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

序言 人民中心主义的逻辑建构——政治创造美好生活

陈明明

 刘建军、陈周旺、汪仕凯领衔主编的《政治逻辑——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集复旦政治学人多年研究之力得以顺利出版，无疑是近来复旦政治学的一件盛事。复旦政治学人是一群思想开放、敏锐多思、非常用功的读书人，但知行不止于书斋课堂，学问在于“为了中国”，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取向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参与意识，治学风格不矫饰、不虚妄，“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体现了复旦前辈学者留下的传统。

 翻阅复旦政治学人的著述，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作品都以“政治的逻辑”为题名，本书也不例外。何谓“逻辑”？狭义上的逻辑指思维形式和语法规则，广义上的逻辑指客观事物规律。政治的逻辑就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法则与规律，政治世界运行的因果关系与机制，对这些法则、规律与因果关系的揭示或解释就构成了“政治学的原理”。“原理是对事物和现象的认识和把握的高度抽象的产物”，追求“原理性”的表述，即“对事物和现象的本质性的把握的理论表述”，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是对学者经验、眼界、理论素养的极大考验。我想，本书的作者以探索“政治逻辑”为使命来讨论当代中国政治学的原理，一方面自然会享受着洞悉中国政治奥秘所带来的认知愉悦，另一方面也必然承受着披荆斩棘上下求索所难免的心性磨砺。不论这个工作做得怎样，试图创造性地把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呈现于读者面前，对于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发展，至少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这个价值无论怎么评估都不会过分。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实践。新中国成立至今70余年，前30年是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以年均6%的增长初步改变了国家一穷二白的旧貌；后40年在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内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器和稳定器。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开始，在国际形势严峻尤其是疫情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总量规模仍继续扩大，最新数据表明，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10万亿元，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达到80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突破了1.2万美元，超过了世界人均GDP水平，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在人类现代化史上，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工业化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而且在某些重大领域实现对西方的超越，堪称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连西方对中国发展最具负面观点和情绪的政治人物与评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或者用本书作者的提问：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打开现代化的新出口？

 新自由主义的解释是“市场”，它把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看作整个中国经济政策由社会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中国化的结果。这种强调市场优先性和限制政府作用的信条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普遍原理。市场当然很重要，在当下的中国鲜有人否认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但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为什么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出发展的困境，而唯独中国实现了高速增长和持续的发展？另一个解释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变种——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有赖于“威权”和“市场”的结合，“威权”通过反对大规模的群众参与来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市场”借助“威权”压抑劳动权利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为资本扩张鸣锣开道，“成功地从一个僵硬低效的威权体制中走出来……我们可以把这种体制标识为一种协商的、由发展驱动的威权主义”。“自由市场 威权政体”这种起自拉美现代化实践的模式，且不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便成为这些国家经济震荡及衰退的原因，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它隐含的性质和政策取向本身就同中国的制度和政治价值存有巨大的隔膜。不错，中国是一个强调权威的国家，但权威的集中统一是用来维护法制的统一、政令的统一和市场的统一，着眼于推进和保护整体人民福祉和综合国力的发展，而不是放任“多重少数人”（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利用市场和资本的无序扩张实现畸形而虚假的繁荣。对中国而言，前者构成增长的持续稳定的源泉，后者恰恰是可持续增长的陷阱。

 除此之外，人们当然还可以寻找其他“主义”予以解释，但一国的基本制度、组织及价值实际上构成一国发展的基本环境和动力，离开这个“基本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就是存在着认知方式的缺陷。由此而论，在排除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后，中国的成功之源，一言以蔽之，是行走于中国大地的新社会主义，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它是新社会主义，是相对于传统社会主义而言的。传统社会主义一般指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管理体制，这个体制是中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产物，对于中国摆脱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态势强制下的不发达状态和中国的现代化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历史作用。没有传统的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的主权独立，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初成体系的国民经济，就没有中国的国防安全保障，从而也没有中国后来改革开放赖以为基的物质和社会积累。只要持公允之论，就不能不对传统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巨大成就致敬。但是，在冷战时期的严酷环境下，它无法利用自己的资源比较优势，只好通过高度集权的方式实施赶超战略，结果扭曲了生产要素与利率、汇率、工资和资源等的价格，使经济变得“不经济”。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社会主义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但传统社会主义为维持低水平的平等却牺牲了效率；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但传统社会主义为遏制两极分化却带来普遍的贫困；社会主义追求社会的自由创新，但传统社会主义为集中动员资源而不得不实行抑制社会自主性和创造性的高度集权控制体制。这个悖论就构成中国改革开放的问题意识。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复兴运动，这一复兴运动要求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实践标准去扬弃传统社会主义，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社会主义，新在哪里？新在它的理论和实践体现了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价值关怀和经验理性、制度规范和政策工具的双向互动与有机结合，因而包含了解决平等与效率、先富与共享、集权与分权的内在紧张的自主力量，而这三组关系的动态平衡是任何一个社会既要保持繁荣（活力）又要保持秩序（良治）的基础，也是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同时对经济运行的效率原则给予充分的重视。平等与效率分别指涉一个社会的权利与动力问题，平等意味着“不得歧视”“共同参与”和“同等分享”，其平权主张包括对结果平等的强调，效率意味着投入—产出要服从“收益最大化”原则，结果的差异被视为不仅是最大化的体现，也是最大化的诱因。在理论上，它们暗含的假设是：平权主义倾向于消弭差异，从而可能抑制进取的动力，而差异则产生竞争，竞争趋于降低成本、激励创新、提高收益，因而平等与效率构成了一对矛盾。在历史上，平等与效率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之争，而是涉及选择何种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问题。在马克思的批判学说中，资本主义制度对资本增殖（效率）的不可遏止的追求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平等，使得劳动的权利与资本的扩张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因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特征在于消灭社会不平等的经济、阶级根源。平等由此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面旗帜。长期以来，平等与效率成为两个对立的价值体系，“许多社会主义经济的决策困境正好是由这两个不同价值体系的抵触而引起的”。传统社会主义把消除差别（三大差别）作为实现平等的路径，然而，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消灭阶级差别与单纯生产关系的变革不会自动消灭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物质文化的高度发达，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权利的平等问题。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科学合理的经济运行体制和利益激励机制，以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认识论和实践论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主要是着眼于收入分配领域的，从打破计划经济时期的平均主义开始，政策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注重效率，到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再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变化过程。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平均主义思想是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的一个严重障碍”；1987年十三大要求“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1997年十五大重申“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认为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无法逾越的历史阶段，事实确也如此，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创新，最大限度地释放了高速增长的能量。但当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综合国力的发展到达一个新的阶段，党和国家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正如缺乏效率的平等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而缺乏平等的效率也绝不可能有持续、健康的增长。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表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的调节职能”；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平问题被置于更优先的位置，不仅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目标，而且作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处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上，形成了日趋理性成熟的指导思想和自主调适能力。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共享发展目标，同时也深刻认识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经之路。先富意味着一部分成员较另一部分成员较早获得增长带来的惠利，表现为个体或群体富裕程度的差异，共享则意味着包括财富在内的发展福利最终为全体成员所共同享有。改革开放之初，普遍贫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贫困不仅表现为综合国力在世界GDP比重中仅占5%，人均GDP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3%，而且表现在按国际贫困线（每人每日支出1美元）估计，中国的国际贫困线以下人口达到8.6亿（当时的中国人口还不到9亿），国际贫困线以下发生率为90%左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采取开源放水的“效率优先”政策，以打破平均主义，迅速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初衷，没有这个政策，社会财富的“第一桶金”就没有办法开掘，中国社会的基层活力就无从谈起。财富先由那些最勤劳、最能干、最富冒险精神，当然也最善于利用体制资源甚至打破体制束缚的人群获得，这符合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但是，如果没有必要的调节，先富后富这个本来只是财富增长呈现的时序分布问题，在社会机制上就会转化为或集中表现为通过分配领域而折射出来的具有社会对立意义的阶级分层结构问题。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先富只是共富的一个必经阶段，其功能只在于示范和激励，共富才是最终目标。需要指出，“共同富裕”的本质在于“共享发展”，共富不等于对财富的等量平均占有，而在于全体人民共同平等地享受到有较丰富的可自由支配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习近平指出：“我们的方向就是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鼓励和引导先富，同时致力于共享发展，在先富与共享之间逐步建立合理适当的衔接路径，为保持中国社会的繁荣提供了合理的政策框架。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时也在加强中央集权国家体制能力的前提下实行国家权力体系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功能性分权。在制度形态上，集权与分权反映了制度的系统性、结构性的特征，但在治理过程中，无论是集权体制还是分权体制，都兼有集权和分权的因素，集权或分权更多的是一种工具性的运用，一种基于信息成本约束或收益—成本比较的任务组织和管理要求的行权方式。中国无疑是一个以集中统一为根本特征的体制，但在功能层面，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相当灵活的集权与分权交互使用的过程。例如在公共治理问题上，中国强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这是权力集中的一面（集众智众力），即所谓“集权以调控”；但面对许多具体问题，中国也强调“公众参与、社会协同”，这就需要分权（分工定责自治），即所谓“分权以搞活”。而为了排除障碍、统筹解决问题，中国提出的“民主协商、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把集权与分权纳入民主、法治和科学的轨道，从而保证集权而不至于专断，行权不失于监督；分权而不至于分散，分工不流于牵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是维持稳定与增长的重要条件。从一般意义上说，集权与分权的平衡是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公民、发展与安全、民主与治理关系的核心问题，集权的边界是不能抑制社会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分权的底线是不得损害国家的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和市场统一。中国的高速增长和稳定增长正是在这个空间内实现的。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原理上拒绝了西式分权制衡的政治设计，但在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系统的“集中统一”的前提下，极大地包容和鼓励放权让利、分权搞活、分工协作等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的重要诉求，以及通过不断完善权力监督制度、积极开展反腐败来构筑权力体系和权力运行的约束条件，以强大的制度效能支持了中国的高速增长。

 平等与效率、先富与共享、集权与分权这些具有内在紧张的关系，是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的本来面相，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任何社会都会面临如何妥善处理这三大关系的挑战。新自由主义基于市场优先、限制政府的偏好，把扩大收入差距、分权竞争作为提高效率的基本方法；新权威主义基于“威权 市场”的理念把压抑劳动权利、实行低社会保障和低社会参与作为刺激增长的必要代价，这两种做法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经济表现中都鲜有成功案例，也不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宗旨、规律和特点。比较研究表明，先后实行过新权威主义（官僚威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拉美国家，在尝试过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所有商业模式后都失败了；容忍社会极度不平等的南亚国家如印度，也并没有带来人们想象的经济效率的稳定提高；而新自由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交替使用的非洲国家，至今没有走出初始原材料资源输出国的供应链底层，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一片大陆。相较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国保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和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的中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条件是维持了以上三组关系的动态平衡，因而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持久的激励。

 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的激励—平衡—调适机制，在通向民族复兴的现代化道路上，注重效率，但不会听任效率压倒权利平等；鼓励先富，但不会容忍先富造成财富鸿沟；支持放权让利，但不会允许分权削弱集中统一。坚持社会主义的平等原则、社会主义的共享理念、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逻辑。人们要问，是什么支持了这一基本逻辑的运行？是什么维系了它的激励—平衡—调适机制？答案是人民中心主义。人民中心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核，当代中国致力于增长和发展所从事的所有活动，从根本上都是为了推进人民的共同富裕，强盛人民国家的综合国力，实现人民社会的共享发展。正如习近平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正是这个内核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和中国通向不断繁荣之路的制度架构。

 对中国成功奥秘的探讨只是本书的一个引子。建军兄在本书“写作说明”中提到，它主要不是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与政治制度的分析，而是把当代中国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从中提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律；它也不是只专注于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是努力谋求政治知识体系的突破与贡献。我们看到，对中国成功的解读已经隐伏在这些富有新意且极具个性的系列阐释中，但这些阐释其实有着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加绵密的运思，如各章节标题所示。本书一共十五章，每一章都显示了这种立于历史和现实、紧扣实践和理论，致力于从政治学原理上寻求对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和中国现代国家治理深度挖掘的恢宏视野。其中，第一章第三节的“根基与构造”，可以说构成了全书的主旨与诠释结构：当代中国政治以人民中心主义为价值原点，一切从人民的根本福祉出发，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最高法则。这一最高法则决定了中国政治的道路选择必须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旨在通过国家超越资本力量、实现资源回归社会、回归人民的整体性制度安排”。维系这一制度的基石是中国政治的三大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它们相互融合、彼此支撑、有机统一，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充满活力的终极根源。在这个“有机政治”的统一体中，共产党的领导是最本质的特征，中国共产党为国家铸魂、为社会立命、为民族赓续生机、为中华开辟太平，它的组织逻辑和行动逻辑通过当代中国政治的结构和制度的规定，创造了一种联结历史和未来的新的公共生活，实现这种公共生活的方式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发展道路、经验及其形成的政治样态不仅应该造福中国人民，而且应该造福世界人民。中国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但中国的价值、中国的方案和中国的智慧充满了人类大同的关怀，所指向的可欲且可行的世界秩序是超越资本逻辑和强权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成功不仅是经济上的可持续增长，而且是认知方式上的变革及其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发展的巨大进步。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不仅为理解当下中国人从事的中国式现代化运动提供新的知识资源，而且也为如何借助新的知识资源改造中国的政治思维方式提供新的观察视角。“政治创造美好生活”是本书的点睛之笔，也是本书的思想主体，看似朴素无华，却立意高远、境界非凡。人类社会有过各种不同的政治理想，落到根处不外乎是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丰衣足食、河清海晏，能满足公平、正义、安全、尊严与共富，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善治或优良的政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将会继续面临这些问题：如何更好地增进人民的福祉、实现既有条件下的最大善治、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应对挑战并创造新模式、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不断发展人民民主，等等，这既是政治学创新知识体系、建设学科的要求，也是政治学参与社会实践、济世经邦的责任。如此说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与价值，不仅取决于“形而上”的学术学科建设，如对于新知识资源和新研究范式的有效整合，同样取决于“形而下”的资政理论研究，考究其对于社会进步、民生幸福、国家治理的积极介入和贡献程度。在中国政治学自主性建构的过程中，这是值得复旦学人念兹在兹、常思常新的问题。

不忘初心，铭记使命，革故鼎新，不断超越。应本书主编建军兄、周旺老师和仕凯老师之邀，有幸为本书的面世写下以上几句话，权且作为一个短序，是祝贺，也是学习，更是期待。

 写作说明

 开宗明义，本书不是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分析，也不是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与政治制度的研究，而是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从中提取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命题与基本原理。同理，本书不是致力于单一层面的研究范围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是致力于政治知识体系的突破与贡献。一言以蔽之，本书可以说是继复旦大学前辈学者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这一学科体系之后，复旦政治学同仁面对中国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时代交出的一份答卷。我们希冀通过这一知识化的努力、原理性的提炼、体系性的构建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学界呈现出一个别开生面的理论画面。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阔的实践。因为这一实践的展开有其三个方面的背景：一是没有中断的超长历史和文明体系，二是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三是拥有广阔地域的超大型国家。在以上三重背景相互重叠和相互交织的国家或文明体中推进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亘古未有。更为重要的是，以上三重背景又同中国与世界的交织、社会主义世界的起伏跌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等重大变革叠加在一起，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展开增加了难以估量的复杂性。但是，中国就是在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没有现代化对象可以模仿、没有现代化道路可以借鉴、没有现代化模式可以复制的宏伟大业中，中国打开了现代化的新出口。这正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魅力之所在，更是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学魅力之所在。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模式的现代化实践为什么能超越传统和超越西方呢？中国人为什么能够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打开崭新的、且让一直居住在现代化大厦顶端的西方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出口呢？

 本书就是在直接面对以上疑问的基础上，萌发了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学这一知识体系的冲动。因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伟大成果首先得益于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制度和治理模式。政治起到了现代化发动机的作用，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聚合民心、凝聚能量的引擎。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理论、价值和道路，规定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轴线。正是沿着这一轴线，以人民为中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治理的宗旨。于是，本书提出了“政治是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一初心性、宗旨性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背后包含着我们重新定义政治的知识化努力，即政治不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也不是多种政治力量的同台竞争和尔虞我诈，更不是资本保持其垄断地位的护身符，政治的初心和宗旨在于人民美好生活的创造。正如经济不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经世济民”，文化不是凸显优势地位的霸权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生，也就是《易经》中所说的：“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知识和文明的贡献不仅在于数量的增加，更在于标准的确立。达此目标的路径就是重新定义世界，重新确立标准，重新为自然、社会与政治“立法”。基于此，我们提炼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形态和主体，即有机统一的政治形态和不忘初心、回归初心的行动者。故本书贯通性、统领性、纲领性的命题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有机统一的政治的背后实际上说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形态是一种政治合成、一种政治创造、一种政治发明，更是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党是当代中国通向现代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政治学理论视野中的政党，她与竞争性、对抗性体系中的政党完全不同，她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先进政治力量，这就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近代遭遇铸就了中国依靠坚强正确的领导求取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政治基因。如果说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本书统领性的命题，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本书最核心的命题。因此，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就不是像西方政治学那样去测算选举胜利的概率、去绞尽脑汁地搜寻选区划分的技巧与策略、去关注竞选胜利之后的职位分配，而是聚焦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实现。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我们承担起了重新定义民主的使命。即民主不是华丽政治剧场的表演，也不是对抗性政治体系中的相互否决，更不是资本逻辑统驭下的权力分享和权力分配，民主是“民意连续性的表达与实现”。连续性、不间断的表达民意和实现民意的过程就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在这样的政治逻辑的世界中，本书就完成了重新定义政治和重新定义民主的任务。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这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呈现，也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外化成果，更是社会主义目标的最终落实。政通人和的前提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人民当家作主，国泰民安的前提就是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