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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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伟平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9108260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6.8元
货号1201909921
上书时间2024-11-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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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伟平，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正局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世界哲学》杂志主编。目前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及文化建设与评价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及价值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百千万人才工程”重量人选，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主要从事价值论、伦理学、社会历史观和文化问题研究，出版专著《事实与价值》《伦理学之后》《大变革时代的哲学》等十余部，另合著、主编、翻译作品数十部，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内的20多项课题，发表论文300多篇，并被广泛引用。
目录
引言_
中华文化的奋斗进取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
——厚德载物、兼容并蓄
一、中华文化如何应对人与自然的冲突？/
——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和谐共生观
二、中华文化如何看待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以人为本、参天两地的贵人思想
三、中华文化可以贡献什么健康观念？/
——重生贵养、形神兼修的养生观念
四、中华文化如何克服恶性膨胀的个人主义？/
——人己相合、社群与个人协和的自我与社群观
五、中华文化如何克服穷奢极欲的消费主义？/
——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节制观念
六、中华文化能为解决现代家庭问题贡献什么？/
——理始于情、慈孝恩义的家庭伦理
七、中华文化能提供什么发展模式？/
——从富民观念到中国道路发展模式
八、中华文化如何缓解贫富两极分化？/
——均贫富、重教育的社会公平观念？
九、中华文化如何提升每况愈下的伦理道德？/
——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道德观念
十、中华文化如何化解人际冲突问题？/
——求同存异、忠恕并行的交往之道
十一、中华文化能贡献什么独特的思维模式？/
——重整体、重平衡、重直觉的思维方式
十二、中华文化能为人文传承贡献什么？/
——崇文重史、返本开新的文化观念
十三、中华文化可以贡献什么生命观念？/
——生生不息、贞生安死的生死观
十四、中华文化如何树立社会理想信念？/
——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
十五、中华文化如何面对世界的剧烈变化？/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创新活力
十六、中华文化如何应对全球性贫困问题？/
——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的慈善观念
十七、中华文化如何消解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
——行仁政、重王道的天下观念
十八、中华文化能为调和文明冲突贡献什么？/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
十九、中华文化可以为人类未来贡献什么？/
——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忧患意识
结语_
面向人类未来的中华文化/
后记/
内容摘要
《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是一部立足五千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着眼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通俗理论读物。全书针对当前世界普遍面临的问题，以问题为核心，按照人与自然、个人与家庭 、国家与社会、文化与理想、世界与未来等五个基本层面，分为十九个问题，每个问题独立为一章，以导语为指向，以回应问题的形式，书写中华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慈孝恩义、革故鼎新、开放品格等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思想观念和实践案例相结合，深入浅出，可以为读者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对于展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主编推荐
中华文化的贡献并不是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基于对人性的体认和对现实复杂性的观察，基于对性善力量以及人格修养的执着和肯认，基于对人与社会彼此影响、互相成就以及人与世界内在一体的领悟和认知，五千多年来，中国很很好的心智上下求索，一脉相承，不断结晶，确立了对自然、对自我、对家国社会以及对超越性的很坚定有力的看法，树立了理性而温情、广大而精微、内在而超越的系统性格和宏大视野，让中华文化历久弥新、绵延不绝。这些，对于当今人类难题的思考解答，对于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建，或可提供具有参考意义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精彩内容
序_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
孙伟平
世界之变动不居，早在两千多年前先哲们就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极大的智慧将其概括为——“生生之谓易”。先哲们认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这种变化，让我们的世界变得多彩而富于生机，宇宙万物也因之生动独特而弥足珍贵。与此同时，这也说明，这个世界并非既定的存在，也非可以通过制定线路图完全掌控的世界。时间永不停息地流动，种种因素彼此交缠，让每个时代的问题变得纷繁多样、具体而细微，如同万花筒和迷宫一样。
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各国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变得突出，栖居于同一个地球村的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2014年，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指出，“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局部战争依然此起彼伏，贫困饥饿依然广泛发生，连绵战火、极度贫困依然在威胁着众多人们的生命和生存，特别是许多妇女儿童依然在战争和贫困的阴影下苦苦挣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与自然、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各种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甚至裹挟着我们的生活，要求我们作出回答。
幸运的是，面对世界的快速变化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人类虽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但也从来不是无能为力的。人的观念和行动，从来都是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正如某位思想家所说的：“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人类社会的文明，正是在人们解决各种世界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前行的。
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就曾经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和文明。这不仅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与中国人，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纪元前后，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同为世界的两个中心：秦始皇时，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华夏九州也成了一个政教文物一体化的世界。大汉帝国时，向西北扩张一直到中亚，影响世界的“丝绸之路”由此开始。而如果说秦汉帝国是世界两个中心之一，盛世大唐则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唯一中心，其文治武功，大唐的势力影响范围，西到印度，东及朝鲜、日本，西北到吐蕃与波斯。公元个千年，整个东亚与东南亚部分地区都经历了一个“华夏化”的过程，汉字为他们提供了文字基础，建立在儒学科举、唐朝律令、汉传佛教基础上的共同的政教制度，为它们创立了统一的制度体系。这一千年，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超越政治国家与民族、超越战争与敌意的“华夏文化圈”。而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这漫长的20个世纪就是一个“世界走向中国”的时代。
千年帝国的影响，不仅在“华夏文化圈”，文明的远播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国人的想象。其中，为世人所熟知的是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到其中的三种发明。他说：“……印刷术、火药和磁铁。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物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造纸术的发明，是书写材料的一场革命，它和印刷术一起推动了文化传播，为欧洲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奠定了基础；火药改变了作战方式，帮助欧洲摧毁了封建堡垒，加速了欧洲的历史进程；指南针的产生，是“发现新大陆”的必要条件——它们使欧洲乃至世界“发现了新大陆”“发现了人”。
中国曾经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世界。不过，这绝非中华文明影响世界的全部。中华文化的贡献并不是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如器物和制度一样局限于一时一地：基于对人性的体认和对现实复杂性的观察，基于对性善力量以及人格修养的执着和肯定，基于对人与社会彼此影响、互相成就以及人与世界内在一体的领悟和认知，五千多年来，中国最优秀的心智上下求索，一脉相承，不断结晶，确立了对自然、对自我、对家国社会以及对超越性的最坚定有力的看法，树立了理性而温情、广大而精微、内在而超越的系统性格和宏大视野，成就了历久弥新、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也许正因如此，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人类最有代表性的三种文化中，中华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是人类文化（社会）成熟的发展模式。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发现，人类的未来，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汲取营养。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肯定儒家思想，他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世界就不会发生战争了。1844年，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越来越成为世人的共识。1998年，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时发表共同宣言，告诫人们：“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议会第二届大会上讨论通过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中，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视为“道德金律”,作为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成为让各种宗教、各种文化的人都接受的全球伦理的构想。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智慧。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他还列举了中华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一系列经典条目——这些条目，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延伸出的思想观念：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们涉及人与自然、人与家国社会、人与世界、人与自我之间的各种关系，涉及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们也涉及当下人类面临问题的方方面面。
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和谐天成的生态平衡观念。在长期的农耕生活中，中华民族和大自然有着丰富而深刻的互动，在细致的观察和深入的思考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念：天地之道创生万物，没有偏袒和自私，人与万物都平等地秉承了同样的价值，因此，每一生命个体都是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都是鲜活的有情有意的生命律动，天人之间息息相通，休戚与共。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一体，黎民百姓是我的兄弟姊妹，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宇宙万物都是我的同类和朋友。道家更是崇尚自然，将自然作为人的精神价值资源，主张效法自然、学习自然，最后实现天人和谐。天人合一、崇尚整体是中华文化的总体思维方式，这不同于西方偏重的“科技之上”“人类中心主义”等主客对立二分的思维模式，这对于人与自然的疏离、生态危机、资源浪费与匮乏等问题，无疑是批判性的思考并具有“治疗”作用。今天的美丽中国、低碳生活、可持续性发展战略，可谓传统自然观念的继承与勃兴。
中华文化处理人己、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自然观念基础之上的，呈现出一种极为有情有理的精神特质，儒家文化对此贡献了宝贵的精神智慧。他们认为，天地之道创生万物、生生不息，这是亘古不易的法则和秩序，这是天地之大德。因此，人应当效法天道，由此人伦法则才能够永恒长久。《周易？序卦》对此有清晰表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从内容上说，这段文字就是以自然观延伸出家庭观和社会观。从自然观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而人类社会就生活于天地万物的自然界之中；从社会观说，人类社会先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然后有礼义的社会伦理和道德规范。这段文字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家国天下一体并建的基本逻辑。
在人己社会关系中，首先是家庭关系，也就是如何处理自己与家人的关系问题。在中国“氏族—家族—家庭”的系列演变中，由夫妇子女组成的家庭居于社会的基础地位。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道化生万物，人也是这样，乾为男，为夫；坤为女，为母。男女婚嫁，于是有了家庭的“夫妇之道”，夫妇生育子女，就是家庭的开始。这种建构人伦关系的方式精微而绝妙，深远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在儒家看来，人是在父母的养育中，最初体验到人与人之间那种温暖而真挚的道德情感，孝悌是人道德情感之源，是道德的发生，于是儒家从对“孝悌”的内在体认开始建构家庭伦理，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20世纪90年代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就说：“只有在个人关系和家庭关系中已经体验到的东西，才能够在国家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基于此，儒家对于父子、儿女、夫妻等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合乎情理的推演扩充，建构起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稳定而最具温情的家庭伦理。在网络时代、原子社会，在个体主义等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现代家庭面临较大难题，婚姻关系不稳定、契约化问题，性开放过度问题，沟通教育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关系疏离问题，家庭已经不再是人最后的温良港湾……对此，中华文化不同于西方，建立在人性温情基础上的中华家庭观念无疑对现代家庭问题的解决有诸多可借鉴的资源。
跨出家门，人开始面对他人和社会，处理与他人、社会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社会伦理观念起源于家庭观念，在稳定而坚实的血缘情感之上，人伦秩序从家庭向社会扩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亲亲”开始，最后“仁民”“爱物”，达到孔子说的“泛爱众”——这就达到了“仁”之普遍的“博爱”。社会伦理虽然起源于家庭，但并没有停留在血缘情感的特殊性上，而是在此基础上，讲求“本立而道生”，这个“道”就是普遍的仁爱道德。儒家的扩充原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同理心，也是孔子说的“忠恕之道”，这里的“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普遍实行仁道的一以贯之的方法。《大学》称此方法为“絜矩之道”，它认为，当一切人际关系都抽象为“人”与“己”的关系——上下、前后、左右的关系，都按照“忠恕”的原则来实行，儒家的仁道就具有了道德的基本而普遍的意义。
中华文化是一种圆融而和谐的智慧。我们已经看到，中国传统社会通过齐家，实现治国平天下，这种结构就是家国天下的同构。而从最开始的效法天道，最后回归到仁民爱物、兼爱天下、博爱万物，则是一个大圆满。除了儒家，道家、兵家、墨家、佛家也都有“和谐”的主张和关怀，墨子主张兼爱，老子则呼吁“以德报怨”，这些观念都彰显了东方生命哲学关怀和与人为善伦理关系的真知灼见：一个人生存于社会之中，只有和其他个体、群体和谐互动，才能实现个体和集体的共同发展，并依此形成完善的伦理规范。
中国的天下观念也适用于处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问题。中国人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近者悦，远者来”，祈求“和而不同”“协和万邦”，这为多元文化和谐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以目前被奉为国际“道德金律”的“忠恕之道”来说，作为消极方面的“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但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和最低要求，反映到民族与国家关系上，就是文明与野蛮、公理与强权的主要分野。作为积极方面的忠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反映了对“天下为公”与“天下大同”的终极关系和和谐世界的美好向往。忠字奖进人类合作，恕字消弭人类冲突。中华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也就是文化多元，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和谐包容。这不同于西方的“达尔文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利己主义”“军国主义”“霸权主义”等极端思维，亦以“一方为安息的，一方为战争的”来阐述中西方之差异。后者是造成人际关系、民族与国家关系紧张，世界动荡不安，恐怖主义及文明冲突的思想根源。今天，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充分体现。
中华文化心系天下，世界至大，但大不过“我”。所有问题最终都需要回到个体，回到人的内心，因此，处理人与己、身与心的关系，无疑是所有问题的总命门。中华文化致广大而尽精微，它同时也极为关注主体精神，是自我成就（成己）的文化。儒家认为，“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道德是人生的依凭，人之所以不同于物，为万物之“灵”，就在于对道德的最初发现和树立，因此，主张个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修身立德，实现自我的完善和精神的健全。中华文化并非不重视身体，但主张内外俱修，身心平衡，养浩然之气；中华文化也并不反对物质利益，但认为“富润屋，德润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佛家和道家看来，清净无为，少私寡欲，也是成就自我的必要途径。而自我的完善与成就，包含与物同体的向度，由此仁道精神和济世精神也是中华文化的题中之义。
因此，中华文化的主流着力点，乃是主体的品德精神、功业学问、生命境界，这种精神自觉，是通过天人合一把赋予人的生命存在以本体意义的方式，通过道德灵魂的追求以超越个体局限与动物性，乃至超越生死，来关注、诠释、高扬人的生命意向、生存价值及其生命关怀，进而关注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前途命运和生存秩序。中华文化这种东方生命哲学的整体思维特征，是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强烈的道义担当、人格内省之体现，是天下意识、人文救世精神的最高人格典范与境界。因此，中华文化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生命直观和人文理性主义的“人学”，而不是冰冷无情的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物学”，它更与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道德沦丧、精神家园缺失、人格分裂、身心扭曲等现代精神疾病，相去甚远。当我们深入中华文化的内在血脉时，越来越发现，中华文化尊德行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整体生命阔大精深，可爱而可信。
因其可爱而可信，中华文化慧命因因相续绵延数千年，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同于西方，中华文明重史重典，重视传承，从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开始，无数优秀的心智殚精竭虑，致力于发扬古人，成就了为世界所罕见和瞩目的中华文化。浩浩经史子集四大部，就是五千年来中华文明传承的结晶和见证。对此，梁漱溟先生说：“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直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他在这三四千年中，不但活着而已，中间且不断有文化的盛彩。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能征服他的事。”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国历经磨难依然保持着罕见的延续性和统一性，文化传承长盛不衰，生生不息。
注重传承，并不意味着僵化保守、顽固守旧。在中华文化中，返本开新，继往开来，才是生生之道、日新之道。自古以来，对于任何思想文化形态，中华文化都保持开放包容的胸襟，具有很强的吸收、改造和同化能力，海纳百川并大化无形：先秦诸子百家，汉唐印度佛教，近代科学民主，等等，都能融汇一体，为我所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华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与时偕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为一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的时代环境，中国共产党人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说：“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进一步树立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把当代中国带进现代化、推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同时，它又前瞻性地洞察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趋势，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向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社会主义文明、人类文明进步史上，愈益显现出深远的世界意义。美国共产党主席萨缪尔？韦伯因此评价说：“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对于整个世界都是有积极影响的，不仅是争取实现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斗争的成功，而且也是对于争取一个民主、和平、稳定世界的成功。”
在思想体系方面，它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与传播增添了强大生命力，将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写下精彩的一页。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面，它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国际环境下，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找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现代化道路，极大鼓舞了人们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在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方面，作为世界上优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的路径，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面对大量全球性的问题，呼吁世界各国同心协力，寻求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制度之间建立起联通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正告人们，“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在此意识下，中国秉持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人类破解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难题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这一建议，超越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具有宽广的全球视野，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客观要求，为当今世界的合理走向和人类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透过太空望远镜来看，我们会发现，千万年来，人类一直生息于斯的这颗蓝色星球，如同银河中一滴晶莹的水珠，安静、美丽，同时又极为脆弱。也因之，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之沉思一直与这颗绕日旋转不息的星球，与上面的生灵、与自身的命运相呼应、相映照，它深沉、博大、温和而平静，正像梁漱溟先生在引用《世界社会史》形容中华文明时所说的：
“中国底文明，好像一个平静的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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