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哈佛大学决定将本论文列为《哈佛经济丛书》，于年出版。年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年，英文本又在美国再版。年到年间，当时跟随我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的两位研究生，现任武大经济系教授的曾启贤同志和现任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的万典武同志，曾经根据论文原稿将全书译成中文，但我未予出版。三十余年过去了。在这个期间，曾有欧、美、亚、拉美等地区的一些经济学者来信询问或专程来访，想同我讨论本书提出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却未能再继续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
自从年月粉碎了“四人帮”以来，特别是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我国历史性的伟大转变，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提到了议事日程。像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正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尽快地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所要从事的重大而迫切的研究课题。要研究我国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无疑地主要是根据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但同时也要了解外国实行工业化的经验和教训，以便从中有所取舍和借鉴。我原来撰写的《农业与工业化》，就其所提出的问题、所搜集的历史文献和统计资料以及所作的某些分析，容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供参考，并可作为我自己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起点。但原稿写成于三十多年以前，自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三世界的一些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工业化的过程中又产生了许多新的特点，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一切特点和问题，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本书原来的分析，重新加以考察和探讨。更者，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工业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又需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专题研究。为此，我特于去年秋冬间制定出新的写作计划，拟将全书扩大为上、中、下三卷，仍冠以《农业与工业化》的总标题，而将早已以英文本问世的本书作为上卷，加上分标题《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初探》，次以中文与我国读者见面。接着我计拟在数年内，写成中卷《大战后农业国工业化问题再论》和下卷《社会主义中国农业与工业化问题研究》，陆续出版。回想我撰写本书上卷时还只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而现在我已年届古稀，看来要完成本书后续部分的写作任务，还十分艰巨。但当此祖国四化建设宏图大展的历史时刻，我一定以“老牛奋蹄”的精神，尽力实现这一写作计划。本书上卷中文版，仍以曾启贤、万典武两同志的中译稿为基础，特在此向译者致谢。从去冬到今秋，我自己又花费了近十个月的时间大部分是我重病后住在医院治疗和疗养的时期，前后三次，把中译稿从头到尾，逐段、逐句、逐字地进行了审阅和修订。在内容方面，为了历史存真，除了个别词句外，我未加以任何改动，全部保持着原来的面貌。在译文方面，则在准确性、文风以及用语、用字习惯上，我做了比较多的修改和核正。当年在撰写本书时，往往假定“社会制度是给定的”，或者指出“对社会制度不予考虑”。在分析上，采用了经济学中常用的抽象法，因而本书的结论，对于一切发展中的国家可能均有参考价值。张培刚年月，于武汉市华中工学院经济研究所
目录
精彩内容
经济发展学，内地称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的一门新学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很热门，但无数论著皆废物，到六十年代后期就不再风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增长理论，以数学模型处理，倡导者主要是麻省理工的一些大师，但因为资本累积的处理失当，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也令人失望。二战后，相对上美国是天下大富，举世对美元的需求甚殷，那所谓“美元短缺”的话题持续了近二十年。斯时也，不少国家赤贫，尤其是亚洲及非洲的。美国既富且强，其对外资助成为某些大学的课题，受惠的穷国恍若求乞讨饭吃，其实惹来的是贪污。昔日的穷国，不少一直穷到今天。当年美国游客或大兵所到之处有如太子出巡，眼睛长在额头上，美国本土的人也看不过眼，因而有“丑陋的美国人”这个称呼。歧视的行为不论，美国人一般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我赞赏那里的朋友多过赞赏中国人。经济发展学是在二战后亚洲、非洲等国家穷得要命的日子中冒升起来的。长贫难顾，持久地赈济不是办法，怎样才可以使一个穷国发展起来呢一九五九年，二十四岁，我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本科。当时经济发展学是大热门，一九六年我开始选修，六一年进入研究院后继续，以这专题作为博土选修的四个题材之一。教这专题的主要是鲍德温，哈佛出身，也在哈佛教过。哈佛当时出版的《经济学季刊是刊登多关于经济发展的学报。鲍德温教价格理论，也教经济发展，教得详细清楚，而他自己是经济发展学的一个中坚人物。他提供的读物表详尽，而他对读物的理论技术阐释得非常清晰，同学们皆说难得一见。但鲍德温比阿尔钦客气，没有痛下批评，只是说那些理论没有验证过，不知是否可靠。当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的过人之处，是老师们重视验证假说。他们自己验证不多，但鼓励学生做。这鼓励影响了我频频验证的学术生涯，今天回顾匆匆半个世纪了。当年经济发展学的课程读物表很一致。触发整个课题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拉格纳·纳克斯一九五三年的一本小书，提出恶性循环。他人跟着的主要题材包括隐匿性失业、双层经济、投资准则、平衡与不平衡增长、内性外部性等，皆谬论也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源自庇古的内生外部性在经济发展学走红，主要是起于英国的米德爵士．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文章。内在外部性的胡闹一九六年被科斯斩了一刀，跟着一九七年我补踩一脚。至于蜜蜂的故事，则被我一九七三年写进神话去。我要到二二年才有机会读到张培刚大哥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这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早于纳克斯的四年，而大哥论文的完工时日是早出八年了。大哥的论文算是经济发展学的开山鼻祖吗以时日算应该是，因为这是早的牵涉到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应该怎样发展才对的论著。但论到传统的经济发展学，大哥的书可不是鼻祖：如果当年研究经济发展的有三几个人注意大哥之作，这门学问不会搞得一团糟跟纳克斯相比，大哥之作高出太多了。跟当年我背得出来的经济发展论著相比，大哥之作高出更多。大哥胜出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他写好论文时是三十二岁，超龄我写好《佃农理论》时是三十一岁，也超龄。美国博士平均约二十七岁。我说过经济是老人的学问。除非走纯理论的路，以什么方程式推理的，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多长几年有大着数。其二是大哥写论文时，我在上文提到的经济发展学还没有出现，因而没有受到胡说八道的污染。其三重要。大哥幼小时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做过放牛、砍柴、栽秧等粗活，而后来在武汉大学毕业后参与过中国农业的实地调查研究。这是说，在一九四一年获庚款进入哈佛研究院之前，大哥不仅是个中国的农业专家，而且深知中国穷人的生活及意识是怎么样的。相比起来，西方从事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一无所知，只是胡乱地猜测下笔。我知道纳克斯是个正人君子的学者，但他只到亚洲的穷国游览了一个月，其他的倡导经济发展学的根本没有到过。我的老师鲍德温当年无从肯定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多少斤两，直认不知落后国家的真实情况。今天的同学如果能找时间细读大哥的《农业与工业化》，会察觉到虽然这本书征引西方的论著既广且博，也处理得非常用心，但字里行间大哥的思维是环绕着他早年在中国农村的观察与体会。大哥比我年长二十二岁。当他像天之骄子那样在哈佛拼搏时，我正在广西跟着母亲逃难，在连稀粥也没有得吃的日子中也像大哥幼时那样，在农村做放牛、砍柴等粗活。我对中国贫苦农民的认识与体会当然远不及大哥，但有一整年差不多饿死的日子，对中国农作有深刻的体会。这亲历其境的经验让我二十多年后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时，面对亚洲的农业数据，脑子里看到一幅一幅满是血泪的图画，于是按着这些画面推理发挥。后来赫舒拉发告诉我，阿尔钦读这章后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终于读到一篇好论文。再后来芝加哥大学的基尔·约翰逊读了这第八章后，邀请我在那里教了一个学期农业经济。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大哥和我的经验显示着实地观察很重要。没有农村放牛的经历我写不出《佃农理论》，而大哥也不会写出《农业与工业化》。回头说经济发展学，大哥之幸是没有受到废物的污染，我之幸是晚了大哥二十年，什么是废物多了人知道，而到了年代中期，经济发展要讲制度的运作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的明显想法。一九六年科斯发表他的大文，一九六一年施蒂格勒发表他的讯息费用，一九六二年阿罗发表他的收钱困难。这些都重要，但当年对我影响的还是阿尔钦在课堂上对产权的口述传统。更重要是一九六四年起，阿师让我随时跑进他的办公室去研讨。我当时的意识，是制度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作用，而制度的问题是权利界定与交易费用的问题。阿师当时反对我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些方面写博士论文——他认为太困难，成功机会甚微，应先找较易的，拿了博士再作打算。我不接受这劝导，认为除了产权及交易费用经济学老生常谈的很沉闷。再两年的寻寻觅觅，我一脚踏中佃农问题，推敲出来的重要收获是合约理论的发展了。提到这些，因为要问当年的经济发展学得到的是些什么呢地球上从来没有一个穷国因为西方这门学问的提点而发展起来。日本在六十年代经济起飞时，西方的经济发展专家感到奇哉怪也，急忙创立那些不知所谓的日本模式。印度的经济发展学专家多得很，而尽管这些年该国频频报喜，到过那里的朋友皆摇头叹息。中国的崛起是另一回事，这些年把老外吓得要命。西方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解释中国的奇迹吗要看你怎样算。大哥一九四五年的博士论文详尽地解释了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同时指出了这关系的体现是农业国家要发展起来不能避免的过程。我一九六七年的博士论文指出清楚界定权利与减低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四十一年后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佃农理论》的延伸，不仅解释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经济发展，也解释了中国。不是事后孔明：我在一九八一年就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连一些细节也预先写了出来。可以这样说吧，能成功地解释一个大国从赤贫到小康的经济发展例子，以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为大前提及以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的理论作解释，走在前头的经济学者只有大哥和我这两个人，无疑也是经济发展的学问，但跟传统的是两回事。哈佛当年给大哥一个博士论文奖没有判错，但大哥之作的影响力甚微是悲剧。为什么后者会是这样呢一个解释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不重视。另一个解释，不好说也要说，是因为大哥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大学之内种族歧视较少，但不能说不存在，尤其是大哥亲历其境的六十多年前。就是到了二十年后我出版《佃农理论》这本书，算是有点影响主要是因为有两章先刊登在大名的学报上：第二章一九六八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之首；第四章一九六九年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之次。书中其他较为重要的地方——关于中国的农业经验——从那时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人读。读理论本身的不少，但批评多得我一律懒得回应。算是我歧视他们吧。今天我的佃农理论还在，昔日批评的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炎黄子孙在西方受到歧视有些属咎由自取，有些怎样也说不过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认为那所谓崇洋媚外，或炎黄子孙喜欢把西方的名校大师之见看做高深学问或不敢贬低，可能是在西方饱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学之外的。我说过，中国三十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劣策则全部是进口货。我对西方经济学不以为然的言论说得多了，这里不再说，但希望大哥的书这次重印，可让同学们知道从中国输出求学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因为经历不同，际遇有别，在经济发展学而言，比起西方是远有过之的。张五常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月蚀之夜
媒体评论
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是你们中国人——培刚·张。——霍利斯·钱纳里教授（），世界银行 他（张培刚教授）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在国内经济学界是没有争议的。因为他是早建立自己的、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一条模式。——厉以宁教授，北京大学当我得悉培刚同志的论文于年获得“威尔士奖”的时候，我觉得十分高兴。高兴的是终于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跻身于哈佛大学经济系论文荣誉奖得主的行列。它是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新兴经济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开先河的著作。——陈岱孙教授，北京大学我们经济学界把他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我觉得至少应该是这样。（世纪）年代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在老师给的参考书目中，我意外发现了有一本是中国人张培刚写的《农业与工业化》英文本，那是的一本中国人写的书，这是很不寻常的。——高鸿业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我是（世纪）年代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第二次去到美国，当时邀请我的是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艾玛阿德曼（教授。我到美国后，在伯克利社科分馆找到了《农业与工业化》英文书，我就把这本书给她看，阿德曼非常感慨地对我讲，这是世界上本发展经济学，这本书得到了她的肯定。所以这本书在国外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也得到了现代学术界的承认。这都不是传说，我自己是历史的见证人。——谭崇台教授，武汉大学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应该有机会迎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师在世界上辈出的时代的来临。但是，要掌握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地方应该跟张培老来学习。——林毅夫教授，北京大学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是如果当时的领导人能够读一读张培刚先生的著作，或者像今天的政治局那样，请张培刚先生讲几课，那么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在五十年代实际上南有张培刚先生北有马寅初先生他们俩都对中国的发展我称之为做出历史性的知识贡献。——胡鞍钢教授，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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