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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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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先让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05218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2元

货号1201662252

上书时间202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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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39年随家人迁居朝鲜,1944年回国求学,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
    曾获美国休斯敦大学亚洲艺术部文化奖、全美华人教育基金会终身艺术成就奖、中国文联1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等靠前外大奖,并被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机构和个人收藏。曾出版著作《黄河十四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黄河流域民间艺术田野考察报告》《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中国乡土艺术》《与木刻刀结缘50年:我的木刻版画创作历程》《海外漫纪》《艺苑随笔》等。

目录
缘起
章成功道路上的四个关键
一、随父习文学艺(1901-1915)
二、从上海滩到北京(1915-1919)
三、欧洲留学八年(1919-1927)
四、献身美术事业(1927-1953)
第二章感恩报国
一、教学与国画革新
二、戴德图报
三、一生爱才
四、创作报国
五、收藏与交流
第三章独持卓见
第四章情感世界
一、蒋碧微
二、孙多慈
三、廖静文
第五章孤鸿既去静文留声
一、无私捐献重拾学业
二、设馆纪念著书立传
三、亲力推广后继有人
四、夜夜幽梦踽踽还乡
徐悲鸿年表
后记
再版后记
重版后记
附录杨先让艺术简历

内容摘要
众人皆知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可面对一个简单的追问“徐悲鸿是谁?”恐怕脑海里的骏马已经脱缰而走,徒留一片空白。而在徐悲鸿的学生杨先让心中,徐悲鸿是永远也说不完的。杨先让1948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成为徐悲鸿的学生,在徐悲鸿生命很后的五年(1948-1953)得到他的教导。在本书中,杨先让以学生的视角讲述了徐悲鸿的一生:从徐悲鸿年少时随父习文学艺,独闯上海滩、北京,留学欧洲八年,回国后献身美术事业,到徐悲鸿的美术创作理念、美术教育思想,丰富而曲折的情感经历,他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追求与选择……学生记忆里老校长的音容笑貌,来自徐悲鸿亲友学生的口述材料,大量的绘画作品与历史照片,展现了徐悲鸿在艺术家、丈夫、父亲、教师、校长等多重身份下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人生选择,还原了一个真实客观、丰富立体、有血有肉的徐悲鸿。读完此书,没人会比你更懂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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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
缘  起徐悲鸿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在创作、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以及美术教育方面,均有卓越建树。我是在他生命最后的五年(1948—1953)受到他的教导,后来又在他曾经执掌的中央美术学院执教三十余年。在这所中国艺术的高等学府中,很多方面能够看到他的影响。教与学、继承与革新都离不开老院长徐悲鸿的精神和主张。徐悲鸿的学生众多,、二代的学生属于我的师长辈,他们中不少人写过研究和纪念徐悲鸿的文章。目前我师长辈的人,有的已陆续离世而去了,现在剩下我们这第三、四代的学生。如我等较年轻者也已至七旬,对徐悲鸿老院长再不写点什么,一切就晚了,何况近些年来心中对老院长不是没有想谈的话题。本来20世纪60年代以前,徐悲鸿好像已盖棺定论了,因为他各方面成就显著,没有什么异议。可是到了80年代初,社会走向开放之时,在新一代青年学生中,泛起一股重新评价徐悲鸿的潮流。蒋碧微写的《我与徐悲鸿》,曾在台湾出版,1985年开始在《中国美术报》上连载。这对青年学生来说,好像找到了一个认识徐悲鸿很新鲜的层面似的。再加上西方现代艺术思想的冲击,青年一代头脑中产生了波动。就拿教学秩序一向平稳的中央美术学院来说,有的教员也茫然无所适从了。原有的一套教不下去,新的一套尚未建立,疑云四起,教与学之间出现了彷徨,出现了一种反思和重新比较的倾向。直至80年代中期,教学开始进入明朗程序,简单说,就是将被动局面转向主动,实施敢于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取其优秀者兼容并包的方针。上面谈到的教学一度动摇,其中包括否定徐悲鸿的教育和艺术方向。当时海外和国内少数美术理论家、画家,集中指责徐悲鸿在20年代没有从欧洲引进现代派艺术,而是将西方即将“落伍”的写实主义引进到了中国,使中国的美术步伐落后世界潮流半个世纪之久。徐悲鸿成了中国美术事业上的“历史罪人”。遗憾的是,面对如此厚彼薄己的不公平现象,竟少有像样的文章出来从正面回击反驳。时间是最好的冲刷剂。徐悲鸿的民族气节谁能抹掉?他的功绩谁能代替?他所倡导的美术教育经验,全国美术院校不是照样在执行吗?!在此期间,使我最为感动的是廖静文。她单枪匹马不顾一切,为徐悲鸿建纪念馆奔走,同时写出了专著《徐悲鸿一生》并出版。这是为宣扬徐悲鸿的艺术和艺术主张,所表现出的最有力最坚强的态度。记得艾中信教授曾说过这样的话:“廖静文当年在徐院长去世时,即向文化部提出自己要去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看来那时她就是为了以后写这本书而做了思想准备。太有心了,可佩。”后来我知道她的儿子徐庆平在法国留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徐悲鸿的艺术。他回国后与母亲一起,为他的父亲徐悲鸿及其艺术能弘扬国内外,默默地、艰难地工作着。记得1993年在北京,一个晚上,廖静文师母和庆平徒步登六楼忽然来我家,并带来一包鲜荔枝,为了向我要两幅写意花卉,作为出国举办展览期间应酬之用,用她的话说:“只能求悲鸿的学生帮忙了,总不能拿悲鸿的画去送礼呀。”通过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奔波辛苦和处世之无奈。尤其我又得知她的小女儿芳芳,在美国也走上了宣传她父亲的艺术道路。这真是一幅十分感人的图画:廖静文和她与徐悲鸿生的一儿一女携手共事,那不止是为了个人和家族,更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文艺事业在努力奋斗着。我从美术教育阵线上退下来,几年来居住海外。在讲授中国近代和现代美术史时,必然讲到徐悲鸿本人和他的艺术,并且着墨颇多。这一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像一道门槛,不讲他就不可能迈过去,他确实是一座里程碑,是不可超越的一个存在,影响深远。身处西方的艺术天地里,你不做比较是不可能的,这种文化艺术上的比较是时时的、处处的,是必然要去做知己知彼的思考。比较思考后,便会感到中国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它因祸得福的一面。难道西方艺术发展到今天的诸现代流派,必须成为世界定律,要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去遵守吗?这不禁令人怀疑。何况东西方的文化艺术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体系,都是人类文化艺术的宝藏。这么丰富多彩的世界,这么多的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艺术,其中有共性,但是相差相异是必然的,是可歌颂、值得肯定的,互相学习交流是必要的,可以各走各的路,何必去规整划一呢?历史上曾出现过你统一我、我统一你的悲剧,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消灭践踏别国文艺的愚昧现象也存在过。因而更显出文化艺术多元化的可贵性,以及走自己的路、唱自己的调的重要性。这里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偏激。持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回过头来审视自己,才会发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多么令人骄傲,因为有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世界才得以更加绚丽多彩。我们没有必要妄自菲薄。可能身在海外会产生一种空间,可以远距离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思考。这种思考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徐悲鸿之难得、重要。他当年也身处国外学习西方,做深入虎穴的艰苦努力,其目的是为了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艺术健康发展,这种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尊重。我们中国出一个徐悲鸿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我们太应该去珍视他。因而又深感对徐悲鸿可写的方面太多太必要,应用实事求是的尺码去评说他、研究他。虽痛惜自己知识的浅薄,情之所至只好跃跃欲试了。况且徐悲鸿老院长生前亲自教过我,我还得到过他的奖励和爱护。今天提笔写他,某些方面,也是为了纪念。徐悲鸿一生的业绩以及他那多彩的感情世界,都是明明了了毫无遮掩,可释可解。所有这些,都应该在一个前提下被阐述,那就是徐悲鸿一生的成就和对中国美术事业的贡献。离开这个前提去单纯谈他某一个生活层面,必然显得毫无意义。一代宗师徐悲鸿的出现,是时代的赋予。徐悲鸿是文艺界在近现代中国要奋强、要艰难地与世界争高低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位有骨气的民族斗士。这就是我要写老院长徐悲鸿的缘起和动机。杨先让后  记有些事也真不可预测,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去写自己的老院长徐悲鸿。去年(1999)春天我作了一次“徐悲鸿的才情与际遇”的讲演,从此得到一个启发,之后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断断续续竟写完了十几万字。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情感倾泻,像我的长篇专题发言。我写的这本书,既不是传记也不是评论,更不是小说,我不知道它应该归属哪一类,但我相信它真实、客观。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与徐悲鸿之间已相隔了如此的长年月长时间、长距离长空间,因而我们有了再审视、再认识这位大师的良好条件。……2000年底,我在美国休斯敦写完了这本书,纽约《侨报》从2001年1月10日开始到2001年7月7日以《徐悲鸿艺术历程》为名,连载了整半年之久。郁风和苗子看了,于2001年11月20日来信说:“……文字写得细致真实,应是徐悲鸿传中的首选。”他们是徐悲鸿几十年的好友,并建议书名是否改个较活泼些的,如用:飞鸿爪印……这给我很大的鼓励。于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在2002年2月以《徐悲鸿》题名出版了,给我删了不少。就这样,我的老师冯法祀先生见了我说:“杨先让你立了大功了。徐悲鸿学生不少,而这本书由你写了出来,写得好!”2005年徐悲鸿110年诞辰纪念,《徐悲鸿》八集电视纪录片撰稿人傅宁军给我打越洋电话,说:“我手中拿的就是你的《徐悲鸿》一本书,它最真实。”后来廖静文馆长对我说:“你写的悲鸿我看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好。”这都是我料想不到的。在我有生之年,能对我的恩师徐悲鸿老院长尽一份心,将是莫大的欣慰和荣幸。……杨先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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