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生素发展纪事——60年的实践与见证

我与抗生素一世的缘分

1954年，在我17岁将读完高二时，被确诊：浸润性肺结核，进展期。我的二姐和一位堂哥都是在读高中时被同桌传染患了肺结核。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乃至全世界，得了这种“痨病”只有等死。他们喝着求仙拜佛讨来的香灰，被捏着鼻子灌下进口的洋油（汽油）……结果成绩优秀、正值豆蔻年华的他们，都没有熬过半年就离世了。他们去世那年我7岁，我目睹了全过程。小时候我在鞋盒里养过蚕，想象着“进展期”的结核菌就像蚕食桑叶那样迅速地吞噬着整叶的肺，形成网络状的空洞，*后头脑异常清醒地被窒息而死。

我不知惜命，却为不能参加高考、上大学深感遗憾。正是这点愿望驱使我跑到县人民医院问个究竟：“现在有没有救治的药物？”一位大夫认真地告诉我：国外已发明了一种特效药“链霉素”，苏联生产，听说已有进口，非常贵。我想，再贵，也没有命宝贵。我一面恳请医院帮助寻药，一面托人把父母留下的老式家具卖掉，*终买到30支链霉素。当我每天悄悄地跑医院注射完所有针剂后，奇迹出现了，被结核菌浸润的肺由进展期变为静止期。上苍是如此怜爱，让我赶上发明了链霉素的时代，且成为当时极少数能用上的幸运儿。我活了下来，并遵医嘱休学一年后复学读高三。痛定思痛，感恩链霉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用一生研究更多更好的新药，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如愿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

1960年8月的一天，心情和夏日的阳光一样灿烂，我兴奋又忐忑地找到坐落在王府井东单三条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望着眼前这群庄严古朴的宫殿式建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报到后，我被告知分配到新成立不久的抗菌素研究所。我被震住了！全班近百名毕业生，分配到医科院的只有7人，其中分到抗菌素研究所的又只有两人。我，竟是那2%的概率，难道自己与抗生素真有注定的缘分？

随后，一次次地服从工作需要，我由实验室的课题研究者被借调为所长的学术秘书，从事研究所的科研管理；又因所长们兼任全国抗生素专业组、抗生素专业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领导，我也从协助领导工作开始，有机会几十年面向全国抗生素界的单位，了解抗生素的那些人和事。

几十年来，尽管每个人的际遇不同，经历各异，但都在社会的巨大变革和大时代的洪流中不断涤荡自己的灵魂，变“小我”为“大我”，努力为社会、为人民作贡献。我把这一生种种的机缘巧合，都看作是冥冥之中给予我回报抗生素的机会，从1960年到2014年，我为抗生素事业和抗生素人服务了半个多世纪。

岁月悠悠，转眼踏上人生旅途的*后一程。2015年开始，我写了*本习作《蔡家五房》，201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家里人以为我从此可以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日子了。可是，我的心却静不下来，那些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抗生素先贤和前辈们，在战争年代那样艰险的条件下，纷纷回国效力，以中华民族的坚韧和聪慧，在昆明西山脚下、在北京天坛、在上海那座由破旧的汽车装配修理厂改造的车间里，各展所长，有研究解决发酵原料代用品的，有提取分离得到青霉素粉末的，有终于成功获得青霉素钾盐晶体的……正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紧密合作，才研制成功中国的青霉素。那些一代又一代的科技人员，发扬老一辈科学家无私奉献、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即使在动荡的岁月里，仍以拼搏精神和爱国情怀，不为名不为利，奉献着一个又一个抗生素新品种，迎来抗生素研发的黄金时期，使中国抗生素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伟大历程！往事常常从记忆中汩汩流出，夜不能寐。我深切感到应把中国抗生素这60年发展的脉络真实、客观地梳理清楚，回归历史原貌，把实践与感悟撰写出来，让后辈们记住这段难忘的历史，记住那些值得永远怀念的先辈们，更要记住只有无私奉献、多学科团结合作，才能开拓创新，不断研制成功新的、原创性的抗生素和微生物药物。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也是我能为抗生素做的*后一件事情。

有统计说，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使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5年。而我已从17岁延续到如今的80多岁。虽然“盛年不重来”，但自我感觉身体尚可，头脑还清晰，思维也不算迟钝。于是前年秋天开始，埋头于故纸堆，查阅、整理资料，挑选、翻拍照片，寻找、核实先辈们的经历等等，直至去年10月动笔，今年8月脱稿。

感恩、感谢我的领导、朋友与亲人

首先要感谢我的院校领导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王辰院校长和吴沛新党委书记、副院校长，他们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感谢我的良师益友甄永苏院士，当我把写好的初稿发给他请予指正时，他在百忙中很快看完，并多次打电话交谈，给予肯定、鼓励和建议。特别是他为本书写了序言。

在写作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一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那些人和事，真正落笔时必须要有证有据力求真实；二是一直纠结于心的，我所在单位的内容占比过多，又苦于掌握兄弟单位的资料确实较少。我本可以至少去上海、四川、福州等几个主要单位，找老朋友们当面请教，使内容趋于丰富、全面，却又因抗疫难以外出，完全靠微信、电邮、电话隔空联系。

我求助的首位朋友是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原副院长陈代杰教授，希望提供童村、许文思两位老院长的资料和照片。他当天就回复：已联系北京图书馆调取档案。很快二老的资料和几十张照片纷纷传来，我如获至宝。此后又少不了打电话、发微信询问、核实，乃至讨论。他身兼数职，十分忙碌，却无论夜晚还是清晨，不厌其烦，有问必复。我记得江苏微生物研究所在20世纪90年代末研制成功Ⅰ类新抗生素依替米星，一定要写上。又是请代杰帮我联系上了赵敏、范瑾两位发明人，并发来刚刊登于《中国抗生素杂志》的依替米星专辑。代杰教授至诚、热情的帮助，我内心的感动，岂是“谢谢”二字所能表达的？！

从赵敏教授处得知《中国抗生素杂志》的总编黄乐毅教授已经故去，不胜唏嘘。但她随即告知我四川抗生素研究所原副所长唐宁馨教授的电话。我与老唐一联系，他第二天就跑去研究所要到所庆专辑，并连同他自己保存的老照片快递给我。当我完成初稿，问代杰和老唐有无时间看看、帮助修改与补充时，两位教授都表示“愿先睹为快”，而且还写了读后感，老朋友的热情支持令我感动不已。

现任福建微生物研究所的连云阳副所长在老所长程元荣、林善钊的支持下，亦积极提供了有关王嶽前辈以及研究所成果鉴定等资料、照片，并协助我反复核实。令我特别感动的是，林善钊老先生保存有一本《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并快递送我。当我拆开外面的塑料层、纸盒，打开牛皮纸袋时，看到了一本封面已经掉落，首页的代表合照长卷已断成两截，周总理接见外国代表的照片边缘也已腐蚀，都是被叠夹在其中的珍贵刊物，发黄、卷边的书页布满色斑。它，记载了我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抗生素开拓者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尚无抗生素专业杂志的年代里，必定历经了无数人、无数次的翻阅，沉积了60多年的岁月留痕。我视它为极其稀罕的珍藏。

1956至1958年，苏联曾派抗生素专家利维托夫等来我所指导工作，那段历史已很少有人了解。巧合的是当年担任俄语翻译的是原中国医学科学院外事处干部吴钟浩学长，他发给我很详细的资料和保存的照片，非常珍贵，如雪中送炭，填补了这段史实的空白。

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因几经搬迁和改革，变化很大。为核实其抗生素研究室*初的建制情况，我的朋友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原副主任殷文娟，热心地通过微信辗转向她的几位老同事了解情况，*后发给我由张庆荣教授回忆的文字，非常难得。

经常被我打扰的是我的两位年轻朋友王真、陈立慧博士。小陈很早就帮我查找、下载了40多份各种相关资料和文章，我仅仅把它们从邮件附件下载到电脑桌面就忙到半夜，累得晕头转向，可见她花了多少工夫、受了多少累！我不会拼音，靠手写输入，凡是不能复制或大篇的书刊文章，我都是快递给王真，她总是以*快的速度帮我扫描、输入到电脑上。还有我所的邓洪斌博士、信息中心主任姜威博士等，他们都是我不断学习电脑技术的老师，随时可以帮忙的忘年朋友。还要感谢在几十年抗生素专业委员会的社会工作中，与我一起尽责尽力的李眉、鲁杰两位研究所的先后科研处处长。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两位老乡。一位是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研究员、编审、主任杨金荣博士，资深历史学学者；一位是江苏泰州市政协副主席、教育局局长奚爱国，擅长书法的文学博士。他们两位，以及我的同窗好友四川省中药研究所罗泽渊教授，是*早鼓励我继《蔡家五房》之后接着写这本书的人。在我写作过程中，杨教授提了许多宝贵建议，譬如：对书稿中提到的抗生素，增加一些相关内容的介绍；讲一些药学家的有温度的趣事、逸事，以增加趣味性、可读性等等。这些都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也因而对书稿作了一些补充，并将曾经发表的对有关先贤和前辈的回忆文章收录到书稿的*后一章。近日杨教授又写了读后感，从史学的角度对拙作给予点评和提升，实在受之有愧，担当不起。奚爱国博士为拙作题写书名，深感荣幸。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忘年朋友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秘书长朱斐，在书稿出版前给予多方面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尤其在书稿审校过程中亲自参与讨论并帮助阅改。

我的亲友美术老师房国成为本书设计封面，化学工业出版社傅四周老师、社领导和相关编辑，为出版本书付出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谢。

*后，我要感谢我85岁的老伴李电东和女儿李梦涓一家，这些年我依然没有很好地关心家人和家事，谢谢他们的担当、理解与包容，小外孙还常常指点我的电脑操作，令我非常开心。

人生路上，各自奔忙，当我需要帮助时，大家会立刻伸出援手，我为有这样至诚至亲的朋友和家人深感骄傲和幸福。

今年，庚子年，也是我84岁本命年。我为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能平安地宅在书房，心无旁骛地完成书稿，了却我*后一个夙愿，深感欣慰、知足。

限于自身学识与能力的不足，本书内容难免挂一漏万或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蔡年生

2020年9月8日

 《中国抗生素发展纪事——60年的实践与见证》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王辰院长和吴沛新书记作序，以及著名抗肿瘤药物学家甄永苏院士作序，唐宁馨、陈代杰、张文宏等医药领域专家撰写读后感。内容翔实，时间脉络清晰，既全景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巨大成就和进展，也反映了从事抗生素研究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严谨治学、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本书可供医药学领域工作者和科学史工作者阅读参考。

蔡年生，中国医科院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原副所长、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分配至中国医学科学院抗菌素研究所(现医药生物技术研究所) ，初期从事新抗菌素研究，后主要从事科研组织管理，曾任业务副所长、兼任北抗药厂厂长；

1986.5—1987.12美国伊利诺依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1993 - 2000.1. 借调“国家科委生命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管理办公室）任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专家委员会委员；

2000.1 – 2014.12. 肿瘤研究室力达霉素项目组。

1991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2年退休。

自1962年兼任国家科委抗菌素专业组学术秘书，至1981年中国药学会成立抗菌素专业委员会，历任委员、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直至2015年。成为我的一项主要社会工作，负责组织全国抗菌素学术会议、专题论坛等学术活动。此外，担任《中国抗生素杂志》、《临床药物治疗》等编委、《中国新药杂志》常务编委等。

本书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王辰院长和吴沛新书记作序推荐，张文宏等业内专家撰写读后感。系统展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抗生素研发领域的巨大进展，也反映了老一辈研究抗生素的科学家们严谨治学、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

本书可供医药学工作者和科学史工作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