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了作者都是我,还有没有其他的共同之处呢?乍一看,这些文章非常零散,缺少一致的主题。其中,关于“新型市场”的文章,将20世纪60年代的金融潮流和蠢行视为经济、社会结构性变迁的症状,该文章与关于近代西方最不“市场导向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的文章被收入同一文集,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本书认为亨利·福特是“最后的平民主义者”,他一方面实现了19世纪有关农业的理想和杰斐逊式梦想;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两者。将福特与关于日本“经济奇迹”内部动力以及当今“浪漫一代人”(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痛苦与迷茫并列,似乎有些牵强。尽管本书所录文章的主题非常多元,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和基调,我称之为“社会生态”。虽然在任何大学的课程、学科目录中都找不到该术语,但“社会生态”唯一的新颖之处是其名称。作为一个主题和人文领域,社会生态具有悠久的光荣传统,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近代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和白芝浩也是该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社会生态的基调则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的著名定义—“政治动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知(虽然很多引用其观点的人并不明白),这意味着社会、经济是人的创造,对人而言是“自然的”,脱离了这些要素,就不能深入理解人;还意味着社会、经济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实实在在的整体,用一个流行的术语来讲,就是一个完备的“系统”,其中任何要素都与其他要素密切相关,为了看清,更是为了准确地理解相关状况,人、思想、制度、行为必须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社会生态学家的研究往往无视市场、学术等领域的传统界限,让各学科的专家感到不安。例如,托克维尔属于“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白芝浩呢?社会生态学家强调,每一项进步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使那些善良的“自由主义者”不悦的是,社会生态学家注重“风险”或“权衡”,而不是“进步”。而且他们也知道,社会、经济构成的人文环境,同自然环境一样,往往处于动态、不均衡状态,而非均衡状态。因此社会生态学家强调,目标明确的创新是“保存”传统的方式—他们几乎从来都不用“保守”这个术语。社会生态学家确信,现有的学科划分过于狭隘,相关方法的局限性非常大,不能有效概括相关知识、行为、事件等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同样,自然生态学家知道,沼泽或沙漠的划分是基本事实,也是植物学、鸟类学、地质学为数不多的专用工具。因此,社会生态学家很少局限于某一学科。我认为,很难明确指出本书的哪一章是研究“管理”的,哪一章是探讨“政府”或“政治理论”的,哪一章是分析“历史”或“经济”的。目标决定使用的工具,但这些工具从未登上学界的大雅之堂。研究人的各种社会维度(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者往往假定,运用理性能够完全理解其研究的主题。的确,他们的目标旨在发现能够用科学证明的“规律”。然而,人类的许多行为往往被视为非理性的,即由外部因素决定,如他们所谓的“规律”。区别于上述学者,社会生态学家假定自己的研究主题过于复杂而永远不能被完全理解,这一点与自然生态学家同行对自然环境的假设相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社会生态学家才会要求(与自然科学领域的同行一样)个人做出负责任的行为,并对自身行为有意或无意导致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我的前一本著作《技术与管理》(Technology, Management and Society)(出版于1970年),聚焦于过去常常所说的“物质文明”:工商企业及其结构、管理、工具;技术及其历史等。本书则侧重于经济与社会进程,包括尽快把握根本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思想(经济的、社会的)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特定传统(美国的或日本的)背景下能否继续行之有效的事物、在工业社会和大政府的复杂结构中有效发挥领导力的条件等。但本书最终的主旨与前一本著作相同,都旨在理解人(作为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教师、公民等)所处的特定环境,即作为有效且负责任行为之前提的“社会生态”。我非常确定,绝非每位读者都认可本书的观点;我衷心地希望读者对每篇文章的观点提出异议。在很久以前我就已经知道,实际上,最严重的错误并不是由于提供了错误的答案,而是提出了错误的问题。我真心希望读者,包括企业高管、政府行政人员、父母及子女、政策制定者、普通公民、教师、学生等,都能够认可本书提出的问题。即使那些严重质疑作者的观点、结论,甚至带有偏见的读者,我仍旧希望他们因阅读本书而心情愉悦。彼得·德鲁克美国加州克莱蒙特市197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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