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

日文版序言

在本书问世的七年前，我出版了韩文版著作――《燕行使?通信使［燕行使与通信使》（首尔：新书苑，2008年），而在五年前又出版了中文版《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使节视野中的中国·日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书主要讨论14至19世纪的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的关系史。从出版顺序上说，后出版的是我的母语著作。

我原本专攻中国史、其中主要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绝非偶然。但我主要研究的却是以朝鲜为中心的学术交流史和国际关系史。实际上，我在学生时代从未学习过与韩国史（朝鲜史）有关的课程。更准确地说，在我当年负笈的京都大学文学部和文学研究科没有开设与韩国史有关的课程。我为什么会对朝鲜燕行使发生兴趣,并由此关注到朝鲜通信使呢？本书为什么会以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为主要内容呢？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本书内容，我想对自己的研究经历稍作说明。

我对朝鲜燕行使发生兴趣是在1979年至1987年之间，当时我在富山大学工作。我的同事中有专攻朝鲜书志学的藤本幸夫。他向我介绍说《燕行录选集》（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编，汉城：1960-1962）中收录有关于中国的详细资料。当时，我和学生一起在他的课上学习了初级韩语。不过，当时的我埋头于中国善会善堂史和明清地方社会史的研究，没有时间阅读他特意告诉我的燕行录史料。

正式开始阅读燕行录是在1987年转到京都大学工作之后。首先阅读的燕行录是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和赵宪《朝天日记》。当时，为纪念山根幸夫先生（已故）的退休筹划出版纪念论文集。因为山根先生主要研究中国明代史，故该论文集被定名为《明代史论丛》。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决定以想读而没有来得及阅读的燕行录为中心史料撰写明史论文。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燕行录从哪里开始阅读呢？而且，以燕行录为基本史料是否可以写出明史的研究论文？那时，不仅在我周围找不到可以就此问题商量讨论的对象，即便是在日本的明史学界中也没有关注燕行录的学者。现在，韩国和中国的学界对燕行录已经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从当年我提起“燕行录”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韩国学者和中国学者对此发生兴趣。在这种状况下开始燕行使、燕行录研究的我本人的所为可以称得上有些冒失。

但是，幸好当时购入的《???????国訳燕行録選集》第1册中收录了延世大学黄元九教授（已故）撰写的《燕行録選集解題》。在这十分简单的解题中附有参考文献，其中包括了中村荣孝的《事大紀行目録》（原载《青丘学叢》第1号，1930年）。我为了选定从哪一部燕行录开始阅读的方法实际上非常简单。即根据上述中村荣孝的目录，在与“明代”有关的著作中选取同一次燕行中记载尽可能详细的燕行录，简单地说就是选择卷数多的燕行录。这样，我首先阅读了许篈《荷谷先生朝天记》3卷、赵宪《朝天日记》3卷和赵宪《东还封事》。      

《荷谷先生朝天记》和《东还封事》收录在《???????国訳燕行録選集》中，收录了《朝天日记》的赵宪《重峰集》是京都大学文学部所藏为数不多的朝鲜刊本之一，由于长年的虫蛀，看上去实在令人心痛。

人的运气往往难以捉摸。因为，如果说卷数较多的燕行录对中国的记载会十分详细的话，那么18世纪以后所写下的燕行录中有不少那样的作品。如果我当时仅仅是选择卷数多的燕行录、例如1887年李承五《观华志》（本书第15章“解题”39.）的话，也许我的燕行使研究难以深入，当然也不会将研究推进到通信使。这是因为，18世纪以后的很多燕行录单纯追求内容的详细和以数量取胜，从中根本看不出作者对异国文化的共鸣和憧憬，也感不到作者的愤怒与忧患。1574年（宣祖七年、万历二年）踏上燕行旅途的许篈24岁，赵宪虽然比他年长，也不过31岁。我通过他们写下的旅行记并非仅仅分享了两位青年文人在海外旅行时体验到的欢喜，而且还感到了他们在旅行记中所表现出的对中华世界的强烈憧憬，以及他们对现实中的“中华”即明朝的愤慨，还看到了他们做为文人的忧虑和责任感。其中令我印象深的是他们在那十分敏锐的观察意识的背后存在的“开朗”和“希望”。我首先撰写的关于朝鲜燕行使的论文是构成本书第五章的《1574年朝鲜燕行使对“中华”国的批判》和第六章的《改革方案〈东还封事〉中所见赵宪的中国报告》。

 构成第七章《朝鲜燕行使对反清情报的收集及报告――以1669年闵鼎重的〈王秀才问答

〉为中心》的核心史料是闵鼎重的文集，即《老峯集》中的《王秀才问答》。从1989年起我在哈佛大学作客一年，惊喜地得知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有很多朝鲜版古籍，本书就是该馆的藏书之一。为了撰写这篇文章，我从哈佛燕京图书馆借阅了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相当于清代康熙年间的显宗实录和肃宗实录的部分。当时的我对中朝关系史仅有初步的理解，而随着阅读的深入，该史料中记载的事件以及作者的议论不断地令我耳目一新。俗话说“事实比小说更奇异”。我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这也说明我对燕行使有了更进一步的关注。

从1994年开始，我主持了为期4年的日本文部省科学研究费资助的大型研究计划，即“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在6名优秀研究者的合作之下，我组织了一个研究会，时间过得既有意义，又非常充实。做为研究成果报告书，我们完成了《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由于该报告书得到好评，我们又在增补旧稿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増訂使琉球録解題及び研究[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本书第十章《使琉球录与使朝鲜录》是按照以下思路完成的书目解题，即对明清时期以钦差使节身分衔命出使朝鲜和琉球的使节们写下的旅行记进行比较，进而在将两者做为比较对象的同时，着重调查收集了前往朝鲜的中国使节的旅行记并对其做了说明。本书第Ⅰ部中在论及东亚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构造的时候以中国、朝鲜、日本和琉球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琉球国际地位问题的关注就起因于此。

1996年起，我正式着手研究燕行使问题。为此集中地阅读了燕行录。在大约5年间虽然阅读很多燕行录，但却未能就自己关心的问题执笔撰文。燕行录虽然与号称汗牛充栋的明清史料相比可以提供很多新鲜稀见的内容。类似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乾净衕笔谈》、朴趾源《热河日记》也确实很有意思。问题在于，一一介绍燕行录中详细记载的、不见于中国史料的内容究竟有什么意义?许多燕行录如前述《观华志》那样，看不出作者新鲜的灵性，总有一种味同嚼蜡的感觉。即便金昌业等人的燕行录对我来说十分有意思，但是如何才能让读者感到有意思呢?如果仅仅是让读者感到有意思，那么翻译这些燕行录岂不是好的方法。当时我曾经苦苦思索，确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找不到出路。当时在另一个研究方向――中国明清社会史的研究方面的进展却相对顺利，正在致力于将社会史研究和诉讼问题研究联系在一起，所以几乎没有某种紧迫感，但就燕行使研究而言无疑陷入了停顿。

打破了这种状态的是一份史料――申在植《笔谭》――的到来。该史料与上述中国诉讼社会史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

1990年代的前半期，在进行明清时代诉讼问题的研究时，我痛感欲将此类研究推向深入，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性史料或中央一级的文献，必须收集被称为“地方档案”的历史文书。现在听来恐怕有些难以置信，当时日本的明清史研究界关注着北京历史档案馆的中央一级档案，对地方档案基本上是视而不见，明显地落后于美国方面的研究。有鉴于此，我得到其他几位优秀学者的赞同，向文部省申请了科学研究费，从1997年开始进行了为期3年的研究计划――“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该计划的中心是前往中国收集地方档案。说来有些奇妙，申在植的《笔谭》是大阪经济法科大学的教员伍跃在执行上述研究计划时，在山东省图书馆发现收集的。当时，他在山东省图书馆翻检图书卡片目录时，偶然看到《笔谭》一书，觉得对我的研究或许有用，故“顺便”收集了这一史料。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歪打正着，因为我的专业只是中国史的研究，但是当时偶然同时也从事燕行使史的研究。当我阅读了这一史料之后，被其中清朝文人与朝鲜文人之间的学术争论、以及当时两国在学术上所处位置的不同和该不同所包含的意义所吸引，写下了构成本书第八章的论文《朝鲜燕行使申在植〈筆谭〉所见汉学与宋学的论争及其周边》。《笔谭》是一部仅有37张纸的燕行录。从对问题的关注而言，我从执笔撰写前述第五章的《1574年朝鲜燕行使对“中华”国的批判》时已经开始关注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但是这仅有37张纸的史料无疑促使我以中朝两国之间对汉学和宋学论议为出发点，进一步深入研究朝鲜通信使和洪大容的问题。

在申在植《笔谭》有一位名叫金善臣的人。当申在植在北京和中国士大夫就汉学的是非问题进行讨论时，他就是挑起争论的人。他在出使北京之前于1811年参加通信使团到访过日本。我在撰写前述论文时感到，他之所以痛批汉学和考证学的可能性之一是他曾经到访过日本，亲眼目睹了当地流行古学并摈斥朱子学，而前往北京之后又得知中国盛行汉学和抛弃朱子学，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在国际上深受孤立。当然，这些属于他个人感情方面的问题，在史料中难以得到证明。作为仅存于他脑海之中的问题，我也无法得知自己的推论是否正确。但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超越了金善臣个人，想探寻当朝鲜士大夫得知汉学昌盛于中国之前后，他们是否也知道了日本也在摈弃朱子学，他们通过何种渠道、在何种程度上把握了这一问题。自从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古学之后，朱子学在日本日渐式微已成潮流。所以，我关注到访日本的朝鲜通信使一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知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提倡的“古学”。在这个意义上，促使我深入研究通信使问题的关键是，存在着金善臣这样一位令人生趣的奇矯な士人。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阅读了与通信使以及日本思想史有关的著作和论文。但是令我吃惊的是，这些先行研究几乎没有能够回答我的疑问。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动手。我采取的方法是，在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朝鲜文献的同时，阅读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留下的与朝鲜通信使的笔谈记录。2003年至2004年，我集中地阅读了这些史料。在阅读中积累的认识完全不同于日本与韩国学界的旧“常识”。同时，我在这一过程还时常感到，不应该仅仅将燕行使和通信使作为简单对比的素材，而应该积极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将其作为思考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学术与文化在整个东亚世界中位置关系的素材。本书第九章《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至第十四章《洪大容〈医山问答〉的诞生》的各篇论考就是撰写于这一思考的过程之中。

构成本书第Ⅰ部的各篇论文、即围绕朝鲜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关系构造的研究，是在研究燕行使的研究过程中深入阅读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的结果。当然，与琉球册封使有关的研究计划――“冲绳历史情报的研究”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研究终成为论文还是在2002年至2006年之间以后。当时，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在执行COE项目的研究，我本人在当时负责子课题之一的“东亚的国际秩序与交流的历史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在这期间之后，朝鲜燕行使和朝鲜通信使的研究与东亚国际关系史和国际秩序史的研究是同时进行的。直至本书定稿之前，我还在犹豫是否应该收录目前构成本书第Ⅰ部的各篇论文。因为当时我认为，如果将这些论文收录在内，那么作为一部专著略显复杂，或许会令读者感到难以理解。2008年韩文版出版时，这些论文除了一篇以外尚未执笔，当然也没有收录。2010年中文版出版时，基于上述理由，还是没有收录这些论文。但是，当我完成第四章《以北学派为中心的朝鲜士大夫对琉球国际地位的认识》之后，却感到本书如果不收录该文，反而会显得不可思议。这些判断究竟是否正确，只能各位读者作终决定。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主要讨论14—19世纪的韩国（朝鲜）与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的对外交流史。作者从浩如烟海的燕行录、通信使录中揭示东亚的册封-朝贡体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日韩通过燕行使和通信使所进行的学术文化交流。本书视角独特、见微知著、勾稽隐秘史料、论说绵密细致，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还原可让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夫马进（Susumu Fuma），1948年生。1971年京都大学文学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1974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教。1979年起历任富山大学人文学部讲师、副教授。1987年起历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文学研究科副教授、教授。2013年退休，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1997年，获恩赐奖暨日本学士院奖，中文版2005年)。编著有《增订使琉球录解题及其研究》(1999年)、《燕行录全集日本所藏编》(2001年合编)、《中国东亚外交交流史研究》(2007年)、《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2011年，中文版2019年），译注有《乾浄笔谭》(朝鲜洪大容著，2016、2017年)等。

译者简介：

伍跃，1958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的捐纳制度与社会》（2011年，中文版2013年）等。

凌鹏，1986年生。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目前正在承担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土地与社会治理研究”。

中文版序言

日文版序言

序章  何谓朝鲜燕行使？

一、朝鲜燕行使的称呼，及其朝贡次数

二、朝鲜燕行使团的人员数与朝贡贸易

三、朝鲜燕行使团的人员构成

四、问题提出

编  14—19世紀围绕着朝鲜的东亚国家关系与国际结构

章　朝鲜的外交原理：“事大”与“交邻”

一、序言

二、“交邻”的原义，及其用作外交原理时的含义

三、“交邻”原理与通信使的派遣

四、“事大”原理与种族的华夷思想

五、结语

第二章　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中的“礼”和“问罪”

一、序言

二、明初洪武年间的对高丽外交与朝鲜外交文书非礼事件

三、“仁祖反正”和册封问题

四、清初朝鲜外交文书违式事件

五、结语

第三章  1609年，日本吞并琉球以后中国和朝鲜的对琉球外交——东亚四国之间的册封、通信以及塞绝

一、序言

二、清朝的册封国有哪几个？

三、1609年，紧接日本吞并琉球之后的明朝对琉球外交

四、1612年琉球入贡以后的明朝对琉球外交

五、朝鲜、琉球外交关系的塞绝

六、结语

第四章  朝鲜士大夫对于琉球国际地位的认识——以北学派为中心

一、序言

二、18世纪，朝鲜燕行使记载的三则琉球人见闻录

三、元重举与成大中的琉球认识

四、洪大容与朴趾源、李德懋的琉球认识

五、1794年，琉球漂流民的陆路送还与朴齐家的《北学议》

六、结语

第二编  16—17世纪朝鲜燕行使对中国的观察与批判

第五章  1574年朝鲜燕行使对“中华”国的批判

一、引言

二、许篈和赵宪

三、身处“礼义之邦”的人们所受的待遇

四、是耶非耶阳明学

五、“中华之国”的现实和批判

六、结语

第六章  改革方案《东还封事》中所见赵宪的中国报告

一、序言

二、中国报告与实际的见闻(一)

三、中国报告与实际的见闻(二)

四、结语

第七章　朝鲜燕行使对反清情报的收集及报告――以1669年闵鼎重的《王秀才问答》为中心

一、序言

二、闵鼎重的中国之行

三、对《王秀才问答》的分析

四、结语

第三编　18—19世纪燕行使与通信使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八章　朝鲜燕行使的汉学•宋学论争及其周边――申在植《笔谭》与中朝文化秩序

一、序言

二、申在植和他的《笔谭》

三、汉学，是耶非耶

四、汉宋议论的周边

五、结语

第九章　朝鲜通信使对日本古学的认识——兼及朝鲜燕行使对清朝汉学的理解

一、序言

二、往路：大坂以西的古学情报

三，在江户对古学认识的加深

四、返程再经大坂

五、结语

第十章  1764年的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徂徕学

一、序言

二、对徂徕学的进一步认识——以收集徂徕学著作为中心

三、对徂徕学派校勘学和重刊古代典籍认识的加深

四、朝鲜通信使归国后对徂徕学的介绍

五、笔谈记录中所见朝鲜通信使对徂徕学说的反应和评价

六、结语

第十一章 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书籍——以古学派校勘学的著作和古典籍为中心

一、序言

二、1748年朝鲜通信使与日本的典籍

三、1764年通信使与日本的古典籍

四、日本古典籍向朝鲜的流传

五、结语

第四编　洪大容燕行在东亚世界中的意义

第十二章 1765年洪大容的燕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以两者在中国和日本对“情”的体验为中心

一、序言

二、洪大容燕行的目的以及对国内的冲击

三、洪大容与通信使元重举等人对中国人和日本人观察的类似性

四、洪大容与元重举体验到的中国和日本的“情”

五、结语

第十三章　洪大容《乾浄衕会友录》及其改变——18世纪东亚的奇书

一、序言

二、改订的开始与潘庭筠的反应

三、《乾浄衕笔谈》的文本问题

四、《乾浄衕会友录》原本与《乾浄笔谭》《乾浄衕笔谈》

五、修改实例之一——删除的部分

六、修改实例之二——置换关于许兰雪轩的内容

七、书名的改变——“乾浄”的寓意

八、结语

第十四章  洪大容《医山问答》的诞生——归国后与中国士大夫的通信，以及脱离朱子学的过程

一、序言

二、脱离朱子学的契机——严诚的遗书

三、“说服了中国人”的传说

四、倾倒于庄子的思想

五、激愤之书《医山问答》

六、结语

第五编  朝鲜燕行录与使朝鲜录

第十五章　日本现存朝鲜燕行录书目提要

一、序言

二、考订目的

三、书目提要

第十六章 使琉球录和使朝鲜录

一、序言

二、“册封使录”和“使琉球录”

三、使朝鲜录书目提要

四、使琉球录和使朝鲜录的特征

五、结语

终章

补论一　明清时期中国对朝鲜外交的一面镜子∶对越南外交――以册封问题与“问罪之师”为中心

一、序言

二、永乐皇帝的问罪之师――“天地鬼神所不容”

三、嘉靖皇帝的“问罪之师”

四、乾隆皇帝的“问罪之师”

五、结语

补论二  越南如清使与中国的汪喜孙――以范芝香撰《郿川使程诗集》为中心

一、序言

二、《郿川使程诗集》与范芝香的如清行

三、范芝香与汪喜孙的唱和赠答

四、结语

补论三  朝鲜通信使所见尊皇讨幕的言论

索引

译后记一（伍跃）

译后记二（凌鹏）

《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主要讨论14—19世纪的韩国（朝鲜）与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的对外交流史。作者从浩如烟海的燕行录、通信使录中揭示东亚的册封-朝贡体系的实际状况，以及中日韩通过燕行使和通信使所进行的学术文化交流。本书视角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