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世界史(精)

开篇

（节选）

文/ 帕特里克·布琼

“要解释法国，世界史绝非多余。”

—儒勒·米什莱

《普遍史绪论》（1831 年）

引入一部法国史，真的吗？我们更希望可以直接潜入满是故事的大水池，随着一个个事件，迫不及待地去探索曾经的渴望与记忆。时而大步穿行故事的汪洋大海，时而任由不期而遇的水流带来冲击——这些被观念联想或记忆恢复所激起的水流，把我们从时光的此岸抛向了彼岸。为一部法国史撰写引言总是让人生畏，也必然要预先承受种种重负，不过无须为此担心。在法国的漫长历史中，涌现过众多严肃庄重的前人，也存在过许许多多的争论，我们往往要求史学家们独自或几乎独自肩负起他们所处时代的烦忧，但是在挑起这个担子前，他们就已筋疲力竭了。因此，本书仅仅只是简要地叙述“我们所收集的”资料，之所以说是“简要地”，那是因为考虑到集体协作的速度以及随之而来的紧迫感。

我将此文称为“开篇”而非“引言”，是为了从精神与政治的角度来联想题中之义，此外，相比一部音乐作品的庄严前奏，“开篇”让我们想到更多的是摄影师那可以调节景深的焦距。本书的作者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抱负，仅用寥寥数语便可概括：书写一部容易理解且可被接受的法国史，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内容新颖、形式通俗（按照年代、日期编排）的书籍，以期实现叙述艺术和批评需求的完美结合。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抱负，它试图调动起一种历史的多元论观点，以批驳如今在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的认同上的狭隘。原则上，它拒绝将“法国史”这一研究对象拱手让给恼怒的反动派1，拒绝后者对历史的垄断叙述。这是一种远大的抱负，它结合当今编史之风潮，力争重塑多样性。为此，这一抱负生成一个计划，并从一开始便被构思为一种出版行为：让读者倾听一批史学家的声音，正是这些史学家的携手努力让本书中那些立场鲜明且学术价值高的篇章变得明白又易懂。这是一部令人愉悦的多声部作品。如今如何用一支笔一气呵成一部法国史呢？除了集体合作外，并非别无他法，只不过是出于一种选择和信心罢了。

将叙述拉回到方法论的严谨之中。“事实会比这些更为复杂吗？”是的，并且一向如此复杂。不过，提请注意复杂性并不是史学家们的*终诉求，除非他们想当祛魅的职业专家。史学批评工作并不总是沉闷严肃的，有时侯反而很迷人。史学家们可以以调查研究的形式讲述“过去”在历史的作用下不断形成与分解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本身并非清晰透彻、一目了然，它是通过对各领域知识的筹谋来得以展现的。以下便是对本书的要求：不添加注释，不编写勘误，撰写一部鲜活的历史，它将随着研究的持续进行而不断得以更新，并面向那些我们愿与之分享的人们，希望这份快乐能稍解时下的忧郁情绪。虽然本书没有注释，也没有勘误，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在行当里的严谨，更何况，对于每篇文章，我们均对其依据的学术成果做了详细的说明。

每位作者都拥有完全的自由，根据法国史中的某个日期谋篇布局：这个日期或已成为民族传奇的一部分，或引自别处，即世界记忆的另一个地方。无论如何，要想打破传统叙述中那种虚假的连续性，以日期作为切入点是*为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此一来便可联想到一些邻近的地点从而进行日期的切换；或与之相反，对那些表面的不当之处加以处理。这本行文欢快的编年史想要带来一种双重体验：既给读者的归属感改换门庭，又令其接纳来自远方的奇特的亲近感。我们也不是一味地要求反其道而行之：那些符合史学规范的日期依旧如是，尽管有时作了错位处理，并且总是因作者试图在宏大事件的变迁中了解当地人表述的意愿而被打乱。这样才能跳出教科书记忆的怀旧式叙事，彰显出一部开阔、多元与全新的史书恒久而超凡的活力。

本书的作者们还顺利地完成了他们所肩负的其他使命，说明了“要解释法国，世界史绝非多余”—这句话出自米什莱，被放在了本书的题记位置。比起一声集结的呐喊，它更像是一句口令，不可名状地激起了我们心中的渴望和忧思，构成了作者们旅行的动因，也给予了每位作家以写作的自由。米什莱在其著作《普遍史绪论》（1831 年）的开头写下这句话那年仅有32 岁。作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他向比他年轻的学生们讲授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像极了哲学，确切地说是一种“历史的哲学”。1830 年的那场革命带来了短暂的“七月王朝”，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的政治向往。正是这场革命，激起了米什莱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与同时代的大多数史学家相反，并不认为人类应被种族的宿命禁锢在大地上。这位“法国大革命之子”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主张生机论，宣扬一种富有活力的、开放性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绝不会长期止步于所谓的血统、身份和宿命。“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少了一些单一性和自然性，而多了一些人为因素，也就是说，少了一些宿命论，多了一些人性和自由，那就是欧洲。欧洲中的欧洲，就是我的祖国，法国。”米什莱就是以此方式将时间轴向前推进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米什莱而言，《普遍史绪论》仅仅是他阐述法国史的一个引言。

尽管如此，我们还需注意一些具有误导性的对比：如果说米什莱同他所处的时代格格不入，那其原因也与我们的不尽相同。因为，我们同他一样十分赞同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是人文主义今后的领路人”。如今在我们看来，米什莱的爱国主义受到了他所处的那段历史的影响，然而这显然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不过在他之后，这种爱国主义以法国的“教化使命”为依仗对殖民侵略行为进行辩白。历史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吗？对此或许存有争议，此后在很多人看来，汲取普遍主义灵感并面向世界多样性的“宪法爱国主义”的重振成了对抗危险的狭隘民族主义身份回归的*坚固堡垒。不过，上述并非本书的主题，本书仅聚焦米什莱提出的“以世界史来解释法国”的憧憬，而这一憧憬在不同的时期确实成了史学家们灵感和勇气的源泉。

人民造就了法国的疆域，法国囊括了在法国形成过程中的所有人口，包括那些在高卢之前可能曾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部落”。1944 年3 月1 日，在他的第25 堂课上，费弗尔再次明确表示了他的观点。在沦陷的巴黎，当费弗尔收到他的弟子费尔南·布罗代尔2 所著的《地中海》（Méditerranée）一书时—后者当时被关押在美因茨的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并在那里深耕细作完成此书—他想到了法国的一些“险些灭亡”的时刻，好比圣女贞德的时代，也想到了一些史学家，如米什莱。他认为是他们“驱散了我们历史中的种族性”。

只此一次就可以驱散吗？我们若相信的话，就未免太过天真了。正因如此，吕西安·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次加入反对“宿命论的臆测”的战斗，这一表述是他在1922 年出版、1949 年再版的《大地与人类演进：地理学视野下的史学引论》（La Terre et l’volution humaine：Introduction géographique à l’istoire）一书中提出的。根据“宿命论的臆测”，只有国家的命运才能引领国家的历史。为了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将历史变为寻求世界和平的辅助学科的号召，1950 年，吕西安·费弗尔与弗朗索瓦·克鲁泽（François Crouzet）共同撰写了一部指导手册，将法兰西文明的发展描述为多种文明的协同迈进，这部作家生前未出版的作品已于2012 年问世，题为《我们都是混血儿》（Nous sommes des sang-mêlés）。费弗尔认为，文化能够超越国界，他写道：“法兰西文明，只谈其自身，往往超越了法国的政治边界，超越了国境内大权在握的法国政府的边界。要知道，这必然不是一种缩减，而是一种拓展，是希望的源泉。”

但令人不解的是，面向世界的开放*终导致其幅度缩减的观点到底从何而来？通过何种悖论才能把一个国家的历史视为一场捍卫主权免受外部影响的无休止的战斗，认为外部影响会歪曲、削弱甚至动摇国本，使之岌岌可危？我们如今很清楚，在过去的30 年里，法国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这样一段艰难的历史就解释了为什么公众的焦点愈发地集中在认同与特性这一问题上。1984 年，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主编的《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首卷问世；1986 年，费尔南·布罗代尔发表了著作《法兰西的特性》（L’dentité dela France）：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看，这两部作品的出版之间必然存在一个“转向点”。对特性的诉求首先是由左翼政党提出的，旨在捍卫以“与他人不同的权利”（即“特性权”）为特点的法国文化；然而此后，这一诉求反而滋生了针对文化多样性的批判，面对移民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人们的敌视态度越来越明显。

1985 年10 月16 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土伦一所中学的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讲述了城市在1707 年的过往。他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告诉学生们“法国的多样性”，也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法国政权和领土统一的生成十分缓慢，绝不是如教科书里所说的那般成型于圣女贞德的时代，而是“以很晚才出现的铁路联系”为标志。一个月后，布罗代尔辞世，他所述的“法国史”也成了未竟之作—该著作于1986 年以《法兰西的特性》为名出版—他曾预测，这部作品恐会“被误解”。事实上，我们阅读布罗代尔未完成的这部遗著，是为了聆听这位主张长时段理论的史学家的政治遗训，但这部著作仅仅是历史进程中一次暂时的停留。吕西安·费弗尔用《普遍史绪论》的光芒照亮了《法兰西图景》，如今若非从他的这一举动中得到启发，我们又何以重推布罗代尔的《法兰西的特性》呢？

学领域，学者们还进行了其他的尝试，例如书写一部德国的跨国史，或是在地中海的框架下重构意大利统一运动。近年来，虽然对法国大革命和殖民帝国历史的研究遵循了一套整体的研究方法，但至今仍没有一部“全球史观下的法国史”，诚然，本史也没有做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这样一部历史的开端和希望而已。

那么，我们的这部《法兰西世界史》想说些什么呢？首先，它当然不会忽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相比构思一段历史，我们更想要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同一段历史；相比耽于反叙事肤浅的复杂性或是陷入解构主义的迷宫，我们更想要直面法国传统历史本身想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读到的是法国的世界史，而非世界的法国史。我们无意追随全球化下法国的发展脉络以颂扬民族的光荣崛起，也不是想要赞美多有裨益的交融和富有成效的沟通。那么，还需再次说明本书既非赞颂也非抨击吗？长期以来，我们一致认为历史是批评的学问而非欢呼或憎恶的艺术。然而今天，这种观点遇到了诸多反对声音，所以我们*好再次为它正名。

1998 年

“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

1998 年7月12日，法国国家队在圣丹尼的体育场赢得了世界杯决赛冠军，法国由此迎来了民族相通和集体欢乐的短暂时刻。这段振奋人心的神话—“黑人-白人-北非人”共同的法国到后来竟被社会分化现象掩埋了。

对于一个尚未从2015 年至2016 年的袭击事件恢复过来的国家而言，1998 年世界杯时用以庆祝蓝军获胜的口号“黑人- 白人- 北非人的法国”（la France black-blanc-beur ），如今似乎显得过时了。仿佛这个庆祝多元文化国家队胜利、庆祝民族团结的时刻只是评论员一时的“创作品”。如今，年轻的“穆斯林”发起了圣战，这些致命袭击事件的阴影始终笼罩着法国，它们敲响了“法国熔炉”的丧钟（努瓦利耶，1988 年）。但我们不能打着当今法国的灯去阅读过去 —法国队取得的这一历史性胜利。相反，我们应该恢复这个“98 时刻”的历史厚度及其伟大；应使它稳固植根于它所属的体育、社会和政治背景中。

我们首先需要回忆的是，1998 年的这支“黑人-白人-北非人”球队在其人员构成方面更多的还是由黑人和白人组成，北非人很少。齐达内是*一名代表马格里布后裔的球员。但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代表！他在对战巴西队的决赛成了英雄（两次头球入门）。“黑人”球员更多，其组成更复杂：大多数球员来自安的列斯群岛（图拉姆、亨利、迪奥梅德），圭亚那（拉玛），新喀里多尼亚（卡伦布），只有一名球员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移民的后裔（来自塞内加尔的维埃拉），德塞利是一个特例，他出生在加纳，后来由一名法国领事在法国收养长大。 队伍中的其他成员都是“白人”，他们主要来自于本土的工人平民家庭，这些家庭稳定地扎根于当地的土地中。

1998 年的蓝军并不属于后面的博斯曼一代，那一代球员的薪资飞涨，因为几大职业俱乐部之间的竞争很激烈。蓝军中的许多球员都不是在足球训练中心的“象牙塔”中长大的，他们的成长并未与社会脱节。有些球员很早就见识过种族主义，承受过家庭的贫困艰苦，他们心中已经产生了社会政治意识，譬如利利安·图拉姆。他在9 岁的时候搬到大城市，在城市里看到了他在瓜德罗普村庄绝不会了解到的种族主义。完成中学毕业会考的他娶了同城的一名安的列斯护士，他很早就对黑人问题产生了兴趣，为悼念加维他还给他的大儿子起名为马科斯 （出自图拉姆，2004 年），热衷于在媒体上谈论政治的他还会穿上废除奴隶制150 周年纪念的T 恤。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从这些球员的成长轨迹中读出整部法国当代史。从社会视角看，1998 年法国队丰富的人员组成代表了法国的平民层：不仅有工人、农民，还有郊区居民和后殖民之子（海外省和非洲移民）。因为足球现在与国歌、民俗、美食一样，属于民族身份一览表的一部分（蒂埃斯，1999 年），所以1998 年的法国队就像一面放大镜，向所有人展示了法国的新面貌。

族大融合的喜悦。社会高层（“资产阶级”）在那一刻仿佛对平民阶级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带来了这场胜利；本土人士也仿佛在那一刻对后殖民移民的后代充满了感激之情，感谢他们回赠了这份礼物。

现在，我们应该记起来，这场法国队的胜利也是郊区的胜利。 齐达内成长于马赛北部街区角落里一个居住区—卡斯特兰。蓝军的胜利必须归功于这位郊区英雄即时的进球（半决赛时多亏了图拉姆，决赛时多亏了齐达内），随着胜利的逐步升级，这片城区的年轻人也开始支持法国队，法国队变成了“他们的”队伍。让我们来看一下某位受访者的证词，她叫蕾拉，1973 年出生于一个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家庭：“在世界杯期间，我在93 省的城市青年服务处工作，是青年信息办公室（BIJ，全称为le Bureau information jeunesse）的负责人。我们在城市边缘一个穷的出名的街区角落里设有办公处。在青年信息办公室组织者的帮助下，那里的年轻人习惯在街区的中央放上一台电视，从我们的办公室接通电流。年轻人总有办法找到电视机和收看的频道。10 分钟之内就会有50 人下来观看比赛，人们吃着烧烤，似乎在欢庆节日……法国队在比赛中离胜利越近一步，当地的热情就增加一分……我还记得在这个街区里度过的特别美好的夏天……到8 月底要归还设备和租赁的车辆（小巴）时，气氛完全不一样了，因为青年和组织者们没有告诉我们，每天晚上他们都乘着小巴士去庆祝蓝军的胜利，决赛那天，他们全都激动地爬上了小巴士的车顶。保证金拿不回来了……”

*后，让我们不要忘记，“98 时刻”也意味着“足球”在法国不再是专属于男性、外省、郊区、平民的乐趣。 曾经，在知识分子圈内或在巴黎晚宴上谈论足球可以算是一种不入流的社交行为。1998 年后这样的情况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比赛，体验这一曾为男性专属的乐趣。

这些热情洋溢、全民欢庆的时刻总是伴随着图像和符号的产生，随后，这些图像和符号逐渐在集体记忆中留下了印记。我们不禁想到被投放到凯旋门上的齐达内的照片，以及“齐达内教头”这样的口号。“阿尔及利亚移民的儿子让我们赢得了世界杯！”为平权反种族主义长征（Marche pour l’égalitéet contre le racisme，1983 年）爆发15 年后，法国社会中的移民后代竟成了体育和经济竞争中的王牌与财富。“齐祖热”（Zizoumania）在7 月12 日获胜后的一段时间内产生了不少作用。让我们来看看雅克·希拉克对法国所谓的“文化交融”态度的转变（出自加斯托，2008 年）。1991 年，他在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说中痛斥住在低租金住房中的移民总是发出“闹哄哄的声音和难闻的气味”；1998 年7 月14 日，他又在爱丽舍宫发表声明：“这支既是三色又是多色的球队，给人们留下关于法国的美丽印象，人们从中看到一个充满人文关怀，坚强无比的法国形象。”*次左右共治时期（1986—1988），密特朗领导下的内政部长夏尔·帕卡经历了一个更大的态度转变。1998 年7 月17 日他在《世界报》的访谈中，引用蓝军胜利的例子，提议要对处于非法地位的外国人进行大型的整顿，使其全部正规化：“世界杯向大家证明，这个国家的融合行动已经成功了90%。它也使法国人相信，法国是自主存在的国家。在那些时刻，在法国变得强大时，她就可以慷慨，她必须做出行动。戴高乐可能就会这样做。”1998 年7 月13 日，国民阵线也沉浸在这一标志性胜利带来的喜悦之中，他们热烈祝贺齐达内，在这之后还给他起了新名字——“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孩子”。

跌，在这样的背景下，全民族的团结一致才能说得通。 刚刚过去的法国经济“幸福期”，加上蓝军的胜利，瞬时让人们产生了郊区青年将在未来与社会其他成员和谐共处的想法。唉，好景不长。这次事件结束之后社会学的预测都没有实现。新地缘政治形势的冲突（2001 年“9·11”事件，伊拉克战争，中东持续的战火）加上法国社会内部出现的社会分化（2005 年的动乱），以及历届政府颁布公共政策所暴露出的薄弱点，都为埋葬“黑人-白人-北非人的法国”的神话献上了一份力。如今在这个社会分化严重的国家里，取代该神话的是迪斯雷利笔下的“一国两族”（Deuxnations dans la nation）“幽灵”，迪斯雷利曾在描写早期发展曼彻斯特式资本主义的英国时创造出了这样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