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重奏：清朝统治直隶口外之艺术

本书研究清朝在直隶口外地区的统治方式。清代的直隶口外地区是一个多族群混居地区。这里分布着民人、八旗、内务府包衣、内扎萨克旗蒙古、察哈尔八旗蒙古五个族群。清朝设置了盟旗、内务府皇庄和牧场、太仆寺牧场、礼部牧场、州县、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七个政府进行管理，由此又造就了不同的政治单元。这套“多重政府制”是清朝治理多族群混居地区的惯用手段。

“多重政府制”按照如下规则运行：每个政府有独立的运行规则和权力范围，既分而治事，又相互联系和制约；同时，以被重新创造出的族群为其基本分权原则，划有不同类型的政治单元。政府和族群、各类型政治单元之间，不是简单一元对应，而是多线发散关系。

本书证明，“二元模式”的传统结构不足以说明这里统治的全貌。必须站在处向下俯瞰，将所有关系纳入考量，才能得到全景式的结论。本书也证明，“因俗而治”这个传统术语的内涵，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陈肖寒，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编辑，北京大学中国史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中国近代史，侧重清代以来的政治制度和边疆民族政策。

导论 重返历史现场

本书研究的地区及相关定义

大自然的启示

族群分布与政府设置

第三种路径

章 盟旗和理藩院——东方利维坦

节 我来，我见，我征服

第二节 掌握法律话语权

第三节 盟旗的经济规模

第四节 与盟旗、理藩院相关的巡围和喇嘛

余 论

第二章 内务府在口外——打开潘多拉魔盒

节 风吹草低见牛羊

第二节 发展庄园经济

第三节 口外行宫——重要的“飞地”

第四节 被装满的荷包

余 论

第三章 太仆寺和礼部牧厂——尚未解开的谜

节 太仆寺牧厂

第二节 礼部牧厂

余 论

第四章 州县和直隶总督——锻造“圆形监狱”

节 州县制度的快速扩张

第二节 形成大军区

第三节 直省税收压力的减轻

第四节 “圆形监狱”来了

余 论

第五章 察哈尔和它的长官——从部落走向区划

节 成为内属化平民

第二节 又一个军区

第三节 一路向北

第四节 口北牧政的挑战

第五节 迈向行政区

余 论

第六章 热河都统——后一块拼图

节 两次重要改制

第二节 统辖口外驻军

第三节 张力和向量——钱谷刑名

第四节 木兰围场：一个交会点

余 论

结论与反思 “地方知识”的张力

图表

注释

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有关清代直隶口外地区的知识，被不同的学科以不同的形式表述着。除了历史学，去看看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更是五花八门。每个人都倾向于相信自己处于一个“客观”的环境中，通过双眼观察到各种各样的“事实”。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就是用翔实的资料做出实证的研究。

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实地的考察对于历史研究非常重要。想想清代西北舆地史学家吧，大部分人在经典注疏上下足了功夫，却没有机会踏入所研究的地方半步。很多问题，只有走到那个地方才能想出来；即使去的不是所研究的地区，当样本量足够大时，也会产生联想和类比。为此在近五年中，2018年，我去了朝鲜和马来西亚；2019年，我去了日本、蒙古和韩国；2020年，我去了越南和柬埔寨。即使在疫情期间的2022年，我也完成了在康区的考察。其中的部分考察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和澳门大学的经费资助。眼界越开阔，思维就越不僵化。如同我在书中说过的，这些考察的素材后都融会贯通，变成一个意指体系中所指的能指。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脱胎于2018年6月我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有些地方完全重写了，主要目的一方面是局部地修正过去残缺不全的叙述，一方面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提出一些结论和假设。在修订过程中，我曾收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建议。一种是将书稿规模恢复到2017年3月完成初稿时的规模——大约80万字，详尽地写出所有细节。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对这类建议者，我要说抱歉了——你们过去有多期望，现在大概就会有多失望。我采取的是第二种路径，尽量减少对史料原文的征引，而用更综合、概括的叙述展示对各类读者来说可能都是“有用”和“好懂”的知识与结论。这或许将使本书在一些人的眼中，有些偏离了历史学著作的呈现方式。

这项研究始于2012年夏天，是由茅海建教授“命题”的。2009年底，我刚从北京师范大学保研北京大学，还在上大四，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参加他们的届全国本科生论坛，回京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来电，电话那头说：“我是茅海建，明天下午五点你到近代史所门口来，我们谈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还在东厂胡同。我忐忑不安而又强作自信地和未来的导师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厅就某个问题“辩论”了两个小时——显然谁也没说服谁，不过谢天谢地，他没有因此拒绝再见我；而我的想法是：他竟然没有请我吃顿饭，这真不是一个好的会面！2019年夏天乌兰巴托一别后，受疫情影响，直到今年3月我才有机会面见茅师，曾经约好的孟买之行，实不知还有没有可能实现。然而每次线上开会时，不论天南地北，在视频中见到他那不怒自威的面庞，我又感觉老师似从未离开过身边。师生间的感情，每每就是在这样的谈笑风生中，点滴成聚。

我还要感谢以下两拨人。首先是在此问题上取得或大或小成就的所有先进研究者。研究的推进是逐步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创造，而是一群人不断相互批评和修正，扩充或简化彼此工作的结果。没有他们打下的基础，这项研究将完全是空中楼阁而无从谈起——尽管在本书中有些批评或许显得过分激烈了。其次，每一位档案保管者和资料编纂者都功不可没，他们收藏和整理的文献是本书写作的必要条件，没有他们妥善的保管和严谨的编辑，很可能出现史料解读中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后果。我仍然记得，2021年8月我去中国历史档案馆查阅新开放的档案时，那里的管理员一下就叫出了我的名字，而我上一次在那里看档已经是2018年初的事了。惭愧的是，我却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的两个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都给了我自由宽松的学习和研究环境。前者以教给学生扎实的基础知识著称。而北大的学术风格则充满了理想主义——在我看来甚至近似浪漫主义，它培养锐意进取的、眼界开阔的、不故步自封的学生，并尽可能为有志向的学生提供一切便利条件。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有着自由讨论问题的传统。这种氛围令我感动。

2018年7月，我正式入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我刚到社科文献时，这里的历史学出版还主要以中国近代史的成果闻名，而我对编辑出版行业也一无所知；但事实证明，它对于打破传统历史分期的作品同样欢迎。和北师大、北大一样，社科文献也给予我自由宽松的环境，鼓励顺从个人特长发展，领导和同事耐心地包容我数不尽的缺点和不太高的情商，给予我的远远多过我所回报的。在本职工作之余，还能保持学术的坚守，我虽不很热衷于写作，却从未远离它；虽时感疲倦，却从未松懈。我向来不同意“工作和生活应当分开”的说法，也不赞成不将自己主动选择的职业当作事业，而只是作为一种进身之阶的做法。我认为，选择一种职业，其实就是选择了和这种职业相匹配的生活方式。我在社科文献不仅遇到了良师，也结识了益友，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牺牲和奉献，由此我意识到，始终把团队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我们不断进步的根源。如今我已为社科文献服务近五年，我们双方都努力将自己变成对方重要的一部分，把本书交给社科文献出版，我感到既荣幸又谦卑。

本书后的修订，是在马勒第八交响曲撼天动地的圣咏风格尾声中完成的——这是伟大，也是我喜欢的交响曲之一。但愿本书能同这首曲子一样，不仅讲述了一个故事，也代表着一种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