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明末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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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日)冈田武彦 著;吴光,钱明,屠承先 译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116149
出版时间2016-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9.8元
货号1201410484
上书时间2024-10-2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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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冈田武彦（1908—2004）：靠前阳明学大师，日本当代有名儒学家，被儒学大师杜维明赞为“儒学祭酒”。
1934年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58年任九州大学教养部教授，196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66年应聘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1972年荣退后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并获“中华学术院荣誉哲士”称号。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评议员，东方学会名誉会员、评议员等重要学术职务。主要论著有《与明末儒学》《江户时期的儒学》《中国思想的理想与现实》《宋明哲学的本质》等。此外还有《东洋之道》《坐禅与静坐》《楠本端山》《日本的儒家》《中国与中国人》等十余种著作和《文集》《刘念台文集》等编译作品，并与人合作主编了《朱子学大系》《阳明学大系》《近代汉籍丛刊》《日本思想家丛书》《全集》（译注本）等丛书和多卷本文集。
为研究阳明心学，冈田先生曾亲访中国八省区八十余县市，行程两万余里。又亲自捐款并大力募款，修复中国境内多处阳明墓和纪念碑亭，以及阳明故居的瑞云楼等，为中国人重新重视、重新认识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阳明心学及传统文化的发展厥功至伟。
钱明，男，1956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浙江靠前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浙江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儒学会副会长，靠前儒联理事，《儒学天地》副主编；韩国岭南大学、宁波大学、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特聘研究员；台湾中研院、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大学、福冈女学院大学、韩国忠南大学访问研究员。主治明清思想史、东亚阳明学。主要着作有《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儒学正脉——王守仁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及其学派论考》（人民出版社，2009年）、《浙中王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及论文百余篇。
目录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明代的文化与思想
明代精神文化的嬗变
阳明心学的兴起与分化
明末流行的三教合一论
第二节明学的源流
全体大用的思想
朱子的全体大用思想之展开
元朝的儒者
明初的大儒
朱陆同异论的源流
草庐到篁墩的朱陆同异论
第二章与湛甘泉
第一节总论
第二节
阳明心学的先驱
以科举为目的的书院教学
白鹿洞书院的学规
“学三变”与“教三变”
“知行合一”论
“事上磨炼”说
为学之头脑
“致良知”论
“格物”论
湛甘泉的“随处体认天理”与的“致良知”
本体工夫论
“万物一体”论
第三节湛甘泉
以天理为学之头脑
浑一之学
心性合于一
工夫即本体
中正即道
“知行并进”
“体认天理”
“求放心”
以自然为宗与“两勿”论
“格物”论
第三章王门三派
第一节总论
第二节现成派（左派）
直下悟入
“四无说”与“四有说”
“无中生有”说
“生几”说
浑然即一
“范围三教”
王心斋的思想
第三节归寂派（右派）
“归寂”说
“研几”说
“虚寂”之体
“致中”与“致和”
“夜气”之存养
“戒惧”与“恐惧”
“万物一体”
第四节修证派（正统派）
“知觉即性”
“真诚恻怛”
“慎独”与“戒惧”
主工夫而言本体
“循其良知”
“实地用功”
第四章现成派系统
第一节总论
平实派
容禅派
气节派
旷达任诞派
现成派之展开
第二节罗近溪
“从无入有”
“悟”与“信”
“赤子之心”
“孝、悌、慈”三德说
“仁”之生机
第三节周海门
当下之信
浑一之体
贵自得
“悟得真己”
《九谛》与《九解》
《圣学宗传》
第四节耿天台
初心之生机
庸德庸行
“四句教”解
实修实事
异端之辨
第五节何心隐
心隐之气节
贵“意气
实事实用
设“聚和堂”
第六节李卓吾
以实用为宗
道为虚空
童心说
晚年好《易》
附录论《李氏说书》
关于“李氏说书”
关于“说书”之思想
第五章归寂派系统
第一节总论
第二节王塘南
“虚寂”说
“研几”说
性命论
“透悟”说
第六章修证派系统
第一节总论
第二节李见罗
心性之辨
摄知归止
直达性命
修身为本
止修并举
性体工夫
第七章湛门派系统
第一节总论
第二节许敬庵
“克己”之学为宗
评王门现成派
先工夫后本体
第三节冯少墟
异端之辨
驳“无善无恶”
“一体”之旨
第八章批判派与复古派
第一节总论
第二节冯贞白
圣学致用
定理实存
循礼穷理
朱王之辨
王学批判论
陆王之别
第三节陈清澜
陈清澜的影响力
“心性相随”论
陆学归禅
主敬穷理
异端之辨
第四节吴苏原
理气浑一
“中”为性体
心性之辨
物实理虚
工夫次第
第五节郝楚望
事外无理
先行后知
性习不离
实用之道
自然之动
习而成圣
养气为要
第九章东林学和刘蕺山
第一节总论
东林学之发端
蕺山之学第二节东林学
东林学的本旨
性善说的复兴
心理一体论
反身而诚
中庸之道
主静未发
太虚思想
工夫之修
第三节刘蕺山
主宰即流行
性非定体
意念之别
喜怒哀乐之“中和”
好恶之意
“慎独”说
以意为根
诚即思、思即诚
译后记
校译者后记
内容摘要
《与明末儒学》是《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作者、靠前上享有盛誉的阳明学大师师冈田武彦中年时期研究中国哲学的代表作。
《与明末儒学》以宋、元、明时期的思想文化为背景，特别是儒学发展史为背景，在简明生动地概述宋明思想文化发展的脉络和特点的基础上，不仅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历史作用，而且系统和细致地论述了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并以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
本书不仅能使读者宏观而系统地了解明代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发展史、演变史，而且能给读者以很大的思想启迪，深入理解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
主编推荐☆ 国际儒学泰斗、《大传》作者冈田武彦成名作及代表作、阳明心学进阶读本
☆ 阳明学与阳明后学研究扛鼎之作 哲学大师陈荣捷、有名汉学家狄百瑞、有名哲学家唐君毅高度评价
☆ 中华孔子学会阳明学研究会会长董平、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林月惠、原韩国阳明学会长崔在穆 齐力推荐
《与明末儒学》是《大传》作者、国际儒学泰斗冈田武彦先生的成名作及代表作，被认可为日本研究阳明心学的扛鼎之作，畅销书《明朝一哥》的作者吕峥曾坦言自己早年读此书，“只觉力透纸背，酣畅淋漓，深感古人‘《汉书》可以下酒 ’之说不谬。”
当大多数学者把目光集中在对近代有革新倾向的阳明学亚流流派上，致力于探讨其中具有的某种现代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萌芽时，冈田先生深知明末阳明学与朱子学相互辩难、互相匡正，救正流弊而催生的深刻的体认之学，对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于是另辟蹊径，填补空白，在系统而深刻地论述了阳明心学产生的原因、特点、社会影响，以及阳明心学的分化、演变和明代中后期王门各派各家的离合同异、学术宗旨的基础上，对阳明学、阳明后学与朱、陆之学，特别是明末其他儒学流派做了具体而微的对比，使读者宏观而系统地了解明代儒学，特别是阳明心学的发展史、演变史，因而是阳明心学爱好者理解阳明思想的极好进阶读本。
尽管明末儒学的资料严重不足，且明末朱子学、陆王学与佛教、道教思想微妙交错，把握其精神实质十分困难，但冈田先生仍驾驭得游刃有余。他将个性化的理解和思考融化在对研究对象的“追体认”的过程之中，其语言的现场感和今世感很强，使《与明末儒学》既充满古人之义理，又饱含自我之哲思。
《与明末儒学》十五年前首次引进中国，中文版受到汉语世界的广泛关注，其所展现出来的富有前瞻性的深邃思想以及极具开阔性的学术视域，至今仍具有其特殊魅力和启迪作用。该书对海内外学术界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可以从哲学大师陈荣捷、有名汉学家狄百瑞、有名哲学家唐君毅等学术界泰斗们的高度评价中窥见一斑。该书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阳明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DB009）成果之一。
《与明末儒学》旧版少量近十年，许多读者设法寻找此书。此次由重庆出版社推出新版，校译者钱明教授是冈田武彦的大陆弟子，也是阳明学研究专家。钱教授校译历时两年多，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对原书所引用的大量文献典籍进行仔细校对之后，还对原译文进行了修改和润色，许多关键性内容甚至推倒重译，如此费心费力，缘于期望为广大阳明学者、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既有较高学术性又有相当可读性的阳明学尤其是阳明后学的精良译著。
精彩内容
中文版序
本书大约成稿于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倘要问我为何对明末儒学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其中有某种西洋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见解，而是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的一种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动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学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例如，我将自己的九州大学毕业论文题名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优选的证明。该论文立足于西方存在论，解释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与西洋哲学相同的内容。当时我还自我满足于这种看法，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谈中国人不识自家珍宝的错误。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最终我痛感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那也无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纯粹经验论和直觉主义，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这种方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当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洋学风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还自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崭新的”方法。然而，这和真正的“创新”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此，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从而促使自己从外表浮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去进行探索。
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才促使我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
说来并非偶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中学和高中时代曾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于是为消闷解愁而开始阅读哲学书，并对禅学产生了兴趣，这样一直熬到了高中毕业。当时由于家境贫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念头。幸亏碰上了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他资助我离开了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大学学习。
本来，我曾打算上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师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洋伦理哲学。但此愿未遂，于是不得不进了九大。当时的心情，不免有些愤懑而无奈。然而，也许出于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的导师楠本正继 1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在整个大学时代，为了从这位伟大的先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我如醉如痴、竭尽全力地学习。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经常立足于用西洋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其间，虽然也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但正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于坐禅。数年后，我便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回到恩师门下聆听教诲。那时战争已经逼近，但我仍在恩师家里阅读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并记述恩师的语录。遗憾的是，所记原稿在美军飞机空袭时丢失了。当时我发现，恩师的学风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到从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弃西洋哲学而致力于中国哲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亲追思其师长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的逸闻遗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的儒者，他遵藩命就学于江户（今东京）的昌平黉，其间读过来访的水户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学者）藤田东湖所著的《弘道馆记述义》，并为之倾倒，返回姬路藩后还标注出版了这本书2。云平先生归隐家乡后，我的父亲曾在神宫受过他的教诲，并在云平先生的长子任校长的小学里任职。父亲喜欢喝酒，沉默寡言，和气温厚，从不对人发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也常对我讲述内心修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对儒教怀有亲近感并热心于儒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师膝下学习，恩师培养、造就了我足以克服苦恼的信心和勇气。我之所以偏爱陆王心学，就是因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也有过深深的苦恼。所以，我以为即使读儒家的书，也是读语录和行状比读论说更能打动人心。这大概是我痛感内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内在缘由。
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把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西学流入东洋后都专注于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东洋的哲学思想，这一功绩应予高度评价，今后也企望用这种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然而，考虑到东洋哲学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就不能不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但这一点却正在逐渐被人遗忘。而且在反思东洋哲学思想在现代及未来世界思想界的意义与价值时，现在也已到了对内在性研究比对表象性研究更受重视的时机。这是我三十至四十岁时的切实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经激励自己的陆王心学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踪迹，而明末哲学思想之所以适应时代思潮这一问题，也就自然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对象。通过这样的探索，我进一步懂得了应以真切的体认之学为本，并深切地感受到静坐体认方法的必要性。
我在四十四五岁时，得到了恩师所赠的其祖父楠本端山1的遗书。拜读之后，深为体认之学的深潜缜密所震惊。因此，终于有了继承道统的自觉。恩师将其家学精神融会于学术研究中，从而树立了与众不同的优良学风，其成果可从《宋明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一书中窥见一斑。端山先生专攻宋明儒学，并继承了山崎闇斋2的朱子学，是幕末维新时期的有名儒学家。恩师的学风中就承继了其家学的传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在恩师膝下亲身感受其学风德望的熏陶比其他人更多。如今，具有这种学风的学者还能有几人呢？
正因为我深感内在性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用体认方法解释宋明思想时，我与别的学者不同，是让思想家用自己的语言说明自己的思想，我在其间只起辅助作用，或者说，我只是履行了“助产妇”的职责。当然，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体认方法时，可能会产生理论上的矛盾，存在缺乏统一性的缺陷。但我绝不在做理论研究时踌躇不前，否则的话，“以体认为本”的思想的生命力就有枯竭之虞。所以，对这一思想的理解，决不可以陷入教条主义。记得当得知有人记录其言论时曾说过：
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增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不杀人矣。今某与诸君不过各就偏蔽，箴切砥砺，但能改化，即吾言已为赘疣。若遂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传习录？序》）
如前所述，《与明末儒学》一书因为是在三十年前写的，所以未免有些生硬，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去理解，我都希望读者能顾及我的上述立场。在我看来，明末的思想处于儒教思想发展的很好，而且可以说是立足于对未来世界有深远影响的体认之学的。我热切期望读者能从本书中理解到这一点。
写作本书时，我以静坐体认为吾学之本。我想，经历三十多年后，自己的思想也应有所发展了。这里虽未涉及这一点，但我想指出的是：运用“内在性研究”的方法，不仅能掌握传统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必定会从中产生出能够匡救时弊的具有性的哲学。东洋的思想创新与西洋的不同，它必定是从回归传统中得来。这里虽然省略了理由说明，但只要指出无论怎样的创新，其根基必定存在于传统之中这一点，也就足够了。
我之所以能从事明末儒学的研究，是因为有极好的机会阅读到恩师家中收藏的（楠本）端山本人及其祖孙三代书香门第所搜集到的丰富的宋明理学资料，以及九州大学所藏的珍贵史料。近年来，中国在动乱之后已进入了和平建设的新时代，从而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同时，国际交往日趋密切，也提供了阅览外国资料的机会；加上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使得明末儒学的研究资料日益丰富，对此我深感振奋。今后，倘若能根据新资料而加以展开研究，从而使这个时代儒学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精密的话，我将会非常欣喜。
本书的中文翻译及其出版，承蒙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王风贤先生的关心，以及同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光先生、所员钱明先生和杭州大学哲学系屠承先先生的努力工作，使之顺遂圆满。在此，我一一表示深切的谢意。
冈田武彦
1987年11月于福冈
中文版序
本书大约成稿于三十年前，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倘要问我为何对明末儒学有兴趣，我的回答是：并非因为其中有某种西洋式的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见解，而是意识到，由朱子学与阳明学的矛盾纠葛而催生的一种深刻的体认之学，不但对于未来世界的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成了本人思想的原动力。
我曾有一段用西洋学的方法研究宋明思想的经历。例如，我将自己的九州大学毕业论文题名为《朱子学的存在论》就是优选的证明。该论文立足于西方存在论，解释了朱子学的理论与实践，认为中国哲学中有与西洋哲学相同的内容。当时我还自我满足于这种看法，然而现在看来，这种比较未免犯了西洋人侈谈中国人不识自家珍宝的错误。
大约四十年前，我曾立志对传统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省，最终我痛感到，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不可能把握宋明哲学的真谛。然而就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用西洋式的研究方法来阐明，那也无非是提倡尼采、柏格森的纯粹经验论和直觉主义，始终只是记述而已。因为这种方法忘记了这一点：对于一种缜密深刻的学说，如果不用真切的工夫去体认，终究是不能得其精髓的，即便是今天亦依然如此。
在当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中，仍不乏醉心于依据西欧思潮和西洋学风解释中国哲学的人，他们还自以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创造性的”、“崭新的”方法。然而，这和真正的“创新”相差十万八千里。对此，我在三十多岁时已有所觉悟，从而促使自己从外表浮面的研究转向内在深层的探索。虽然这样做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崇尚注解和诠释而非真正的内在研究，但我还是心甘情愿地去进行探索。
那么，是出于什么动机才促使我立志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呢？
说来并非偶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在中学和高中时代曾陷于深深的苦恼之中，于是为消闷解愁而开始阅读哲学书，并对禅学产生了兴趣，这样一直熬到了高中毕业。当时由于家境贫困，我不得不打消上大学的念头。幸亏碰上了急公好义的热心人——日本电气公司创始人渡边斌衡先生，他资助我离开了家乡兵库县姬路市，进入福冈市的九州大学学习。
本来，我曾打算上东京大学或京都大学，师事和辻哲郎或西田几多郎，专攻西洋伦理哲学。但此愿未遂，于是不得不进了九大。当时的心情，不免有些愤懑而无奈。然而，也许出于上天的恩惠，我在九州大学遇上了德学兼备的杰出的导师楠本正继 1先生，从而决定了我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在整个大学时代，为了从这位伟大的先师那里学到更多东西，我如醉如痴、竭尽全力地学习。当时先生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我们的对话多以德国哲学为中心，先生也经常立足于用西洋哲学解说中国哲学，所以我写那篇朱子学的论文也许是命中注定的。
毕业后，我因家庭原因而不得不离开恩师，回到家乡姬路市去做中学教师。其间，虽然也把禅作为第一要义去追求，但正倾心于宋明哲学的我，却始终不能专心致志于坐禅。数年后，我便如愿返回福冈，重新回到恩师门下聆听教诲。那时战争已经逼近，但我仍在恩师家里阅读王白田的《朱子年谱》，并记述恩师的语录。遗憾的是，所记原稿在美军飞机空袭时丢失了。当时我发现，恩师的学风已不同往昔，而我本人也痛感到从事浮面研究的弊端和致力于内在研究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放弃西洋哲学而致力于中国哲学，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常听父亲追思其师长播磨圣人龟山云平先生的逸闻遗事。云平先生是姬路藩的儒者，他遵藩命就学于江户（今东京）的昌平黉，其间读过来访的水户藩儒者（藩主所聘的学者）藤田东湖所著的《弘道馆记述义》，并为之倾倒，返回姬路藩后还标注出版了这本书2。云平先生归隐家乡后，我的父亲曾在神宫受过他的教诲，并在云平先生的长子任校长的小学里任职。父亲喜欢喝酒，沉默寡言，和气温厚，从不对人发怒，因受云平先生的熏陶，也常对我讲述内心修养的重要性。这也许是我内心深处对儒教怀有亲近感并热心于儒教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在恩师膝下学习，恩师培养、造就了我足以克服苦恼的信心和勇气。我之所以偏爱陆王心学，就是因为自己在青年和中年时代也有过深深的苦恼。所以，我以为即使读儒家的书，也是读语录和行状比读论说更能打动人心。这大概是我痛感内在性研究之重要性的内在缘由。
所谓“内在性研究”，就是在研究一个人的哲学思想时，把他的体验移入自身，然后设身处地地加以体验的方法，而不仅仅在科学的实证中弄清楚他的哲学思想。我把科学的实证研究称为表象研究，这当然也是必要的。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在西学流入东洋后都专注于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和整理东洋的哲学思想，这一功绩应予高度评价，今后也企望用这种方法做更精密的研究。
然而，考虑到东洋哲学思想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就不能不关心和重视内在性的研究，但这一点却正在逐渐被人遗忘。而且在反思东洋哲学思想在现代及未来世界思想界的意义与价值时，现在也已到了对内在性研究比对表象性研究更受重视的时机。这是我三十至四十岁时的切实感受。此后，我便以曾经激励自己的陆王心学为研究中心，探索其本源及流派的踪迹，而明末哲学思想之所以适应时代思潮这一问题，也就自然成了我探索的主要对象。通过这样的探索，我进一步懂得了应以真切的体认之学为本，并深切地感受到静坐体认方法的必要性。
我在四十四五岁时，得到了恩师所赠的其祖父楠本端山1的遗书。拜读之后，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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