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的

如果没有欧共体委员会的特别顾问Jacques-René Rabier的帮助与鼓励，本书不可能完成。感谢他为本书提出的很多建议，也要感谢欧共体委员会慷慨地将其调查数据供我和其他社会科学家使用。还要感谢很多与我一起讨论过这些议题的同事，在关于民众政治变迁的持续调查中，前期成果已由Samuel Barnes 和Max Kaase编辑出版。这次调查厘清了本书的很多分析。除Barnes 和Kaase外，我的同事Mark Abrams, Klars Allerbeck, Anselm Eder, Cees de Graaf, David Handley, Felix Heunks, M. Kent Jennings, Henry Kerr, Hans-Dieter Klingemann, Alberto Marradi, Alan Marsh, David Matheson, Warren Miller, Pertti Pesonen, Leopold Rosenmayr, Giacomo Sani, Risto Sankiaho, Dusan Sidjanski 和Philip Stouthard，都广泛地参与了这一课题。还有很多其他朋友和同事也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与批评，尤其是Paul Abramson, Gabriel Almond, Frank Andrews, David Appel, Philip Converse, Karl Deutsch, Richard Hofferbert, Leon Lindberg, Seymour Martin Lipset, A. F. K. Organski, Robert Putnam, Helène Riffarlt, David Segal, Donald Stokers, Burkhart Strumpel 和Steven Withey。

密歇根大学Horace H. Rackham研究生院为本书提供了拨款和学术假，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是在学术假期完成的。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通过对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6个国家的调查，率先指出了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民众价值观的重大代际转变，从而开辟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即“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型的研究领域。英格尔哈特认为，这一价值观转型是一场更为广泛的文化转型的组成部分，而且这场文化转型正在逐步改造这些社会的政治生态。该书运用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民众的需求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以及人均受教育水平直接相关的。在那些不发达的国家，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是压倒性的需求，很少有较高层次的需求。而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里，由于二战之后的经济繁荣和持久和平，经济安全已经被年轻一代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年轻一代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强调自我表达与个人自由。对此现象，英格尔哈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专有术语——“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这一专有术语后来成为英格尔哈特为重要的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