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卢梭

序 言
赵 林
卢梭这个人，应该算是西方文化园圃中zui怪诞诡谲的一朵奇葩，他生前困顿窘迫、四面楚歌，死后却声名远扬、世人景仰。在卢梭之前，法国虽然也产生了几位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如拉伯雷、莫里哀等，但是他们的反叛充其量只表现为一种典型法兰西式的机智谐谑，如同塞万提斯笔下的桑丘一般。而卢梭却是次公开地对传统社会的几乎所有主流价值都进行了全面彻底的颠覆，像唐·吉诃德一样单枪匹马地向整个法国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发起挑战。正是卢梭敏感、浪漫的心灵和其特立独行的人生，极大地激发了后世那些忧郁的寻梦者，从而引发了从浪漫主义运动到后现代主义的各种反传统的文化浪潮。并且，卢梭那深厚的平民主义情结和追求社会平等的政治主张，也酝酿了从西方到东方一次又一次激烈的社会革命和以美德相标榜的政治恐怖（尽管这是与卢梭本人的初衷相悖逆的）。
在卢梭晚年撰写的《忏悔录》和《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充满了不平的怨忿和浪漫、忧伤的敏感心灵，这颗心灵由于遭受了太多的伤害和离弃，已经变得有些神经质，时常被受虐的妄想所折磨。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和愤世嫉俗的圣洁情怀使得日渐衰老的卢梭越来越坚信，当末日审判的号角吹响时，所有站在上帝面前的人里面没有一个敢说“我比这个人好”！这种孤芳自赏的狂傲不久以后就得到了法国人民的认同—1794 年10 月11日，这位一生潦倒的思想怪杰的遗骸被法国国民公会从埃默农维尔的杨树岛迁葬到神圣的先贤祠，成千上万热情的巴黎民众向这位“自由平等的使者”和“法兰西民族英雄”顶礼致敬。
卢梭的忧郁柔美的浪漫气质可以追溯到其从小失去母爱的孤寂的心灵感受，更得益于在华伦夫人那里所受到的情感滋润。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与比自己年长十四岁的风韵贵妇在风景秀丽的阿讷西等地长达十多年的朝夕相伴，这种浪漫的教化是任何经典教科书的教化都无法企及的。与这种美好的情感启蒙相伴随，从未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卢梭也从华伦夫人那里接受了系统的哲学、科学，尤其是音乐艺术方面的熏陶，从一个天真的流浪少年成长为儒雅的知识青年。在后来的五十年间，对于华伦夫人的优雅品性和恬美柔情的追忆，一直成为饱尝世态炎凉的卢梭的心灵甘泉。
离开华伦夫人之后的卢梭在一些新结识的朋友的介绍下，跻身于巴黎上流社会。在贵夫人的沙龙里，卢梭和狄德罗、达朗贝尔等有志青年一样，怀着宏大的理想开始了思想探索和社会批判。但是出身寒门、以“日内瓦公民”自称的卢梭很快就与虚饰、矫揉的巴黎上流社会分道扬镳，也与他曾经的好友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及其仰慕已久的法国启蒙运动精神领袖伏尔泰反目成仇。在以后的漫长生涯中，卢梭由于发表了那些离经叛道的著作而受到精英阶层的普遍抨击，还一度遭到法国当局的通缉，颠簸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就在卢梭与虚浮的上流社会渐行渐远时，一位缺乏教养却善良淳朴的女佣泰蕾兹·勒瓦瑟走进他的生活，并一直陪伴他度过了艰难的后半生。由于未曾正式结婚，以及环境恶劣等方面的原因，卢梭把自己与泰蕾兹所生的五个孩子全都送进了育婴堂，由此进一步招来了伏尔泰等人的激烈攻讦，指责卢梭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岂能够爱人类？卢梭与伏尔泰及“哲学家们”（指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之间的仇隙也日益加深，zui终彻底决裂。
卢梭与法国上流社会及知识精英的决裂固然有其个性方面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思想上的分歧。在18世纪欧洲先进知识分子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的时代，卢梭却逆水行舟地提出了科学技术进步必将导致人类道德堕落的观点（《论科学与艺术》）；当新兴的资产阶级理直气壮地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卢梭却声称私有制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各种不平等现象（《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当洛克、孟德斯鸠等享誉欧洲的大思想家为宪政理想设计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时，卢梭却明确强调人民主权不可分割（《社会契约论》）；当狄德罗、霍尔巴赫等启蒙思想家公开竖起无神论大旗对基督教信仰进行猛烈批判时，卢梭却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信仰上帝的，尽管他信仰的上帝绝非传统基督教的上帝（《爱弥儿》）；当爱尔维修和稍晚时期的边沁等人大力推行功利主义道德观时，卢梭却针锋相对地开创了道德动机主义（《忏悔录》）；当伏尔泰在为崇尚理性的古典主义大唱赞歌时，卢梭却激荡起了讴歌情感的浪漫主义思潮（《新爱洛伊丝》）……
如此一个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文化叛逆者，焉能不引起整个上流社会和知识精英的群起而攻之？！
在法国启蒙运动的许多推动者和参与者看来，卢梭的思想无疑是与启蒙理想背道而驰的，但是这并不能动摇卢梭本人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重要地位。与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所进行的理性启蒙不同，卢梭的启蒙是直指每一颗真挚淳朴的心灵的。伏尔泰们在进行雷霆万钧的社会批判，卢梭则在进行春风化雨的人性改造；伏尔泰们要改造法兰西的宗教和政治，卢梭则要净化人类的道德和情感；伏尔泰们在沙龙中优雅地谈论着自由，卢梭则在流亡中执着地呼唤着平等。质言之，伏尔泰们的启蒙是要颠覆专制和蒙昧的旧世界，卢梭的启蒙则是要重铸善良与美丽的新灵魂。无怪乎德国zui伟大的思想家康德对卢梭情有独钟，这位在个人品性上无懈可击的道德圣贤在谈到饱受诟病的卢梭对自己的影响时，充满敬仰地说道：“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康德所提倡的启蒙恰恰就是要驱除遮蔽在人心之上的翳霾。
如同苏格拉底之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一样，卢梭对于18世纪的法国来说也是一个来得太早的人。他之所以不合时宜，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些超越自己时代的思想，然而这些思想在他死后很快就成为新的时代潮流—卢梭提出的“主权在民”和“公共意志”的政治理论在法国大革命中被罗伯斯庇尔等平民派领袖充分运用，并且在19—20 世纪的德国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实践（苏维埃政权）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和发挥，甚至深深地影响到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卢梭发轫的道德情感宗教通过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的理论重构，成为西方社会大多数受过理性启蒙的现代人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基本特点就是在科学支撑的“头顶星空”与上帝维系的“心中道德”（以及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互补关系；而卢梭在《新爱洛伊丝》《爱弥儿》等作品中赞美真挚情感、突破矫饰理性的美学倾向，通过夏多布里昂、斯达尔夫人等人的发扬光大，zui终酿成了19 世纪风靡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并且从中衍生出从波德莱尔一直到福柯的各种反叛传统和解构权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每一个世纪都有其文化上的代表人物，如果说16世纪的文化象征是路德和加尔文，17世纪的文化标志是洛克和牛顿，那么18世纪的文化偶像无疑应是伏尔泰和卢梭。伏尔泰活着的时候就是欧洲人人敬仰的启蒙领袖，卢梭则在其死后不久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名声大噪。丹麦著名文学史家勃兰兑斯在谈到二者对法国革命的影响时写道：“毕竟伏尔泰在整个革命时期构成了破坏性的原则，正像卢梭是使人们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一样。因为伏尔泰为个人的思想自由辩护，从而破坏了权威原则，而卢梭则以普遍博爱、互相依靠的感情代替了它……伏尔泰唤起了革命者的愤怒，卢梭则唤起了革命者的热情。”在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的经典名著《悲惨世界》中，连目不识丁的小流浪汉加弗洛什也是一口一声唱着“这只能怨伏尔泰”、“这也只能怨卢梭”的顺口溜而死于1832 年的巴黎巷战。
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领袖，对他的表述可以用复数形式，即“伏尔泰们”，因为追随在他旗下的一大批知识精英在思想方面都与他大同小异；但是卢梭却只能是单数的，在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对抗着整个法兰西文明社会。但是在死后，他的思想很快就发生了几何级数的裂变，从而在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孵化出无数的忠实信徒，并演化出种种浪漫的甚至暴戾的历史后果。
在今天的巴黎，随处都映现出这两位伟人的文化影响——在雍容华贵的凡尔赛宫和卢浮宫，人们可以充分吮吸伏尔泰所代表的崇高典雅的气息；而在巴士底广场和蓬皮杜艺术中心，人们同样可以亲切感受到卢梭所激起的躁动不安的脉博。在法兰西人民心中zui神圣的殿堂—巴黎先贤祠的地下墓室的入口处，卢梭的灵柩与伏尔泰的棺椁相对而立，这两位思想上的冤家对头，相映生辉地绽放出法兰西文化zui耀眼的辉煌。
据说拿破仑在称帝之前有一次路过位于杨树岛的卢梭陵墓原址，他在墓前伫立良久，然后对身边的人说道：“后人将会说，为了天下太平起见，世上zui好没有卢梭，也没有我。”但是卢梭（以及拿破仑）毕竟出现了，并且给这个一向循规蹈矩的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此以后，这种反叛的躁动就不仅在充斥着各种不平等现象的现实社会中蛰伏蠢动，而且也在一切不安现状的追梦者的血液里流淌奔涌，成为浪漫心灵的永恒感召。
要想深入了解西方文化，卢梭是绕不开的。放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这本牛津通识读本《卢梭》，将引领我们走进一个有血肉、有性灵的卢梭其人。

让—雅克·卢梭既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是这一运动的强大批评者。他大力抨击政治、经济、神学及性的文明装饰物，并沿着这一路线激发着浪漫个人主义者和激进革命者的狂热。在这本研究卢梭生平及其著作的小书中，罗伯特·沃克勒向我们表明，卢梭的历史哲学，他的音乐和政治理论，他的小说、教育和宗教作品，甚至是他的植物学创作，如何受其有关人类在无拘无束自由状态下自我实现的空想理念所激发。作者还解释了，在回归古典共和主义、古代神话、与神直接交流及孤独状态中，卢梭如何预见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某些拒斥。

罗伯特·沃克勒，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卢梭的杰出研究者。著有《卢梭论社会、政治、音乐和语言》（1987）、《卢梭与18世纪》（1992）、《狄德罗的政治著作》（1992）、《发明人类科学》（1995）、《启蒙与现代性》（2000）等。

序言
致谢
引用书目
章 一位日内瓦公民的生平
第二章 文化、音乐和道德的败坏
第三章 人性及公民社会
第四章 自由、美德和公民权
第五章 宗教、教育和性
第六章 流浪者的梦想
索引
英文原文

让—雅克·卢梭既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人物，也是这一运动的强大批评者。他大力抨击政治、经济、神学及性的文明装饰物，并沿着这一路线激发着浪漫个人主义者和激进革命者的狂热。在这本研究卢梭生平及其著作的小书中，罗伯特·沃克勒向我们表明，卢梭的历史哲学，他的音乐和政治理论，他的小说、教育和宗教作品，甚至是他的植物学创作，如何受其有关人类在无拘无束自由状态下自我实现的空想理念所激发。作者还解释了，在回归古典共和主义、古代神话、与神直接交流及孤独状态中，卢梭如何预见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某些拒斥。

罗伯特·沃克勒，英国埃克塞特大学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和卢梭的杰出研究者。著有《卢梭论社会、政治、音乐和语言》（1987）、《卢梭与18世纪》（1992）、《狄德罗的政治著作》（1992）、《发明人类科学》（1995）、《启蒙与现代性》（2000）等。

章
一位日内瓦公民的生平
在同期的思想家中，卢梭与孟德斯鸠、休谟、斯密、康德对现代欧洲思想史产生了zui为深远的影响。而卢梭所做出的贡献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其他所有人。没有哪位18世纪的思想家能像他这样写出如此多的著作，涵盖如此广泛的主题和形式，充满如此持久的激情和强大的说服力。没人能像他一样用自己的作品及一生如此深刻地激发甚至震撼了公众的想象力。在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当中，几乎只有卢梭能让当时所处世界的主要思潮经历zui具启发性的批判，即便是在他引导思潮方向的时候也是如此。后来，当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抓住机会引发政治实践和理论的统一时，他们首先宣布了对卢梭学说的拥戴。
和那个时代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杰出人士一样，除了政治之外，卢梭还有很多其他兴趣。他是一位广受赞誉的作曲家，他著有一部权威、翔实的音乐辞典。在他的一生中，音乐或许是他zui感兴趣的主题。虽然他早期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关于艺术、科学和历史哲学的，但他在晚年却对植物学充满热情，他就植物学写了一系列书信，其译本成为英国深受欢迎的教科书。他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在18世纪晚期的欧洲引发了浪漫自然主义思潮，他的《新爱洛伊丝》是那个时代zui广为阅读的小说，他的《忏悔录》是自圣奥古斯丁以来zui具影响力的自传作品，他的《爱弥儿》是自柏拉图《理想国》之后关于教育的zui重要著作。然而，他所获得的zui杰出的荣誉仍然来自道德和政治思想领域。
他的出生地和早期童年生活对他后来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于1712 年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加尔文主义小国，周边围绕着以信奉天主教为主的大国。这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有防御外敌入侵的自然屏障。zui重要的是，它是共和制国家，而其周边的国家都是公爵领地制和君主制。卢梭后来在《爱弥儿》中描述萨瓦神父的时候，称他信仰的是仁慈的自然之神，而不是《圣经》。在一座鸟瞰城市的山丘上，他构思了一个人与其造物主直接沟通的景象，而他所了解的其他城市里的居民是无法对这一想法表示赞同的。在反对专制政府和腐败贵族特权的过程中，许多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将开明君主视为改革过程中的盟友。但是，卢梭和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不同，他对于开明专制的前景并不抱有太大信心。然而，出于对书刊审查制度的恐惧，狄德罗、伏尔泰等其他人在自己积极投身的事业上表现得相对缓和，他们开始以匿名的方式发表自己的作品。而卢梭会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日内瓦公民”，直到他确信自己的同胞们已经无可救药地彻底迷失后，他才停止这么做。启蒙运动中没有哪个重要人物能像他这样，如此敌视政治文明发展路线，而又为自己的政治身份感到如此骄傲。
卢梭的母亲生下卢梭后便撒手人寰，因此，养育卢梭的重任落在他父亲的身上。卢梭的父亲是一个富有浪漫气质但脾气暴躁的钟表匠，他激发了卢梭对自然和书籍的热爱，尤其是对经典名著和历史的热爱。卢梭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似乎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偶尔会用冗长的脚注来注释他作品中所引用的文献，而他同期受过良好教育的作家几乎很少费心引经据典。不过，卢梭的母亲继承了大量藏书，他博览群书的父亲以颇具修养的方式鼓励少年卢梭，因而使他迷恋上了文学。后来，卢梭在《忏悔录》中提到这种修养，他认为这是日内瓦工匠区别于其他国家工匠的独特之处。卢梭对出生地的挚爱很大程度上也沿袭自他的父亲，他父亲告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及“喜悦和天堂支配一切”。至少有两本卢梭的重要作品—1758年的《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和1764年的《山中来信》主要讲述了他出生城市的文化或政治体系。他还曾经评论自己所写的《社会契约论》描述的是自己国家的崇高原则。在卢梭的所有作品中，没有哪本像《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这样详尽描绘他的政治友爱观。他在书中回忆了一个日内瓦兵团在露天举办欢庆活动，这激发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卢梭的想象力（《作品全集》第五卷，第123—124页；《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第135—136 页）。
然而，卢梭对自己的父亲以及出生地的眷恋并没能让他克服失去母亲的痛苦。在他年仅十五岁时，经介绍认识了一位瑞士男爵夫人—华伦夫人，她住在萨沃伊公爵领地的阿讷西，位于日内瓦的西边。二十九岁的年轻的华伦夫人已经从事使新教难民改宗天主教的事业。她热情地把卢梭带进了她的家以及她的怀抱，而华伦夫人的这种热情恰巧与卢梭的狂热不谋而合。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他成了她的情人，也是她的学生。他们先后住在阿讷西、尚贝里，zui后住在田园诗般宁静的谢尔梅特山谷。在她的指导以及她的资助者和告解神父的帮助下，卢梭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尤其是他之前知之甚少的哲学和当代文学，并由此开始考虑将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此外，卢梭在一定程度上受华伦夫人敬虔主义热情激发，对神及其创造的奇迹产生了依恋，从而导致他的宗教信仰有别于同时代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他们或者是无神论者，或者是怀疑论者，但都对卢梭的狂热表示质疑，认为这和他们想要推翻的教会是属于同一类型的神秘迷信。在卢梭和华伦夫人成为情人的这段时期以及之后的岁月里，卢梭都称呼华伦夫人为妈妈，因为华伦夫人拥有甜美、优雅、美丽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是失去母亲的孩子渴望在之后所有令其着迷的女性身上找到的。
卢梭大约从1745年起直至去世，一直和泰蕾兹·勒瓦瑟生活在一起并与其结婚。泰蕾兹·勒瓦瑟并没有那么迷人，而且受教育程度也较低。虽然泰蕾兹·勒瓦瑟的清纯一开始吸引了卢梭，但她始终未能从卢梭那里获得他给予华伦夫人那样的深情。他从他生命中zui为重要的两位女性那里获得母性关爱和性满足，但他永远无法容忍拥有自己的家庭。他抛弃了和泰蕾兹生的五个孩子，把他们送进公立育婴堂，命运未卜。卢梭后来声称自己太穷了，没法妥善地照顾自己的孩子，他对孩子的所作所为让他非常悔恨和羞耻。读者们肯定非常想知道他是如何写出像《爱弥儿》这样关于儿童教育的崇高论文的。《爱弥儿》在某些方面或许可以被解读为一部关于个人救赎的作品。直到今天，他抛弃自己孩子的行为比他的其他任何特点都更为影响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
事实证明，卢梭也没有像关心华伦夫人那样关心泰蕾兹的需要。在1750年代，泰蕾兹陷入了极度的经济困境，甚至被迫登记为贫民。1762年夏天，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她依然没有摆脱贫困，也没有跟卢梭联系。而那时，卢梭正由于自己的作品而被法国和瑞士的宗教和世俗统治者谴责，陷于对自身安危的焦虑中。在1778年4月12日圣枝主日，也就是卢梭去世的几周前，他写下了人生中zui动人的篇章之一—《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的漫步之十。在这一章中，他回想自己初次遇见华伦夫人已经是五十年前了，他们彼此的命运已经交织在一起，在她的怀抱里他享受到了孤独人生中一段短暂而温柔的时光，没有艰难困苦、没有纷繁杂乱的情绪，因为这段时光，（他）才认为（他自己）真正活过（《作品全集》卷，第1098—1099 页；《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第153 页）。
在卢梭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终于开始在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当时他主要依靠给人补习和谱写乐曲维持生计。他下决心要用一部喜剧—《纳西塞斯》和一套全新的乐谱体系征服巴黎。1742年到达巴黎后不久，卢梭结识了狄德罗。狄德罗与卢梭年龄相仿，背景相近，拥有相似的抱负，从而成为卢梭接下来十五年内zui亲密的伙伴。他们两人的性情并不一样，狄德罗更为儒雅、和蔼，卢梭更为敏感、真挚，但他们在戏剧、科学尤其是音乐上拥有共同的兴趣。在狄德罗与达朗贝尔担任《百科全书》联合主编时，卢梭接受委托，撰写了大部分关于音乐的文章以及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在1749年《论盲人书简》出版后，狄德罗在万塞讷的监狱被短暂拘留了一段时间。卢梭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他，并恳求当局释放他的伙伴。有一天，他从巴黎的寓所出发前往监狱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则关于有奖征文的竞赛通知，主题为艺术和科学及其对人类道德的影响，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卢梭热衷于反对文明，这一观点构成了《论科学与艺术》的核心内容。狄德罗起初跟卢梭拥有同样的热情，但仅仅是因为他主编的艺术与科学辞典的主要撰稿人也试图不断地质疑科学和艺术，这一具有煽动性的想法让狄德罗非常感兴趣。后来，狄德罗开始拥护自己激进的道德观念，其中很多观念仍然和卢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一直对卢梭持否定态度的一个观点坚信不疑：知识和文化的演变只要源于符合人类天性的真正好奇心，就会带来人类行为的进步。
1743—1744年间，卢梭被任命为法国驻威尼斯大使，因而他暂时结束了在巴黎的逗留。年轻的时候，卢梭拜访过都灵，并在那里学习了意大利语。他喜爱意大利音乐，经常聆听，并对其自然和直接的表现方式表达出强烈的热情；他在欣赏结构精致的法国音乐时，也丝毫无法减淡对意大利音乐的热情。在都灵，他发现为弥撒仪式伴奏的华丽的管弦乐表演比在日内瓦教堂里被当作音乐的简朴的赞美诗更具有吸引力；在威尼斯，他也热衷于通俗音乐和本地音乐，街上和酒馆里的流行曲调一点都不比舞台上的音乐逊色，同样令他陶醉。他返回巴黎后，将意大利歌剧和法国歌剧进行比较，认为意大利歌剧更胜一筹。他认为法语欠缺音乐表现力，法国声乐风格通常缺乏清晰的旋律线，而且过多的表面装饰和和声的点缀导致音乐拖沓。
卢梭在18世纪中叶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拉莫的争执正是源于这样的主题。1753年，卢梭写了《论法国音乐的通信》，事实证明这是他引发争议zui大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他对音乐的思考被视为具有煽动性，他的肖像被反对者吊起来以泄愤。卢梭自己在《忏悔录》（《作品全集》卷，第384 页；《忏悔录》，第358页）中声称，《论法国音乐的通信》也是一部曾经遏制了法国政治暴动的作品。1753 年11月，君主一派对巴黎zui高法院的地方法官进行驱逐，这一全国性的危机也激化了詹森主义者和耶稣会会士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极大的动乱。但卢梭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他的作品所激发的，他的作品只是将一场原本针对国家的潜在革命，转变成了一场针对他的革命。矛盾的是，事实证明，《论法国音乐的通信》是卢梭一部赢得启蒙思想家普遍认可的作品，他们也怀着和卢梭相似的热情加入了推行意大利音乐的行列。1752年卢梭创作了歌剧《乡村卜者》，这部作品以意大利音乐风格创作，受到了广泛的称赞，甚至被格鲁克和莫扎特模仿并超越。1767年卢梭的《音乐辞典》出版，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源自他为《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他对于自己早先关于音乐和话剧的想法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而在1760 年代早期完成的《论语言的起源》中，卢梭在上述想法中加入了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认为古典拉丁语比当代法语更具有音乐活力，古代共和国的公民拥有更多的美德和自由，他们以开放式的音乐表达了他们兄弟般的情谊，而这种音乐在君主统治的当代主题中已经不再流行了。
在卢梭的《忏悔录》中，他提到他在威尼斯发现“一切都归源于政治”，因此“一个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其政府的性质所决定的”（《作品全集》卷，第404 页；《忏悔录》，第377 页）。他坚信，人天生并不邪恶，但往往由于差劲的政府滋生了邪恶，从而导致人变得邪恶。如果一切都取决于政治，那么日内瓦同胞的正直品格，以及曾经辉煌的威尼斯共和国民众的道德败坏，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根源。在威尼斯居住过一段时间后，卢梭回到当时zui大的君主国的首都巴黎，因此他可以比较三个截然不同的政体在塑造其民族性格上所产生的影响。卢梭在1749 年起草了《论科学与艺术》，这让他次有机会集中阐述了他关于文化衰落和罪恶的政治根源的观点。他在书中提出，虽然我们的祖先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