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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政协建德市委员会
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19609511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68元
货号11360256
上书时间2024-08-04
1972年的夏天,是个非常炎热的夏天,从7月份开始,老天就几乎没下过透雨。全县上下的干部都奔赴农村第一线,指导抗旱和“双抢”工作。那时,国家对“三农”非常重视,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也踏实,中央号召“农业学大赛”,要求各级干部都要深入农村蹲点调研,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对干部驻村的时间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省级干部每年驻村时间不少于100天,县级干部不少于200天,公社干部不少于300天,简称“一二三”工作制。我是从浙江冶金工业学校(校址在梅城)毕业,先分配到寿昌石粉厂工作,后调县夺煤指挥部。我们的办公室设在县革委会大院。平时,整个县委大院里,工作人员很少,尤其是在抗旱和“双抢”这个关键季节,除了几个值班人员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就连我们夺煤指挥部也不例外,大部分工作人员都下到农村去了。我的领导——县革委会常委、县夺煤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王震宇(主持工作)是寿昌区“双抢”工作组组长;我的一个同事方土金,和原县革委会书记张树声(“文革”开始后“靠边”了)一起被派到大同区“双抢”工作组。
7月底,中央气象台通过广播向全国发出“台风警报”,而且这次台风向浙江沿海正面袭来。台风要来了,这就等于说要下雨了。下雨,无论对处在抗旱一线的农民来说,还是在酷暑中煎熬的我们,都是大好事,但肯定会对夺煤产生负面影响。因为那时全县的煤矿不少是露天的,有的是平洞,离地表较浅,即使是竖井,坑道也是在浅层,很容易受到地面水的渗漏,加之开采方式比较原始,大部分矿井设施装备都比较简陋。所以,7月29日一早,我就跟着领导到我联系的源口煤矿、田畈煤矿等地检查工作,准备抗台,31日晚上回到指挥部值班。8月1日,我与高宗恭两人值白班。晚上,马本义来接替高宗恭。后半夜,我和马本义说:“你也回家休息吧,这里有我一个人就行了。我年轻,又是单身汉,不要紧的。”马本义回去后,留下我一个人值大夜班。当晚,我睡在办公室。
第二天,也就是8月2日,天就开始阴下来了,天上的乌云打着卷儿从头顶飘过。不久,雨就下起来了,而且一下就是大雨甚至暴雨。我在办公室处理着日常事务,高宗恭顶着暴雨,也来到办公室。由于下雨,气温骤降,感觉有点冷,我准备回宿舍添衣服,顺便取条薄被来,准备晚上值班时盖。高宗恭说:“你去吧,这里有我。”但看看窗外的雨,我又有种莫名的害怕,因为那雨不是在下,而是在往下倒,用倾盆大雨来形容还不够,要用倾缸大雨。思量再三,我还是鼓起勇气,穿上下矿井用的雨衣雨裤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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