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读懂十三五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与出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经济结构优化，是2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中国经济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投资支撑的旧常态存在问题，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要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过渡到新常态？

行政化的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误配

优化经济结构问题是在20年前正式提出的。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九五”计划建议，次正式提出要优化产业结构。“九五”计划建议提出加强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

但是到了“十五”计划期间，又出现了回潮。“十五”计划提出的产业结构跟“九五”计划的要求有一点逆向，就是进一步强化了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中的重化工业，鼓励大规模地投资。

这个结构扭曲，不仅是三个产业结构上的扭曲，更深入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失衡，投资率超过了所有历史阶段的高度。

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个讨论。我印象比较深的是2006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田横岛会议。论坛上，大家一致认为内外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很严重。内部经济主要的失衡，是投资与消费的失衡；外部经济的失衡，突出的表现是外汇存底的超常增加。

结构失衡这个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

“九五”计划建议里提了一个应对问题的路子，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个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向集约型的增长；第二个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实现个根本转变的制度基础。

“九五”计划执行得不错，增长模式的转变和结构优化都有一定的推进。可是“十五”计划期间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投资率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一业独大更加突出，所以制订“十一五”的时候又重新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型和结构优化的问题。

各界人士讨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不如意的原因。得出的结论是：存在增长体制性障碍，主要是政府拥有过大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把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看作衡量政绩的标准。

“十一五”规划重申要靠改革打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与出路变为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突出了政府的作用。

比如行政审批。审批制改革时，颁布了《行政许可法》来收拢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向“负面清单”走，把“正面清单”缩短。

但2004年一出现经济过热，用“有保有压”“有控有扶”的办法去调结构，就是大量地恢复审批。审批制改革和《行政许可法》形同虚设。

所谓结构失衡，本质上就是资源的误配。政府不具有知道什么是好结构的能力。好的结构，只能由微观主体在市场活动试错中形成。而政府去调结构，往往加剧资源的误配。

经济增长新动力在于技术和效率

经济结构这个问题需要在基本理论上搞清楚，基本的分析框架是所谓的新古典的生产函数。

Y=A•La•K1－a

Y是总产出，由三个因素决定，L是劳动，K是资本，A学术上叫作索洛余值。原来分析经济增长动力的时候，只看到资本和劳动。如果没有新增的劳动力，那么人均产出就是由资本量决定的，增长是由新增资本，即投资决定的。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对这个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如果这套结论是对的，那么由于投资报酬递减的规律，为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投资率就必须不断提高，否则增长率就会降低。

然而，美国在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表明，美国的投资率并未提高，但增长率也没有降低。索洛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除劳动和资本外还有一个，就是索洛余值。

索洛给它的定义是技术进步，别的经济学家也都做出了不同的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说，A是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的广泛运用。次

工业革命以前，技术是从实践中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技术越来越建立在

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技术进步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一样。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说，A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劳动者知识和技术的投资。他认为人力资本回报是递增的。

但他们讲的其实都是一回事。在实际的经济分析报告中，A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在做经济计算时，总产出除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后，剩下的余额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具有稀缺性，如果单纯依靠资源投入，结果一定会出现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与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根本的办法是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找到新的动力。这个动力可以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或者说是人力资本贡献的增强。

防止系统性风险方法有两方面

根据前面的分析，当前应对困难的方法应当是在保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之下，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推进改革上，通过改革来消除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和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

现在矛盾积累很多，怎么防止系统性的风险呢？防止的办法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堵塞漏洞，释放风险。所谓堵塞漏洞，就是不要贸然采取强制性政策，使风险持续积累；所谓释放风险，包括归还欠账以降低杠杆率，“化大震为小震”，让风险在小的地方爆掉，不要让它积累起来导致大震。

另一方面是运用财政和货币等短期政策。我不赞成用政策拉动增长，但是为了应对短期冲击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还得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短期政策来防止爆发系统性风险。

但是要用好，既要防止系统性崩溃，又要尽量去杠杆。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五项发展理念抓住了要点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规定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优化结构的正确道路。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在这五项发展理念中，创新放到了首位，指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上面我们讲到提高效率背后的主要动力就是创新。所以“十三五”规划建提出的以上理念，确实抓住了要点。

要让创新蔚然成风，不是简单地做一个政治动员就能做到的。“十三五”规划建议告诉我们，关键在于形成能够激励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

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的话说，就是“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破除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认真贯彻、坚决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就能够通过市场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建立，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克服眼下的困难，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十三五”增长与改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

对于“十三五”规划，很多专家（包括我在内）都提出，要保持适度增速，不能再追求超高速增长了。如果中国GDP能够增长7%就不错了，即使能保持在6.5%~7%也属正常，因为要注重经济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速。

硬性的增长指标与弹性的预测值哪个更好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靠下死命令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全国各地拼命干，力求终达到目标。这样下去，就会产生问题：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中央政府，都同样形成压力，因为地方的发展规划是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全国的发展规划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一旦通过这些硬性指标，就意味着要严格执行。于是，各地政府为了完成任务或者赶超别人，有时就不顾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的调整，政府就会很容易陷入被动。

为什么很被动呢？主要原因在于：硬指标意味着一定要完成，为了完成指标，只顾增长，就把产能过剩、高成本、低效率等都放在次要位置了。过去我们总干这种傻事，政府今后应力争改变这种状况。可喜的是，关于把增长率从硬指标改为有弹性的预测值的做法，现在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试点，先试验一段时间，如果试行成功，再推广，这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调整结构是非常有好处的。

怎么看待经济增速的下降

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

，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计入GDP，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现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

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第三，中国个体户的实际营业额有多少？在中国，个体工商户一年的营业额是通过包税制倒推出来的，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会高于包税制下推算出来的营业额。也就是说，大量个体工商户少报了营业额。中国的GDP统计也就少算了。近还规定，月营业额不足3万元的小微企业免税。免税之后，就更不好统计他们的实际营业额了。

第四，据前几年数据统计，中国GDP的构成中，国有企业不到35%，外资企业大约在10%或略多一些，而民营企业则超过55%。近年来，有外国专家认为中国的GDP掺水了，存在虚报的可能。实际上，这恰恰说明他们不了解中国。因为民营经济通常选择能少报营业额就少上报，上面不查就不报，报多了就吃亏了，因为要多缴税。同时，有些国有企业为了表现业绩或为了提拔，可能虚报营业额，但是他们的虚报是有限的。因为一审计就审计出来了，多报就露馅儿了。总体上看，由于民营企业占了55%，他们少报的要比国企虚报的要多。两者抵消后统计出来的GDP就比实际上变少了。

以上四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单纯从GDP的变动看不出大的变化。实际上，GDP的总量是在逐年增加，我们要承认中国实际的GDP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所以，不要怕GDP减速了，下降0.2或0.1个百分点，没什么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要有信心。

如何看待投资与就业的关系

这是经济学中的一个老问题，却也是当前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作为投资的结果显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要增加就业，就必须大量投资。但目前中国的情况变了。中国正在朝完善的市场经济方向走，在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或不断更换成套设备的时候，在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时候，就业人数往往反而减少了，因为机器人、自动化使得人力减少，新技术下不需要那么多人就业。这成为高新技术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出现、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看到，中国正在加强环保建设，推动低碳化。低碳化必然要求关、停一些企业，在环保治理的同时就会有一部分人失去工作岗位。那么，中国增加就业靠什么呢？如何保持就业的可持续性？当前的政策是，要靠发展民营企业，发展小微企业，鼓励创业。现在创办小微企业，可以先营业后办证，可以省掉很多手续。同时，对小微企业，还有贷款的支持。

另一个办法：搞农业。中央文件中已正式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这是个新提法。过去家庭农场主要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等地，现在中国正在进行土地确权，也相应地提出这个概念。确权是什么意思？过去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确权，农民事实上是被架空的所有制承担者，现在不同了。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组在浙江的嘉兴考察。我们进了一个村子，农民放鞭炮庆祝确权。确权主要是“三权三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发证，宅基地的使用权发证，农民在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房产权发证。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之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比是3.1∶1，确权以后，变为1.9∶1，收入差距大大缩小了。我们问农民，收入怎么一下子多出那么多呢？这都是土地确权的好处。过去农民权利得不到保护，因为是集体所有制，要圈地就圈地，要拆房子就拆房子。确权以后农民能够依法依证保护自己的权利了，积极性提高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了。同时，农民想外出打工就打工去了，土地转包给别人，收地租，因为确权了，就不担心回来后人家不认账了。这就是中国农村发生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农业正在兴起。这就为就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当前金融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主要有三个目标：一个是宏观目标，一个是微观目标，一个是结构性目标。从宏观来看，中国金融业、银行业应该走向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利率市场化不等于利率的自由放任，因为自由放任对经济是有害的。所以，宏观上来讲，利率的市场化，也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微观来看，就是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和微观单位，应该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两个效益并重。从结构性来看，金融改革应该把重点从虚拟经济转到实体经济中来，因为实体经济是重要的。中国的产品要打入世界，必须有一个自主创新的过程，要帮助实体经济实现技术升级、产业升级。同时，在结构方面，大中小银行分别以大中小企业作为服务对象，就是大银行对大企业，中等银行对中等企业，小银行对小企业。在此基础上，所有的大中银行都应该为底层的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这是支持“草根金融”。

此外，还应该大力发展政策性银行。政策性银行目前还比较弱小。比如支持教育发展，可以成立教育银行，使政策性银行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又如，开发西部地区，有许多工作可由政策性银行做，所以，政策性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未来中国有四大投资机会 

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

中国经济这一轮下滑有明显的周期性因素。中国经济一直出口占比很大，尤其是发达国家是我们主要的出口市场。而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普遍没有走出危机。更重要的是，导致危机的很多体制问题并没有因为危机而进行改革，西方发达国家什么时候能重回健康良性的增长，很难预期，比较悲观。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在当前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三驾马车中的消费增长很好，但我不建议政府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因为刺激出来的消费如果不是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进而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就终将难以持续。人们超过收入水平的高消费一旦成为习惯，就必然去贷款，这无疑加大金融危机的风险。

现在有声音说，中国过去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应该变成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我认为消费非常重要，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不能作为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消费增长的潜力，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怎样才能不断提高？应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水平和附加价值水平。但不管是企业成本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还是社会成本的基础设施完善，都需要投资。未来，中国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

，产业升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固然有很多过剩产能的产业，但产业升级的空间还非常大。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产业基本上在中低端，可以往中高端升级。升级会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

第二，基础设施。过去，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场等方面的投资非常多，但主要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城际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还相当短缺，比如地铁、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还不完善。这部分的投资也有很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

第三，环境改善。经济高速增长付出的代价，是环境污染非常严重。要改善环境，应在现有的生产基础上改进技术，采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这方面投资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会非常高。

第四，城镇化。现在中国城镇化率是54%，一个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比重一般超过80%甚至90%。中国要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还要不断地城镇化。人口进入城镇，需要住房、交通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公共服务。这方面的投资也会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

应对当前经济挑战，应坚持选择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坚决反对粗放投资、盲目投资。中国不仅需要投资，更需要有效的投资。

中国当前仍然具备投资的有利条件包括：财政赤字不高，居民和企业储蓄率高，外汇储备也充足。尤其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均GDP还有很大差距，这也意味着产业投资的空间还有。

在投资方式上，投资并非以政府为主体，而是以企业家为主体。企业根据比较优势，根据市场需求进行产品与服务的升级换代，这是的投资。而在政府方面，主要投资于外部交易成本的下降，比如交通、通信。

如果投资得当，企业家和政府都能把手里的牌打好，中国经济到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12 6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依然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