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身时代：旅居中国五年的美国记者探访中国单身女性

*章

性别失衡：不平等的社会环境 / 001

第二章

代沟问题：亲情压力下的催婚 / 025

第三章

势均力敌：单身女性的新选择 / 045

第四章

学历“陷阱”：高学历女性的苦恼 / 063

第五章

观念冲突：社会风气的开放 / 091

第六章

自由与屈服：交友网站的热潮 / 105

第七章

自我实现：女性更高的追求 / 129

第八章

社会变化：中国特色的爱情 / 147

第九章

物质基础：车子、房子、钱 / 175

第十章

观念碰撞：东方和西方的差异 / 193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亚洲其他国家的单身女性 / 209

第十二章

未来会如何：愿我们都能活在想要的世界 / 243

后记

美好结局的新开端 / 271

致谢 / 275

参考文献 / 277

前 言

春节刚过，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北京电视台。可是我发现，平时活泼开朗的那些女同事们却个个无精打采，甚至就连精力极为充沛的节目制作人姗姗（音译）也有些精神不振，整个周一上午一反常态地沉默不语。“大家节日里过得好吗？”我问道。女同事们有的漫不经心地点点头，有的强作笑脸。随后她们又把在新闻编辑室里传来传去、只剩下半袋的麻球酥递给了我。茫然之际，我转身去见一位网络主管，她比大多数女同事都大近 10 岁。“她们心情不好，是因为还没有结婚。”她说道。说完，她又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当时我在想，在中国要想找一位像达西先生（《傲慢与偏见》里富有的年轻绅士）那样的如意郎君是否必须进城？政府是否应该免费让数百万人去马尔代夫度蜜月？

当天同姗姗一起坐下来吃午饭时，我才得知：春节期间是一年当中发红包、煮饺子的好时光，也是为单身男女牵线搭桥找对象的大好时机。春节是中国盛大的传统节日，也是大多数中国工薪阶层享有的*长年假。春节前，三亿多流动人口浩浩荡荡地返乡回家，为的是同家人一起吃上团圆饭，一起放鞭炮。正当每个大家族都在吃喝玩乐，共度佳节的时候，谈婚论嫁也就成了*重要的话题。在摆着鱼头的餐桌旁，25 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经常遇到好心人盲目地为他们说媒提亲，这使他们疲于应付。特别是未婚女人，更成了这种强大“逼婚”攻势的重要目标。人们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她们就应该结婚嫁人，要不然就可能成为“剩女”。我的那些芳华正茂，也许生育能力正强的女同事们（年龄*的仅仅 27 岁）居然被人称为“狗粮”和“垃圾处理品”，这真是太不像话了。另外，我还要努力去搞清楚：为什么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当代中国会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生活着约 6.5亿女性，拥有世界上*多的女性人口。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的那些女同事们真可谓不同凡响。她们是一群受过教育的独立女性。她们的事业作为，在她们的母亲和祖母那里连做梦都不敢想。依我看，她们是国家的英才，生动佐证了过去 30 多年里中国女性逐渐开始享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在工作室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在同身边富有活力的一群女作家、女编辑、女导演，以及姗姗那样的女制作人打交道。所以很自然，在飞往内蒙古的晚点航班里、坐卧铺去上海的旅途中、在北京办公室里昏昏沉沉的加班时间里，我们相互之间培养了友谊。渐渐地，我也参与到她们的私人谈话中——那是一些内容生动的谈话，涉及她们的家庭背景、理想抱负，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涉及她们的爱情生活。我越了解她们那种奇怪的约会方式和复杂的求婚过程，就越是对一些与我明显不一致的情况感到困惑和惊讶。

在 2010 年，西方媒体上有关中国女性的报道表现得非常乐观。《福布斯》《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上的报道都说，中国女性处在全盛时期。她们在世界上白手起家的女亿万富豪当中所占比例*。在参加美国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GMAT）的中国考生中，63% 是女生，她们攻读 MBA 的势头甚至使男生颇感压力。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年龄在 18岁至 64 岁的中国女性中就业率达 71%，占国家劳动力的 44%。

*位女航天员也在 2012 年被送入太空。

在我看来，这一切全部属实。从职业上说，这些女性不断地突破自己撑起的半边天的界限，所以我认为，她们全部都是“航天员”。但是在个人方面，尤其是感情生活方面，她们似乎对另一类群星灿烂的恋爱剧情念念不忘——一种似乎直接源自简 • 奥斯汀长篇小说中遥远的、过时的爱情。使我意外的是，我们的话题经常很快就转到婚姻上面。她们谈论婚姻，就像是谈论一个长到肉里的脚趾甲一样——火急火燎，有点疼痛，而且如果不赶快处理，情况就会恶化。我意识到有些事情还是说不通，于是便绕开新闻编辑室的那些同事，在更大范围内开始刨根问底。我用了 3 年时间，经过数百次采访之后，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从全新视角看待中国崛起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起始于一个落后的贫穷国家，当时婚姻普遍不能自己做主，婚姻是女人*的生活手段。经过 30 多年朝着城市化、全球化方向的发展，女性的婚姻也变得越来越自主。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女性只有在经过自我发展，事业也有起色的情况下，才考虑结婚——如果她们愿意结婚的话。在这种巨大变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尽管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有些文化因素仍然牢固地根植于传统当中。其中无法动摇的*重要因素就是婚姻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虽然这种压力存在于各种文化中，但是在中国尤为明显：婚姻面临着不可阻挡的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使得子女不到 30 岁的每一位家长把男婚女嫁当作头等大事。他们普遍认为子女一过 30岁，再谈婚论嫁可就难了。

大多数情况下，家长都是好意。他们真的相信，对于自己的子女来说，*好就是尽快完婚，了却一桩心事。长辈们生长于贫困和革命运动当中，而他们的子女却生长于经济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个人主义兴起、集体主义色彩衰退。所以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当代中国整体面临着一系列纷繁复杂的价值观、义务、传统和焦虑表现，其产生的实质性因素便是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在当代中国，婚姻政策与形式上的变化，就像常年鸣响的风铃一样，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过去 5000 年的漫长历史中从来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漫长历史中，婚姻一直是女性生活的基础和顶点。

仅仅刚过 30 多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婚姻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始于 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为她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这样的发展变化情形在西方并不陌生。西方女性也曾围着厨房转，职场中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但是在中国有一些情况更为特殊和惊人。由于家中没有兄弟们竞争，这些独生女便获得了以前可能会留给男孩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和资源。她们降生时，正值中国大范围地扩充高等学校数量的时期。后来她们又被当作男孩而赋予努力学习，获得成功，为家庭争光的使命。但是与我们的期望不同的是，中国女性并未能顺畅地与男性平起平坐，取得平等的工作地位。成为白领阶层的知识女性数量已经赶超男性，而“剩女”则是这些白领知识女性当中的重要成员。由她们体现出的巨大文化变化，不仅影响着当代中国，还代表了当今世界上规模*的一次人口变动。

想要充分理解这一过渡时期的重要性，必须将其放在更大发展计划的框架内加以审视。半个世界，包括美国，都经历过*活跃的过渡时期。自 1983 年以来，美国女性一直是美国大学学位的主要获得者，但是直到 2014 年，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职业女性才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美国职业女性一样有可能结婚生子。在此以前，受教育、有抱负，就意味着放弃生活伴侣，专心追求事业。但是现在，两者的界线正在变得模糊，时间安排变了，人生新重点也出现了。我们正在变成一个由不同阶层而非不同文化构成的全球化世界。北京或上海的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同纽约或洛杉矶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女性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但是却同距自己只有一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城镇工厂女工差别较大。在从前那一代，这种事情闻所未闻。

我们是应该为此称赞全球化，还是应该为此哀叹丧失了每个国家的特色，目前尚有争议。但是有一点不容置疑：当你抛开中国在人口、经济和社会方面表现出的各种特色时，剩下的就是中国女性正在面临着美国女性几十年来一直在经历着的同样挑战。我们为什么没有携起手来，达成共识？如果从国际范围来考虑这些问题，还可以学到多少东西，取得多少成绩？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女性挺身而出，去维护自己决定个人未来的权力。无论这是否意味着自己能够决定在哪里学习、学什么、同谁结婚、是否结婚，或者决定是否生儿育女，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勇敢地探索更加丰富的人生。

第二章 代沟问题：亲情压力下的催婚

张梅（音译）来自哈尔滨以外的一个小镇，距西伯利亚边境不到两小时的路程。哈尔滨是中国东北气候寒冷的黑龙江省省会城市，因一年一度的冰雪节举世闻名，吸引着数百万游客纷至沓来；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北虎林园同样名冠天下，游客们可以自愿成为现场观众，观看虎园里有名的喂虎场面；也可以根据美味菜单选购鸡肉、鸭肉、羊肉和牛肉，抛给那些从来都吃不饱的猫科动物，看着它们大吃大嚼，享用美味。

虽然张梅为自己来自冰雪之乡而颇感自豪，也深谙各种抵抗严寒的绝技，但她还是在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后离开了哈尔滨。那一年，她24岁，她应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都派上用场，看看在大城市里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要说服父母同意她闯荡北京并非易事。父母认为她到了这个年纪也该回到故乡小城，在父亲工作了30多年的银行里找个稳定的正式工作，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张晨（音译）。因为父 母当年所生的*个孩子是女孩，所以可以生二胎。张晨在 21 岁时就结婚了。她没有上大学，因为她对经营自己的服装摊位更感兴趣。她一直在追求着自己的这个梦想，并且获得了一定成功。张梅也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同父母讨价还价，要在北京“自由”闯荡三年——在这段时间里她足以获得一些扎实的工作经验，并许诺在30岁之前回到哈尔滨。

我们应该记住，在过去30年里，中国总共有3亿人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地区，为了寻找更好的教育、就业和生活机会。这种人口迁移活动除了促进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外，也正如《金融时报》知名记者雅米尔·安代利尼所说的：“这是地球上每年一度规模*的哺乳动物迁移活动——蝙蝠每年的迁移数量为9000万，位居第二，被远远地甩在后面。”

在农民工当中，大部分是女性，因为农村男性要留下来种地，或者打理家庭生意。我们在这里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剩女经常被说成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有抱负，有职业前途的城市女性”。然而这只是正在发展着的更大格局的一个方面。剩女也不仅仅是个标签，更代表着同学历、工资、民族、身份无关，甚至同城乡差别也无关的一种心态。

代 沟

我来到北京后不久就遇见了张梅，因为她是我的中文老师，当时她25岁。在语言学校*次上课时，女校长先让3位老师给我上小课，然后我可以从中选出一位*喜欢的老师。试讲结束后，张梅明显就是那位我*喜欢的老师。当时我不会讲中文，她也几乎不会讲英文，我们无法沟通。但是她那种富有表现力的天性和猫跟鞋上毛茸茸的大绒球深深地吸引了我。

有一天晚上在上课前，学校里的另一位外国学生突然闯进了走廊，两个眼睛肿得像河豚。她刚刚同相处了几年的男友分手，一路哭着来到了学习中心。当我正想说几句话安慰她时，张梅走上前去，顽皮地拍了拍那位姑娘的肩膀：“没事。”以前我 也听过这句话，中文的意思相当于“Hakunamatata”（斯瓦希里语，意为“从此后无忧无虑”）。张梅对我也曾说过同样的话，当时我遭遇到一场摩托车事故，左腿正面流血不止，一想到要去当地医院缝几针可把我吓坏了。但现在，走廊里的那位姑娘还是显得不太相信。“你现在自由了。”张梅对那位仍然伤心的姑娘说道。这时，那位姑娘的瞳孔像是要突出变形一样。显然，要成为“自由女神”的前景并没有使她得到安慰。

张梅和我走进小教室关上门后，我还对走廊里的那个女学员表示了同情。接着张梅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哎呀！”她发出一声感叹（这种情况下，中文的意思是“别再胡说了！”），然后就教了我下面这句话，它后来成为我在中国定位浪漫关系的明确指南：“爱情属于青少年，但是说到婚姻，必须要讲究实际。”在我们解决了句义的翻译问题，而且我确 信自己也明白了她的本意后，我觉得有些恼火。湿纸巾和工装裤同样都是非常实际的东西，难道它们也能构成婚姻的基础？

我要求她再详细解释一下，看看是否有什么细微含义我没有理解。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以家乡东北虎的坚韧劲头为自己讲过的话进行了辩解：“有的时候可以浪漫，有的时候必须负起责任来！”她这样说道。毫无疑问，她坚持认为，这两条线不可能交叉在一起。

张梅26岁那年，她的父母开始催她回家结婚。根据他们的计算，女儿在北京生活的3年已经大大超过了期限，需要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她的同学大多数已经结婚，邻居们也开始议论纷纷。渐渐地，母亲总是在她的耳边唠叨结婚的事情，每当她打来电话问长问短时（晚饭吃什么了？北京的天气怎么样？你涨工资了没有？巧克力吃得少了吧？）就开始插入一些有关家乡的姑娘结婚、怀孕的*消息。“你啥时候回家把人给我们带回来？”她的母亲接着总是这样低声说一句。张梅的回答则是一成不变：“*近工作太忙，没时间考虑这种事情。”

“如果年轻女人不必离开家乡去寻找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中国就不会有剩女！”有一天在上课时，张梅语气非常坚定，也带有一丝苦涩地说道，“只因为我们离开家乡，才出现

这种情况。在家里，一切都很简单。即使你自己不主动找对象， 你的父母、亲戚和熟人也会给你介绍几个。*后，你会同其中 的一个人结婚成家。但是在北京这样凡事都要自己去做的大城 市里，情况却完全不同。”

如今28岁的张梅居住在一个像宿舍一样的小房间里，离工作单位有一个半小时的通勤路程。她与另外8个女士共用一个浴室。作为一名私人语言教师，她每周经常是7天随时听候召唤，这具体要看老板有多仁慈。虽然她享受着来到大城市后给自己带来的“自由”，但是她也认识到：这使她在某程度上成为“另类人物”。

张梅面临的*难处是，每次回家探亲总会有人对她说， 那些没有上大学的高中同学都已结婚，有了孩子。“我见过以前的那些女同学，她们就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永远围着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转。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听着她的诉说，使我明白中国是如何变成世界*经济体的。尽管还存在着各种不足，但中国是一个有远见的国家，让女性也积极参与到了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来。年轻的中国“打工妹”是这一发展计划非常奏效的重要原因。她们成群结队地涌向工厂，组装耐克运动鞋和 iPod 音乐播放器，使中国跻身于世界工厂之列。这些打工妹用自己挣来的钱养活父母，为家中兄弟支付婚礼费用，或者为妹妹缴纳学费（在家中有不止一个孩子的情况下），略微体会一下手里有钱的滋味，然后 再回家结婚，尽自己的责任。如今她们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也越来越多地离开工厂去进修学习、走进大学校园。这一段经历也使她们更加难以返回到传统的生活当中。

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许多年轻的打工妹在合格男性不多的就业环境里找到了各种粉领工作。“我真正打交道的那些男士都是已婚男士。”张梅说道。她指的是那些来自韩国和日本的中年职业男士，他们构成了张梅所教学生的主体阵容。她所有同事都是年轻女性，其中许多人同她的情况类似。她经常在周末同她们约会，主要是吃火锅、看电影或者去KTV。她们的夜间活动开始得较早，在五点半或六点吃晚饭，*晚夜里十一点回家，为的是赶上返回住处的*后一班公交车。

这些业余生活无助于遇到心仪的男友，所以张梅的一位同事就决定大胆地尝试一下网上交友约会。她照了一张自拍，让刘海半遮住眼睛，俏皮地撅起了嘴唇，在脸旁伸出两个手指，摆出亚洲女孩拍照的典型的v型手势。她将自拍照上传到网上时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男士。”几天后，她收到了一位年轻绅士的回信。这位男士戴着黑边镜框（好像没有镜片），留着又短又直的头发，脸上带着同样俏皮的微笑。他在回信中写道：“我登录这个网站，是因为平时我身边都是一些已婚女士。”

她对此很感兴趣。随后他们开始在网上聊天。她很快发现， 他是一位专门给儿童拍快照的摄影师，每天都同活泼的婴儿和喜形于色的母亲们打交道。他们两个人继续约会了几次，但是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不久，两个人又回到了整天同已婚异性打交道的日子里。

张梅也尝试过网上约会，但是她对于结果守口如瓶。她只 是说：“我给几个男士发了短信，但是我感兴趣的男士没有一个回信。”事情就这么结束了。

在跟张梅学习的过程中，中文的各种特点使我感受到无穷乐趣。英文avocado在中文中称为“鳄（鱼）梨”（alligator pear）。这只是体现出中文神奇的视觉特点的其中一个实例而已。更可乐的例子是屁眼，翻译成英文就是“the eye of the butt——屁股的眼”（这也是中国人谈论屁股的独特方式）。同样，“骑驴找马”这样的表达方式，也是同当地人进交谈的有趣话题。“骑驴找马”翻成英文就是“riding the donkey while looking for the horse”，当我发现它既可用于形容找男朋友，又可以用来形容找工作时，就更有意思了。mo gu与mu gou 也是我努力要辨清的两个词。mo gu的意思是“蘑菇”（mashroom），mugou 的意思是“母狗”（female dog）。由于发音不准，我多次在餐厅吃饭点菜时点过mu gou。幸运的是，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吃狗肉是违法的。在广东等地狗肉是冬季里的美味佳肴，但在北京出售狗肉的餐厅并不多。每当我要点蘑菇这道菜时，虽然发音不准，服务员*终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接下来还有三个不可能搞错或弄混的小词：wo ai ni（我爱你）。在英文中这三个词的意思“I love you”。这可能是除了“Hello”和“Glad to meet you”以外，中国学生在英语课堂上学的第三句话。在中国，我见到这句话几乎写在了包括笔记本、床单、壁纸和美味早餐在内的所有东西上。在我洗过牙后，我的牙科医生甚至送给了我一个上面写着“I love you”的促销钥匙链。其实送给我一支牙刷反倒更合适。

尽管“I love you”在中国似乎随处可见，但是由于我对中国人的亲密恋爱情况一无所知，所以我或多或少地只能假设中文里的“我爱你”用得更加严肃一些。“不。”张梅解释说，“对于我们来说，‘I love you’有另外一种语言的美，它简洁、通用、含蓄。但是‘我爱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新鲜事物。”

我很好奇，想更多地了解一下。于是我就给30个中国好友发去了电子邮件。大约有25人给我回了信。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或者是科学的调查结果，但我发现结果却比预料的更有启发性。

在我联系的朋友当中，20世纪70年代出生或者更早出生的人没有几个承认曾经说过“我爱你”。有位38岁才结婚的朋友跟我讲了一段往事：有一天下她同丈夫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根据约翰·济慈创作的一篇小说改编，里面的人物运用了很 多表达情感的热情洋溢的话语。

电影散场后，她丈夫说电影中的男主角真心爱着那位女人， 因为他讲出了许多心里话，但实际上他却很少用实际行动给她 带来幸福。“爱情并不是嘴上说一说就行了。”这位好友在回 复我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道，“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要关心他 / 她，尽一切努力让他 / 她感到幸福。”

但是，那些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朋友对此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如何说出、何时说出“我爱你”，这个问题使他们备受折磨。大多数人承认，这句话说出来后不是场面难堪、不可收拾，就是让人笑掉大牙。张梅说，自从中学谈过恋爱以后，她爱自己的那只猫胜过爱任何一位男人。她有一位已婚朋友认为，“我爱你”就是“促成结婚的傻话，婚礼一结束就再也不 说了”。在从没有说过，或者很长时间没有说过“我爱你”的 那些人当中，许多女士尤其表示很想有一天找到说出这句话的 感觉。克里斯蒂把“我爱你”称为“非常私密、难以说出口的话”。然后她又面带微笑，做出各种眨眼表情说，她要找的“灵魂伴侣”（死尸新郎）是不会说话的。 我的好友光（音译）先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出生的中国人，爱穿天鹅绒运动夹克，也喜欢古典文学。有天晚上喝酒时，他一反常态，以一位门外汉的方式悲叹道：“爱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牛肉饼。当你手里拿着它时，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的东西了。但是你如果天天吃它，而且吃了很长时间，那就会毁了你。”说句公道话，在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购买的股票行情正在好转。他以渴望的眼神凝视着他的酒杯说道：“女人和汉堡包，只能让人心碎，还会让人动心脏搭桥手术。”接着他就停顿下来，造成一种戏剧效果，他深知我当时正在欣赏着那个场面。

其他中国绅士对我的询问则守口如瓶，而且很快拿道家思想来理论一番。他们淡化了“我爱你”的情感意义，坚持认为中国的情感表达比较含蓄，更多地通过行动而不是言辞表达出来。我心想他们一定是经常倒垃圾的好男人，可是当我把他们的观点说给一位*近刚刚结婚的中国朋友时，她并不赞同。

那些“90”后的年轻小鬼们是*为激进的一代。他们认为，“我爱你”既没有积极感情色彩，也没有消极感情色彩，只是自然而然说出的一句话——出现在短信中，出现在科学课堂的黑暗角落里，或者出现乘地铁回家的拥挤旅途中。

虽然代沟并不明显，但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每一代人似乎都对“我爱你”这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体验。实际上，贯穿于各代人之间的共同线索就是来自自己父母的影响。在我的20多位朋友当中，没有人曾经听到自己的父母对彼此说过“我爱你”，或者对自己的子女说过“我爱你”。这一发现让我始料未及。我在想，是否应该将其作为张梅对婚姻所做的功利性描述的证据。

虽然张梅似乎对于浪漫情感毫无兴趣，就像我在中国遇到的每一个人一样，但是她对于一个非常浪漫的概念——缘分，表现得却极为推崇。缘分大致上指的是一种情投意合的关系，或者使两个人心心相印的一种亲和力，无论是兄弟情义，还是浪漫关系。从日常角度来看，缘分也是一种巧合。例如，你约定要在晚上同朋友见面吃晚餐，但是却碰巧白天在一家咖啡店里提前碰到了他。你可以说你们很有缘分。两个偶然在火车上坐在一起的乘客，*后谈得很投机，也可以说他们有缘分。他们意外相见，并且就在那个时刻一拍即合，谈兴甚浓，这确实不同寻常，因为在广袤的世界里发生这种事情的概率很小。同样的道理，恋人们也可以说有缘分。命运让他们彼此相遇，他们有时会有一种相识已久的感觉（也许他们前世见过面）。

张梅很在意缘分。谈到找对象，她常说：“看缘分吧。” 我觉得她真的认为缘分“把她耽误了”，或者有一天也会遇到 有缘之人。不过一到春节时，她的这种想法就开始动摇了。

《单身时代》的作者是旅居中国五年的美国记者，她探访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