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货速发】江南书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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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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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新林,陈玉兰 主编,徐文平 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32591961
出版时间2019-04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78元
货号27872465
上书时间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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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绪论 江南书法概述
江南是一方集山水灵气于一体的胜境①。这里人文与自然达到了高度统一，文心相连，文脉不断，数千年来，特别是六朝以来，一直为中国书法艺术发生、发展为典型的区域所在。彪炳书史的皇象、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羊欣、陶弘景、智永、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李邕、张旭、贺知章、孙过庭、李阳冰、颜真卿、李煜、徐铉、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构、米友仁、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吴琚、张即之、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杨维桢、张雨、吴镇、宋克、沈度、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徐渭、董其昌、张照、王文治、金农、邓石如、赵之谦、沈曾植、吴昌硕、罗振玉、于右任、李叔同、沈尹默等历代大家②，几乎涵括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大家巨匠，引领着各时代的书法发展方向，共同构筑了中国书法之重镇——江南。
江南书法的辉煌成就和在中国书法史上独领风骚的地
①.“江南”范围历来有不同厘定。本书范围定为今苏南、上海、浙江全境及扬州、皖东南（徽州、宣城、芜湖、马鞍山）、赣东北（景德镇、上饶）等，它跟吴语区大致相当。这里要特别指出，扬州虽地处长江以北，但传统上却一直被视为江南的一部分，扬州江南身份的认证既有地理位置接近的考虑，也有经济一体、文化一脉的考虑。
②.江南历代书家由江南籍书家和游宦江南的文人墨客两部分组成，其中前者为主流，后者为辅翼。就江南书法史研究而言，当以考察前、后者江南时期的书法活动及其作品为主体，后者尤其如此。
位，与其久远的文明、独特的地理、稳定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先进的文化等所造就的人文精神有关。江南是中华文明源头之一——良渚文化的诞生地，这里气候湿润、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河网纵横，不但孕育了“饭稻羹鱼”、“桑麻遍野”、“舟楫代步”的江南生活特色，而且形成了文化上的精细典雅，风俗上的清新宜人，工艺上的秀美精致，音乐戏曲上的委婉清丽、甜美柔转，建筑园林上的粉墙黛瓦、曲径通幽。江南自古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凭借长江等天然屏障，战争较少，政治相对稳定，文化长期与北方中原相对峙，为历代除了中原之外建都多的地域，集聚了大量的人才资源，文化蓬勃发达冠于全国，是无可争议的华夏文明积累为丰厚的地区。同时，江南自身特性的发育生长又是在长期与北方的对立与交流中进行的，春风化雨式地将中原文化内化、同化，融千年传统为一体，不断产生新的格局。长江流域的江南兼有黄河流域中原的深稳厚重、珠江流域岭南的清新开放之长处，故能长期以来立于中华文化潮头之上，成为包括书法在内的文化艺术引领者之集聚地。
江南书法发展充分演绎了江南文化内涵。以东晋南渡为界，之前体现的是吴王金戈越王剑的勇猛尚武气象，之后则转化为“池塘生春草”的清新尚文风韵。当然，在不同历史阶段自有着不同的审美表现，如先秦时的劲利与遒丽，六朝时的高浑与遒媚，隋唐时的雍容与雄肆，宋元时的率性与古意，明清时的淡雅与狂逸，民国时的古拙与萧散等，但是，当我们沉潜到江南上下七千年的文化长河中去的时候，就会发现在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表层之下，始终有条时隐时显的红线贯穿于整个文化史中，这就是“清、柔、细、雅”的总体特征，就书法而言，则可归纳为“遒、媚、雅、逸”的审美特征。与荆楚简牍的浪漫、敦煌残纸的率意、齐鲁汉刻的雍容、中原北碑的拙厚等，皆为某一特定时期不同书风之代表，江南书法自六朝以来就一直在自身整体审美特征相对稳定中传承有绪，并通过不断地自我发展，持续地引领时代潮流。江南书法根植于深厚的文明积累，所形成的鲜明文化特征，具有其他地域不可比拟的优势，因而其书法审美自东晋以来就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堪称世界艺术精彩的地域文化奇观和完美的书法发展典范。
一、 先秦
江南书法因子是从河姆渡、良渚等远古文化的刻画符号开始的。
距今约7 000年前后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农业已进入了耜耕阶段，随之出现的蔚为壮观的干栏式建筑、精致的纺织和便利的水上交通工具及一系列艺术品，充分体现了河姆渡人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审美趣味。其中“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件，具有鲜明而强烈的鸟图腾意味，可视为以后鸟虫书在南方产生的先兆。
距今5 300.—.4 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江南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以琢玉为代表的手工业趋于专业化，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远超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水平。许多玉器的神人兽面纹、鸟纹等纹饰的优美曲线组合及其所产生的神秘感，既成为以后鸟虫书在江南盛行的一种契机，又构成江南书法遒媚风格的一种审美积淀。而刻画在一些玉器及石器、陶器之上的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画符号，学界多视之为原始文字，或认为已经有了文字的一些质素。中国文明的曙光首先从良渚冉冉
升起。
夏商时期，江南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于中原地区，火耕水耨，地广人稀，仅能自足。自商末周初起，江南吴、越两国崛起，并于春秋时期相继称霸。但吴、越并非一开始就同风共俗，其在文化上的趋同有一个历史过程。就吴国而言，吴人是南下的周人和江南古越居民融合而成，正是“太伯奔吴”使江南和中原两种文化次联成了整体①，同时逐渐发展出属于自身的精神体系。而越为水乡泽国，气候湿润，虫蛇滋生，人多“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②。习俗大异于中原地区束发戴冠的礼制，直到越灭吴后才更多地接受中原文化辐射，但是一直到越国灭亡后，文化上仍然大量保留自身独特的个性。
此时期，江南青铜冶铸业已有一定的规模，上古时期首屈一指的良渚文化玉器成为商周礼器工艺审美的一个渊源，同时也是江南青铜器浓厚的吴、越地域特色的一个深层次审美因素。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等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各自创造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线条屈曲婉转、结体修长而颇具装饰夸张意趣的鸟虫书法，将其铸刻在剑、戈等兵器上，显得高贵而华丽，极富装饰效果。这种极具浓郁江南地域色彩的鸟虫书的创造性书刻，既是一种精神寄托，更是一种江南与生俱来的原始先民的审美积淀，并一直作为一种潜在的红线贯穿于以后的江南书法发展演变史当中。
①.《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②.曹亦冰译注《新序说苑选译》（修订版），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
288页。
二、 秦汉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36郡，吴越地区设会稽、鄣二郡①。又实施“书同文”政策。宰相李斯受命在秦国文字基础上，将当时包括越地鸟虫书法在内的流行于各地的原六国不同字体，整理为规范的统一文字，是为秦篆（亦称小篆、斯篆）。秦始皇又率众巡游会稽（今浙江绍兴），立《会稽刻石》记功，其书法笔致工整，结体规范，为标准小篆，是书史上著名的秦刻石之一。
西汉时期，江南地广人稀。但从东汉开始，江南经济得以逐步开发，特别是中原战乱引起的士族南迁，为江南经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此时江南经学不显，子学发达，文艺灿烂，科技进步，此亦是之后两千年间江南文化的一个特点，折射于书法，两汉江南书风既具时代气息，又存彼时偏僻古拙却独立自由、天真之风范。前者有今扬州地区发现的胡场5号西汉墓和胥浦101号西汉墓中所出简牍，其所存字迹为典型的汉隶风格，笔墨洒脱，书体完美，十分耐人寻味。后者有《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昆地六人买山地记》《校官碑》等江南汉刻之硕果仅存者，其古朴风貌、天真精神，于中原波挑分明的成熟隶风之外别开生境。而汉代江南另有一些出自民间书手的砖、镜铭文书法，如高禹《熹平五年砖》等，古拙而具流宕之美，暗通先秦越地鸟虫书婀娜多姿之神韵，表明江南文化特有的婉丽基因一直在有意无
①.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苏州），辖境约当苏南太湖流域、浙江省仙霞岭、牛头山、天台山以北和安徽水阳江流域以东及新安江、率水流域之地，西汉时曾扩大到福建全省。东汉中期，分会稽郡浙江以北诸县置吴郡。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今浙江绍兴城区），领十五县。鄣郡治所在浙江安吉西北，故城犹在，辖境约当苏南大茅山以西至皖南新安江以北之地。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将鄣郡更名为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意的书刻间得以递承。
三、 六朝①
从孙吴开始的以江南为核心的六朝文化，灿烂辉煌，它与同时期的西方古罗马文化一起被认为是人类古典文明的两大中心。虽然六朝是一个战乱纷繁、朝代迭更的动荡时期，但对于文化艺术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此时期文化艺术因子空前活跃，士人崇尚精神自由以及灵感的释放，人的主体意识得到极大凸显，形成了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六朝风度”“江左风流”，中国书法艺术也由此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独立发展的新时期。所有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草书、楷书、行书开始独立门户，并迎来了历史，集中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等多位在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书豪，他们以自身的作品品质、气韵、情感标誉当世，无论在风格的开创还是典范的树立上都有着无可取代的意义，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书法以中原为核心的格局。江南自此成为中国书法中心，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书法史的
发展。
六朝时期，江南除了书家辈出之外，同时还出现了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众多的书论家，他们立足书法实践，揭示了许多书法的基本观念，不仅形成理论，而且被贯彻到实践中，从而使书法的艺术性质得到了强化，并推进了时代的书法创作。书法已然成为士大夫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从书法的欣赏、研究和创作中，不断地享受着书法所
①.六朝又称六代，是指从公元229年至589年期间，中国南方先后出现并建都于建康（孙吴时称建业，今南京）的孙吴、东晋和宋、齐、梁、陈六个汉族政权。唐朝人许嵩著《建康实录》一书首先记载了这六个朝代，北宋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以此作为正统编年纪事，后人遂将这六个朝代并称六朝。
带来的愉悦之美。
吴国皇象，是三国时期为杰出的草书家，传世皇象《急就章》堪称剧迹，自来即为学习章草的极佳范本。《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则是孙吴时期同时也是整个三国时期著名的篆书碑刻。二碑悬针篆中蕴涵着隶书气韵，不仅代表了彼时江南地域性书风，而且可称是秦汉篆书发展的后一个高峰。孙吴时代楷书发展更是突飞猛进，除法帖外，传世的三国时期的楷书简牍书和碑刻全部集中在吴国，今安徽马鞍山发现的《朱然名刺》及《木谒》，都有很接近成熟楷书的写法。尤其是后者，体势宽博，虽然刚从隶书化出，但楷法已具规模。江南《葛府君碑》为“真楷之极”，“尤为正书鼻祖”①。
西晋是个短暂的朝代，该时期江南书法与孙吴时期书法一脉相承，可视为六朝书法前期向中期发展的过渡阶段。陆机生跨孙吴、西晋，其草书《平复帖》是现存早的名人墨迹。
东晋江南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史的成就。中国书法也借此开始了真正艺术自觉行为并达到鼎盛。此时书体完成了演变，楷书、行书和草书这三种书体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二王”帖学的祖脉——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东晋士人行书、草书，树立了书法“晋韵”的历史风尚，影响极其深远。“二王”集书法之大成，王羲之更是被后世尊为书圣，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永远的至高偶像。江南民间墓志等铭刻书迹则延续孙吴传统，以篆、隶为正宗，间杂楷书，书迹字体多介于隶、楷之间。
南朝江南书法承袭东晋“二王”书风②，书家无不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但稍乏个性。宋以羊欣真书、孔琳之草书、萧思话
①.康有为《广艺舟双楫》。
②.南朝（420—589）为继东晋之后建立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宋、齐、梁、陈四朝的总称。
行书、范晔篆书声名著；齐以王僧虔为代表；梁则书家济济，书论迭出，萧衍、陶弘景及袁昂、庾肩吾等，俱在书史留名；陈僧智永尤得右军之神髓。
南朝承袭魏晋禁碑制度，故碑版甚为稀落，但违禁私刻碑石者亦时而有之，如齐《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梁《萧憺碑》、陈《赵和造像记》等，以《萧憺碑》影响力。摩崖则有梁《瘗鹤铭》，笔姿恣肆、结体宽绰、气度奇逸，堪称南朝飘逸典雅书风的杰出代表。
四、 隋唐五代
隋代江南在短暂的沉寂后又开始发展，特别是曾任江南扬州总管的杨广（隋炀帝）即位后，多擢用江南各族士人，在隋代的文化建设上，江南士人居功甚伟。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更是大大地推进江南经济的重振与繁荣，包括书法在内的江南文化对外交流亦迅速得以拓展。王羲之七代孙、由陈入隋的会稽僧智永作为江左书风正脉成为整个隋代书法杰出的代表，其绚烂多姿的用笔，深稳有韵的体势，极具承前启后之意义。
唐代，江南成为繁盛富庶和文化发达的代名词。唐初太宗李世民喜好王羲之书法，出重金收集三吴遗迹，藏入内府赏玩，不但由此刮起了书坛研*字风潮，极大地推进了江南书学的迅速传播，而且也推进了整个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初唐“四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全部出自江南①，欧阳询为南朝陈大臣之后，长居建康（今江苏南京），余者则全部籍贯江南。虞世南《孔子庙堂》俊朗圆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风姿绰约、陆柬之《文赋》妍润淳雅，皆承王羲之一脉并为书苑典
①.张怀瓘《评书药石论》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并称“四子”。
范。虞、褚更为侍书太宗近臣，褚遂良影响尤为巨大。盛唐江都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吴人张旭狂草奔逸，有“颠张”“草圣”之誉；越州贺知章草书纵横，艺坛驰名；“笔虎”李阳冰，“缙云飞声”，以篆独步三百年；颜真卿宦游湖州，挥毫留翰，豪迈雄浑；吴郡孙过庭《书谱》，书论杰构，草书典范。其他如韩择木、徐浩、史惟则、尹元凯等，皆为一时之书杰。安史之乱后，中国文化中心再次南移，江南释高闲、贯休、.光等醉心狂草，追求自适，倡导新变，艺海扬波。有唐一代，江南书法依然站在全国书法峰。
“五代十国”之南吴、南唐、吴越，皆立国江南，江南文化开始成为汉民族精神传统的重要一极，书法艺术的创作、赏鉴与传播，折射出与初唐时期不同的全新发展状况。李煜“金错刀”书法细瘦深婉、徐铉小篆精熟奇绝，皆与江南委婉含蓄、遒美健秀的审美特征相合拍。李煜诏徐铉刻成《升元帖》，是为法帖之祖。
隋唐五代江南写经、摩崖等亦多珍品，若龙泉金沙寺华严塔晚唐写本佛经、苏州瑞光塔碧纸金书《妙法莲华经》、李阳冰缙云倪翁洞摩崖、南唐徐铉与徐锴栖霞山题名等，皆为世所宝。该时期江南书论全面兴盛，智果《心成颂》、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议》、窦臮《述书赋》、徐浩《论书》等都是时代书论杰作，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发展。
五、 宋
两宋时期，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及浙江全境被划为两浙路，这是江南地区的核心所在。北宋江南已成为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市文化艺术高度发展，江南书法高标独具。前期，原南唐名家徐铉、徐锴，吴越钱惟治等入宋后依然大家，卓有影响；中期，林逋、范仲淹代表了隐士、名宦书法的高度；后期，“宋四家”苏、黄、米、蔡作为时代书法的杰出代表，皆结缘江南：苏轼任职江南多年，黄庭坚祖籍江南，米芾为吴人，蔡襄尝知杭州。他们承唐继晋，又都以意作书，强调个性，江南书法迎来了“尚意”的新局面。
南宋偏安江南，则有“苏湖熟，天下足”的口号，且“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①，无不给文化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在经历过六朝的轴心期、隋唐的兴盛期、五代的传承期之后，江南终于又获得了一个充分发展的黄金时代，并从政治话语中解脱出来，变成了真正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②。赵构、米友仁、吴琚、“南宋四家”（陆游、范成大、朱熹、张孝祥）、张即之、赵孟坚等皆妙于翰墨，各擅风流。其中“南宋四家”更以清一色的江南人氏代表了整个时代的书法
高峰。
两宋江南书论众多，以米芾《海岳名言》、赵构《翰墨志》、姜夔《续书谱》、岳珂《宝真斋法书赞》等为代表，许多观点影响至今。
六、 元
有元一代，江南依然为书法中心。
入元后，江南经济、文化总体延续了南宋时期的发展趋势，南宋故都临安更为文人荟萃之所，书坛三大家赵孟頫、鲜于枢和邓文原借此登上了书史舞台，一时天下书法尽归钱塘。
以赵孟頫为首的元代书家立足理学，针对南宋末流“意造无法”书法之弊端，高擎复古大纛，首次将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
①.吴孝宗《余干县学记》。
②.参见刘士林等著《风泉清听 江南文化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页。
神形态和道德理想的人格追求真正落到实处。同时，自唐末开始就时隐时显的江南书法也是中国书法的主脉，“二王”书法精神及其法度，在元季终得以高度彰显，在书风自成特色的同时，亦为后来明清书法的高峰突起筑下了坚实的基础。
元中期以后，江南社会持续动荡。“元末三高士”杨维桢、陆居仁、钱惟善浪迹山水之间，书风高逸，感应时势，极大地张扬了书法的抒情性功能，为明代草书大家的出现开辟了新声。而张雨的俊爽潇洒、吴镇的连绵不绝、倪瓒的尖峭冷逸，亦颇具时代书法特征。
元代江南书论，以赵孟頫的“用笔千古不易”说为代表。吾丘衍《论写篆》、陈绎曾《翰林要诀》亦成就不凡。
七、 明
明初，江南凸显了其强大的先天优势，涌现了宋克、宋璲和“二沈”（沈度、沈粲兄弟）等一批杰出书家。其中宋克章草为明人之冠，沈度书法被明太宗誉为“我朝王羲之”，备受推崇，二沈为代表的“中书体”（或谓“台阁体”）逐渐成为明朝书法的
主流。
明中期，江南极盛的经济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市民文化的兴起，并推动了书法艺术大繁荣。以“吴门四家”——祝允明、文徵明、陈淳、王宠为中坚，李应祯、吴宽、徐霖、沈周、徐有祯、王鏊、都穆、徐祯卿、唐寅等书家或为前导，或为侧应，共同成就了明代以地域为特征的的文人书法流派——吴门书派，一时“天下书法尽归吴”①，成为书史上一大奇迹。吴门书派书家根植于江南深厚的文化传统，由宋克、“二
①.王世贞《书苑卮言》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
沈”而入唐、宋、元，再上溯魏晋钟、王，将江南书学推向了一个新境界。
晚明，阳明心学大兴，出现了以狂放冲破二王范式的徐渭书风和以气韵儒雅而超越宋、元的董其昌书风两种类型，标志着明代富于创造精神的书法艺术在江南的崛起。前者直接受心学影响，横涂竖抹，满纸烟云，瓦解书法原先秩序，将自祝允明、陈淳以来的浪漫书风推向潮；后者广学前代名迹，在看似平淡、天真的基础上把宋、元以来文人书法的和谐优雅、轻松自然的审美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继元代赵孟頫之后的又一座书法高峰。
明代江南书学著作颇丰，书论迭出。其中王世贞、项穆、徐渭、董其昌等一系列论书观点尤具代表性。
八、 清
清代江南为帖学中心、碑学策源地及重镇。
清初，江南遗民书家归庄、宋曹、查士标等多承晚明浪漫书风余绪，个性张扬。而“康乾盛世”所带来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商业大发展使之大幅领先其他地域，其的优势所带来的巨大文化艺术影响力海内罕有其匹。董其昌、赵孟頫书法作为江南帖学淡雅秀润的杰出代表，俨然已成为江南的主要文化符号，深为清初康熙、乾隆祖孙所喜好，上行下效，致使帖学达到极盛。初有笪重光、姜宸英、汪士
、何焯帖学“四大家”，后有张照、梁同书、王文治，皆籍贯江南，为时代书风引领者。与此同时，郑簠沉酣汉碑三十余年，尽漏清初书学嬗变之
消息。
清中、晚期，随着古代吉书、贞石、碑版等的大量出土，金石学大兴。嘉庆、道光两朝，尽管有王澍、张照、梁同书、王文治等帖学大家各领风骚，但帖学已呈颓势，加之江南的经济核心地位、资本主义思想萌芽、发达的金石学研究和知识分子的强国政治理想，皆使得江南成为以雄强、朴厚、气盛为特征的碑学策源地和碑学重镇。郑燮、黄慎、汪士慎、李方膺、金农等“扬州八怪”的横空出世，碑学理论巨子阮元《北碑南帖论》《南北书派论》的碑学宣言，包世臣《艺舟双楫》高擎碑学大纛，邓石如、丁敬、赵之琛、吴熙载、杨沂孙、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沈曾植等碑派大家以实践相呼应，致使碑学在帖学核心区域江南迅速发展，日益昌盛，实现了书法艺术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的全面真正学碑，成功完成了时代书风的变革创新，为中国书法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九、 民国
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的江南书法艺术，虽经历了频繁战争的洗礼，大批珍贵文物被毁，但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得江南又一次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其中上海更为当时亚洲的世界金融中心和全国产业经济中心，收藏、鉴赏中国字画成为中外资本大亨、企业家及其他各类成功人士的一项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极大地推进了江南书画产业的繁荣，吸引了一大批前清遗老鬻书海上，成就斐然。其中以“民初四家”——沈寐叟、吴昌硕、李瑞清、曾熙为代表。他们或碑，或帖，或碑帖兼容，在延承前朝书风遗绪中尽展时代本色。此外，康有为力拓碑风，陈宝琛、张元济、章梫坚守帖学，郑孝胥碑帖同参，皆成民初江南书坛主力。
民国中后期，江南书坛绚烂依然。民国考古大发现所带来的大量各类古代文字资料的出土，为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养料。同时，印刷技术日益精进，为碑帖的流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郑孝胥、黄宾虹、罗振玉等金石学家及李叔同、于右任等书家，或从甲金文字出发，或借西式审美写传统碑版，俱呈新风貌。而沈尹默、白蕉、潘伯鹰等坚守帖学，使嗣后的海派书法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书坛帖学中兴的一面旗帜，薪火传承，直至当代。
导语摘要
一部书法史半部在江南。江南书法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五个辉煌的历史时期：①六朝，以会稽（今绍兴）为中心，以王羲之、王献之书法为高峰。②隋唐，以越州（今绍兴）、吴郡（今苏州）为中心，以智永、虞世南、褚遂良、孙过庭、张旭书法为高峰。③南宋，以杭州为中心，以陆游等中兴四大家为高峰。④元明，以元代杭州、明代苏州、云间（今上海）为中心，以赵孟頫、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为高峰。⑤清至民国，以上海为中心，以沈曾植、吴昌硕书法为高峰。这五座高峰同时也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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