泰?嘉宝。
随着一声长鸣,火车钻进了隧道。他们陷入黑暗之中。她深吸车厢中散发的火车气息。
她不特别确定是在哪一刻所有的事情都走了样。一切都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是因为那讨厌的煤屑。一天,街上开始弥漫火车站的味道。烟熏火燎的,一股烧焦的皮革味。擦得锃亮的高筒靴,皮带,棕褐色衬衫,带搭扣的腰带,军用装饰物……一个星期二,她和女友露丝去电影院,在魏森霍夫住宅区见到一群正高唱纳粹党歌的男孩子。还乳臭未干呢。她根本不把他们当回事。然后严禁犹太人去商店的禁令就颁布了。她记得母亲被一个店主推搡出门,弯腰去捡落在门边的围巾。那形象犹如留在记忆里的一块血肿。一条沾满雪花的蓝色围巾。差不多同一时期开始焚烧书籍和乐谱。再后来,体育场上开始挤满了人。贤淑的妇女,健康的孩子,威严可敬的父亲。他们并非狂热之徒,寻常百姓而已,有卖阿司匹林的商贩,家庭主妇,大学生,还有海德格尔的弟子。这些人都洗耳恭听演讲,未受蒙骗。他们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做了。是抉择。
三月十八日晚七点在她父母家,党卫军的一个巡逻队把她抓走了。下着雨。他们来找奥斯卡和卡尔,因为找不到他们就把她带走了。
捣碎的锁头,掀乱的柜子,打开的抽屉,四处散落的纸张……他们搜到了乔治从意大利寄给她的信。据他们说,信里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垃圾。能指望从一个俄国人那儿得到什么呢?若不扯上阶级斗争,乔治根本没有谈情说爱的本事。至少他逃出去了而且平安无事。她对他们如实交代,他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他在莱比锡学医。他们差不多算得上男女朋友,不过各自住在自己的地方。他从未陪她去过一次她朋友邀约的聚会;而她也从不打听他那些一直开到天亮的会议。“我对政治从来就不感兴趣,”她告诉巡逻队员。看上去他们大概信了她。想来是她的衣着帮了她。她穿一条深红色的裙子,是特拉姨妈送她的毕业礼物,高跟鞋,领口开得很低的衬衫,仿佛党卫军巡逻队员恰巧在她跳完舞后逮捕了她。她妈妈总说穿戴得体能救她的命。她说得有道理。没人揍她。
当她被沿着走廊带向小牢房时,听见审讯者的呵斥从西侧的屋子里传出。轮到提审她时,她表现得异常出色。一个天真的,受了惊吓的年轻姑娘。她确实害怕,不过还没到脑子一片空白的地步。有时候,活下去只依靠保持冷静和全部警觉。他们威胁她在卡尔和奥斯卡自首之前会让她体尝铁窗之苦。她却说服他们自己确实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信息。她的声音时断时续,双目睁得大大的,笑容甜美。
夜里她蜷缩在单人小床上,默默无语,抽着烟,望着天花板,孤傲里夹着一丝哀怨,盼着所有的做戏早点结束。她想着自己的兄弟,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能像乔治那样通过秘密途径去往瑞士或意大利。她也盘算离开牢狱后自己的出逃。德国已不是她的祖国。她考虑的不是暂时的逃离,而是开始一种崭新的生活。学过的好几种语言应该派得上用场。她必须离开这里。她就要成功了。对此她确信无疑。她有一颗幸运之星。
火车驶出隧道重见天光,带着轰隆隆的汽笛声在山间逶迤穿行。另一幅风景映入眼帘。一条河流,苹果树环绕的农庄,几处小小的村落炊烟袅袅升起。当火车驶离后一个弯道时,正值黄昏,一群孩子在路堤的处张开双臂,左右挥舞双手。
五岁时在鲁特林根她看到颗流星。他们带着晚饭要吃的谷物糕饼和炼乳从雅各面包房往家走。卡尔走在前头,边走边踢石头;奥斯卡和她总落在后头一点,兄长卡尔抬起手指指向天空。
“小鳟鱼,你看。许个愿吧。”他们一直这么叫她。空中的黑暗泛出洋李色。三个孩子肩挨着肩仰头望天,那些星星宛如盐粒,三三两两地坠落。回忆之际,她仍旧能从他们肩上嗅到毛衣衣袖的羊毛味。
“彗星是一份送来幸运的礼物。”奥斯卡说。
“就像生日礼物吗?”她问。
“比生日礼物更好。因为是份永恒的礼物。”
兄弟姊妹间知晓的事儿成了间谍用以辨别他们身份的暗号。记忆随着童年的悠悠岁月,悄然流逝。
卡尔一直是三个孩子当中聪明的。他教她被捕时怎么做,教她用共产主义青年团使用的联络暗号,在墙壁上敲打字母。这至少为她赢得了同牢房女伴的尊重。要在牢里生存,必须尽可能相互帮助。知道多少就有多少价值。另外,奥斯卡教她怎么拥有骨子里的坚强,藏匿弱点,冷静沉着,充满自信。激情不会背叛你,奥斯卡告诉她,危险自会逃之夭夭。要看着危险到来。她疑虑重重地望着周围。车厢里的一名男乘客不停地抽烟。他身穿一袭黑衣,双臂撑在窗框上,打开车窗好让烟雾散去。毛毛细雨润湿了他的头发,滋润他的肌肤。她能嗅得到,她想。他在这,在我身边。你的脑子必须转得比他们更快,你逃吧,溜走,随便怎么消失吧,变作另一个人,她对他说。于是,她学会自己编出一个人物并杜撰其行动,就像少年时和女友露丝在阁楼一起模仿默片里的女主角,摆出挑逗性的姿势,一根带着长长过滤嘴的香烟夹于指间。阿斯泰?妮尔森和葛丽泰?嘉宝。生存就是向前逃。
两周以后他们释放了她。四月四日。窗台上有一盆红色的大丽花和一本打开的书。家人求助波兰领事的路子非常奏效。可她始终认为自己之所以能离开那儿是因为那颗星星。
在这个世界上感受星座的能量从来不是什么比方,如同泉水的源头总无一例外地指向磁极,这种令人惊叹的精准用不着证实。千百年来,星星为地图绘制者和航海者指引道路,远隔百万光年给他们传递信息。如果悦耳的声音在苍穹飘荡,在银河系的某个空间肯定有人们的赞美诗、连祷文和祈祷在星星中浮游。
耶和华,天主,赛义德,神,无论你是谁,天灾和海洋的主宰,对事端与被摧残者的立法者,意外不幸与破坏的主人,救救我吧。火车驶入月台,东站的站名出现在高高悬挂的弧形铁片上。车窗的另一侧,工作日上午的旅客和通常一样熙来攘往。女孩打开笔记本,写下文字。
“如果你能归返的地方不存在,你必须相信自己的运气。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有冷血。这些统统是我的武器。我从小女孩时就开始使用。所以我依旧活着。我叫葛尔德?波赫利拉。虽然我出生在斯图加特,但我是持波兰护照的犹太人。我初到巴黎,二十四岁,我活着。”
第二章
门铃响了。她端着茶壶在厨房的炉灶前一动不动,屏住了呼吸。她谁也不等。从阁楼的窗子看出去,一朵灰色的云朝罗比诺大街的屋顶压过来。破损的玻璃被露丝仔仔细细地用一块橡皮膏给粘住了。自她来到巴黎,两人一直合住在那所公寓。
葛尔德紧咬嘴唇直到渗出点血来。她本以为已不再惧怕,但并非如此。这是她学到的一件事。恐惧,真正的恐惧,一旦驻扎于体内,就永远不会离去,它谨慎地藏匿在那儿,即便无缘无故,一个人在一座城市中,安然无恙地待在带天窗的顶楼,城里没有会打人致死的牢房。就好像下楼梯时总是踩空一阶。我了解这种感觉,她自言自语道,恢复了呼吸节奏,仿佛肾上腺素的升高让她情绪平息下来。此刻,恐惧就在厨房的瓷砖上,有点茶汁溅在了上面。就像认出许久之前的旅伴那样,她认出他来了。彼此都知道对方在什么地方。你在那里。我在这里。每个人在自己的地方。也许这样挺好的,她想。铃声再次响起时,她很慢很慢地把茶壶放在桌子上,准备去开门。
上唇有一撮汗毛的精瘦小伙子在把信交给她之前,带着某种敬慕朝她弯下身。一种长信封,没有官方印戳,不过盖有难民援助中心蓝红相间的图章。上面是打字机打出的大写的姓名和地址。拆信封时,她觉察到太阳穴周围血管的跳动。大概就像被告人等待陪审团裁定的感受。有罪。无辜。她不太明白信里的内容,不得不念了好几遍直到肌肉的紧绷感消失,表情变得和拨云见日后一样。并非正绽露出的微笑,而是笑容又栖身于心底,夺取了脸部所有特征,不仅仅在嘴角,而且有双眸,陡然间她看屋顶的方式仿佛发现一根天使的羽毛在那里盘旋。有的事情只有兄弟姊妹间才知道怎么说。一旦他们聊完了那些事,一切复归原处,整个世界重新布排。孩子们晚饭前在门厅的走廊高声朗读的探险小说片段可能包含着一个无人能破译的密码。所以当葛尔德念完“在他眼前,一条百转千回的河流清晰呈现。在一块封闭的空间耸立着两座大教堂,三座宫殿和一个军火库……”时,她感到煤油灯微弱的火苗散发的热量从毛衣袖窜到身上,火光照亮了封面,上面印着一个双手被缚的男人在茫茫雪原中行走在一个策马扬鞭的鞑靼人后面……其时她确定无疑地知道那条河是莫斯科河,围墙内的地方是克里姆林宫,而城市就是莫斯科,跟儒勒?凡尔纳在章里的描写一模一样。她平静地呼吸着,心里明白了奥斯卡和卡尔平安无事。
那个消息让她感到一种从骨子里渗出的强大能量,一种迫切需要表达出的兴奋之情。她想告诉露丝、威利,还有其他人。她注视着洒满柜门的月色。两手插进衣兜,金黄的短发贴在耳边,眉毛高挑。她正谨慎地思索揣摩,好像突然面对一个陌生女人。一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女人,小小的身躯,像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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