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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登世界舞台

1949 年10 月下旬，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的王幼平将军，随兵团指挥机关从湖南邵阳率部西进，准备攻克贵阳。恰在此时，他收到了“调王幼平星夜来京”的电报。他当即辞别兵团领导，赶到了长沙。在长沙，他问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和邓小平，把他调回北京干什么。邓小平说是去搞外交。王幼平一听就急了，请求收回成命。邓小平说了一句，晚了。王幼平不得不无奈地赶赴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军队，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外交官。

这个细节，是从王幼平写的日记中得知的。

新中国成立时，打了几十年仗，钻了几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现成的外交人才。这时候，中国的南方还处于战争状态。四处寻找外交人才的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正在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他向各野战军发出了一些人员调动的命令。和王幼平一样从前线回到北京从事外交工作的将军，还有姬鹏飞、耿飚、袁仲贤、黄镇、韩念龙这些兵团级将领。在新中国批派驻国外的15位大使中，竟有11位将军，而其中有6位后来都担任过外交部的副部长，成长为杰出的外交家。

大使们就要走出国门了，那时，他们去的主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新中国的外交家次在西方世界崭露风采，是1954 年4 月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出席国际会议。日内瓦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停战后的朝鲜统一和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这是新中国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次正式亮相。

被称为“红色外交家”的周恩来头戴礼帽步入会场的时候， 心里并不轻松。在朝鲜和平统一问题上，由于美国代表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但周恩来代表中国在会议期间的活动，却让一些西方国家认识了一个新的中国。

这期间，周恩来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了两次私下会晤。艾登把会晤情况写成绝密信件送到了伦敦。他在信里说：周恩来向我申明了中国的立场，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合适的。

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包括美国，而美国是不愿撤走军队的国家。我对美国不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感到非常吃惊。

邻近的印度，是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个非社会主义国家。

1947年，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以后，继承了过去英国在我国西藏拥有的通商和交通方面的一切特权。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后，自然不会允许这种特权继续存在。1953 年12 月，中印两国政府就取消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开始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周恩来还说：“中印两国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由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写进了双方协定的序言里。随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被写进中印、中缅两个联合声明中，声明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一批亚非国家相继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但又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需要加强合作，可在认识上又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于是，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市，召开了战后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家会议，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发展问题。

但是，与会的29 个国家中，和新中国建交的只有6 个。多数国家还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同中国有对立情绪。要达到会议的预期目的，显然困难重重。所以，当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达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场不好应付的“宴席”。

会议开始以后，可以说中国差不多处在被围攻的状态。周恩来临时作了一个发言，其中句话就说，中国代表团不是为吵架而来的，我们的目的是求同存异，我们之间共同的地方是绝大多数国家都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灾难和痛苦，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尊重和支持呢？这个发言争取了一大批国家的代表，使会议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

会议后期，在讨论《亚非会议联合公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各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有人提出反对，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因此不能接受。周恩来就说，既然如此，联合国的宪章写有“和平相处”，我们不妨用联合国宪章中的语言。后，他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7 条，而且采纳日本代表团的意见，说这次会议的后宣言可以称为和平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