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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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跃文 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ISBN9787506396684
出版时间2017-09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9元
货号1201594745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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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跃文，作家，湖南省溆浦县人。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湖南省文学艺术奖，以及《小说选刊》《中国作家》《当代》等多家文学刊物奖。2014年，中篇小说《漫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国画》《梅次故事》《亡魂鸟》《朝夕之间》《大清相国》《苍黄》《爱历元年》，中短篇小说集《漫水》《无雪之冬》，杂文随笔集《幽默的代价》等。其作品既有对现实生活的锐利表达，也有对历史长河的人文发现，以及对原乡故土的深情回望，在文坛和读者中享有盛誉。湖南省德艺双馨文艺家，全国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人才。湖南省作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团委员。
目录
漫水
关于文学的零碎话（代后记）
内容摘要
王跃文著的《漫水(精)/精典名家小说文库》描绘了一个田园诗式的乡村乌托邦。美丽聪慧、宽厚仁爱的慧娘娘，和坚韧刚毅、豪放仗义的余公公是邻居，两人一辈子彼此看重，相知相惜却毫无半点觊觎逾矩之心。小说以醇厚优美的乡土语言和鲜活动人的日常细节，描述了余公公和慧娘娘之间不是爱情却高于爱情的深沉情感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一系列乡村人物的人生际遇。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意境，也表现出作者对乡村历史变迁的深刻洞察与审视。
精彩内容
代后记关于文学的零碎话一我是个幸福的人，因为文学的缘故。“文青”二字色彩越来越暧昧，很多时候用作调侃，有时甚至用来骂人。哪怕如此，我依然为自己曾为文青而自豪。时世混乱狂迷，词义褒贬会有颠倒。向上向善向美，终究是人间大道。颠倒了的东西，总会匡扶过来。文青过的人，必是激情飞扬过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老家溆浦县政府工作。尽管天天写着官样文章，心中的文学梦想从没泯灭。当时，县里的文学氛围很浓厚，执牛耳者为舒新宇君，何先培、向继东诸君皆是溆浦文坛的风云人物。我因工作之故更多像是隔岸之人，岸那边的文学火焰常叫我驻足观望。1988年8月8日，我在《湖南日报》发表了散文《书房记事》。不足千字的短文，居然被县里的文友们传诵，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记得那天参加一个小会，开会之前会议室电视机开着，听费翔正在唱着《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一位领导嘴里啧啧不停，大摇其头：太黄了，太黄了！舆论是怎么管的，这样的歌也让唱！我实在听不出这歌黄在哪里，便装作没有听见领导的话，目光从电视上移开，正好望见坐在旁边的向继东君。继东君悄悄抿嘴而笑，我也偷偷笑了。这时，继东说：读了你的《书房小记》，真好！我含糊着谦虚几句，因为这实在不是谈文学的地方。我过去同继东君不太熟，似乎那是我同他次面对面说话。他当时在编史志，我早闻其名并暗自敬佩。自从发了这篇小散文，文友们也把我当作家了。那年县里有个征文，新宇君鼓动我投稿。我遵嘱写了一篇散文，叫《往兮杨柳正依依》。评奖时，文化局有位领导说我的文章格调低沉。新宇君据理力争，非要评我一等奖不可。但终究争不过领导，我那篇文章后来评了个二等奖或三等奖。没多久，这篇小文又在《湖南日报》发表了。新宇君拿着报纸跑到文化局去：你看看，你看看，你质疑人家文章格调，人家的文章在省里党报发表了！新宇后来把这故事讲给我听，我淡淡一笑，说：何必这么认真呢？新宇君就是这么个烈性子的人。他走路快，说话快，吃饭也快。他是写革命先烈成名的，我想起他总联想到那代革命先驱的形象：急步奔走在大街上，登高振臂便应者云集。确实，当年新宇君周围便聚集着很多男女文青。1990年，我创作了短篇小说《无头无尾的故事》。我从未向文学杂志投过稿件，手头也没有任何文学杂志的地址。我把小说送给新宇君看。当天下午，新宇君风风火火跑到我的办公室，进门就说：“太好了，写得太好了！”他说话声音很大，估计整个办公楼的人都听得见。“我吃中饭时看的，本想先看几页，睡午觉起来再看。哪晓得我一看就放不下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帮你投到《湖南文学》去！”新宇君那神情，似乎比我还要高兴。从那天起，新宇君只要碰到文学朋友，就要讲我的这篇小说如何的好。后来，小说被《湖南文学》的黄斌先生发现，很快就发表了。这是我的小说处女作。新宇君待文学朋友都是这么热心的。他四处说去，市文联谭士珍老师也知道我了。那几年，谭老师只要来溆浦，必要把我叫去。谭老师早年以长篇小说《朝阳花》闻名，可谓我的青春偶像。谭老师也是激情澎湃的人，只要遇见文学新人必定兴奋不已。如今想来，那个年代是值得怀念的。九十年代初，省作协借省委党校场地办了个作家读书班。非常荣幸，我同何先培君一起去了。我同先培君同住两周，白天一起听课，晚饭后一起散步，休息时一起外出拜友。我在那些日子创作了短篇小说《望发老汉的家事》和《花花》，均发表在《湖南文学》上。当时每天晚饭后散步，我便同先培君说我正在创作的小说。先培君颇有兄长风范，很有耐心听我的絮絮叨叨，叫我肃然起敬。他于新闻和文学均有建树，我向来以师辈视之。我后来先调怀化，再到长沙，我俩的音讯渐渐稀了。他也外出闯了几年，关于他的故事我常听朋友们说起。他从来都是文学赤子，这是最可宝贵的。坊间传说，《国画》里的曾俚，即是向继东。我实言相告，曾俚确有继东君的影子。继东君真诚，正直，颇有我理想中的媒体人精神。我喜欢同他交流，纵论天下大事。仔细想想，我同他的清谈，不必有第三人在场。非为我俩所言不可示人，而是别人听了也许会觉得我俩天真，或者傻气。我调往长沙时，继东君已先我到长沙了。当时，继东君已早过了可以随意调动的年龄，可省政协居然就把他从基层调到了长沙。可见，人怀德才总有得遇之时。我刚到长沙，说是漂泊丝毫不夸张。没有房子，身无长物。有天，我的钱包被小偷扒了，眼看着就要饿肚子。我跑到继东那里，问他借了四百块钱。我做人有个原则，即不向人借钱。我把这作为家训，叮嘱给我的儿子。可是，我那回实在是到了绝路，开口问继东君借了钱。继东君是我此生唯一借过钱的人，也是我唯一可以违背自己原则而求助的人。君子戚戚，大抵如此。世礼君是我高中同学，我俩的文学交流更多。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作品，他也正悄悄地做着文学梦。我写过几个小说的开头，都是写了一千多字就放下了。腹稿却都在心里，我常在散步的时候同他谈我正创作的小说。那些小说，都没有继续写下去，草稿也早不知道哪里去了。后来，世礼发表了好些中短篇小说，都非常的棒。世礼君很老实，做人做事循规蹈矩。尽管“老实”二字的色彩也有些暧昧了，但我敬重世礼这样的老实人。世风日益的不堪，实在是因聪明的人太多了。我同溆浦文坛诸君的文学渊源，皆始于三十年前的文青时代。今天，我仍愿意说自己还是个文学青年。二我老家的村子叫漫水，坐落在溆水河谷的冲积平原上。家乡人说的平原，并不是地理书上的平原。没有那么大。溆水在漫水村子的东边，它是沅水支流。沅水入贯洞庭，洞庭汇入长江。过去溆水的水量大，帆船和木排直达洞庭和长江。一个人从溆水下河，上岸可能就是长沙、武汉或上海。上世纪30年代，村里有个读书人叫王禹夫，便是坐溆水河的帆船去了武汉，考上那里的黄埔军校分校。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一位犯了错误的干部下放到我村改造，有个村妇愤怒地指着这位干部斥骂：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她想骂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她因为没有文化讲不清这几字。一个连人家罪名都讲不清楚的妇人，内心莫名其妙地充满着自己都不明了的愤怒和仇恨。我奶奶也没有文化，她听广播里面唱歌：无产阶级，嗨！就是好！奶奶望着广播骂：好个屁，打来打去，整死那么多人！村里人听见了，哄然大笑。没有假正经反驳的，更没有告密领赏的。只有人开玩笑，说：你讲反动话啊，把你綯起来！我奶奶把双手往后一背，说：你綯啊，你綯啊！我奶奶说：土改时，第二天就要分田分地了，我欠王禹夫家三升米，我夜里摸黑跑去还了。这件事村里很多人知道，多年后经常被说起，五十年代只讲她胆子太小，六七十年代就讲她阶级觉悟不高了。我奶奶只说：欠的就是欠的，借账是要还的。村里祠堂原先立有一碑，其上刻云：国家之强弱，关乎国民识字之多寡。是故，有识之士莫不以广兴学校，普及教育为目前救国之急务。稽其所入学者类为有产之家，贫困优秀之子弟每苦于求学无门。禹夫怵然忧之！窃以为，教育贵在普及。扰攘列强挟其物质文明优胜之势，侮我人民，侵我土地，国难严峻，有加无已。救亡图存之唯一方法，惟有灌入儿童脑筋俾适于现代新国民之修养，则义务教育之加强则为禹夫等应尽之责。庚午年冬，筹立族校，适悠然由省归来，主张尤力。坤益、祥年、约文、在华、来如、智臣、雨亭、汝南、祥述、修炳、身职、自前、祥皆、修台、祥典、云祥、身宣、祥礼，言欣然捐输。阅三月，而基金、校址均妥善，并呈教育局核准备案。次年二月，漫水王氏初级小学开学。比之私塾时读者仅十数人，何啻天壤！禹夫并拟加筹资金，永久附设民众夜校，使乡中年长失学者均能入学光大。乡中多一读书识字之人，即社会多一安分守己之人，亦国家多一健全良好之国民，岂止儿童哉！这块碑立于民国二十五年，即1936年。此碑后来沦为水渠砌石四十多载，前几年才被取出来重新立在村小学。碑文中的“禹夫”，就是那个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读书人，他家是当时村里最有钱的人家。我记事的时候，没听王禹夫说过话。他走路总低着头，好像炸雷响起他也无有知觉。他有多大本事，也没听人说过。有一回，听爸爸在家里悄悄说：漫水，毛笔字写得最好的是王禹夫。那时候，村里壁板上、土墙上，都贴满了标语口号，毛笔字歪七扭八的。王禹夫个子高，鼻子也高。那时候个子高和鼻子高都非好事，叫人想起和美国佬。王禹夫走在村子里，顽皮的少年碰见了，有时会围着他叫喊：！杜鲁门！是时候的坏人，杜鲁门早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就是坏人了。谁也记不得王禹夫在祠堂的戏台上跪过多少回，愤怒的社员逼他交出变天账，说出金砖埋在哪里。好几回，王禹夫领着干部和社员回他老屋挖金砖。斗争会都是晚上开的，他被迫说出埋金砖的地点，人们就打着灯笼跟着他走。他自己先挖，社员们嫌他挖慢了就抢过他的锄头。他家那座远近闻名的风火墙大窨子屋，早分给了十几户贫下中农，大队会议室和仓库也在那老屋里。王禹夫说出的藏宝地若分给了哪家贫下中农，那家主人脸上的颜色就说不出的奇怪。看热闹的人幸灾乐祸，高声笑道：哪个喊你早不挖地三尺，省得控出金子归公家！可是，禹夫的老窨子屋里从来就没有挖出金砖。我从未见过金砖，只想象砖头大的金子，该值多少钱啊！奶奶告诉我说：哪里有砖头大的金子？寸长寸宽寸高的金子，就喊作金砖！俗话说寸金寸斤，寸长的金砖足有一斤！王禹夫每次在斗争会上都不能不认罪，不能不交代埋金砖的地点，劳而无功的寻宝把戏不断地重复着。有一天，王禹夫终于忍受不住了，一根棕绳把自己送到了阎王老儿殿下。自杀放在基督教里是有罪的，放在革命理论下也是有罪的。王禹夫自绝于人民，其罪滔天不赦。隐约记得那是初夏或是晚秋，王禹夫的尸体被挂在祠堂前面的乌桕树上继续批斗。鞭尸是国粹，斗尸是国粹之光大。我后来看县里的文史资料，得知早年一位地下党县委书记，就是王禹夫的堂侄，名唤王楚伟。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不久，溆浦发生“敬日事变”，地下党县委书记及党的骨干全部被杀。没过多久，正在长沙求学的王楚伟回到溆浦，又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临近1949年的时候，王楚伟拉起一支地下武装，他同战友们时常在王禹夫的大窨子屋开会。王楚伟后来沦为黔首若干年，也经常跪在祠堂戏台上挨批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王楚伟才获昭雪，却亦是在贫病中终老。时序更替，如今村里人说起王禹夫，都称他是大孝子大善人。老人们说，王禹夫从大口岸给老娘带回一个铜烘笼，只要放手指大一坨炭火，热得一日一夜！又说，王禹夫从大口岸给老爹带回一双油鞋，水里泥里都踩得。漫水如今已是个富裕村子，乡亲们说起王禹夫，总会感叹说：过去的地主哪能过我们这么好的日子? 村里人虽然叫王禹夫大善人，却并不知道他到底做过什么好事。一个家业殷实的乡绅，一个满怀救国大志的读书人，在乡人的记忆里连背影都模糊不清了。村部里挂有王禹夫的相片，他的名字前面书有三字：大善人。可相片并不是王禹夫真身，而是拿他大儿子相片顶替的。王禹夫没有留下相片，老人们说他大儿子同他很“挂相”。那相片上顶替的王禹夫穿着化纤面料的小翻领T恤衫，同七十年代上吊死去的人相去云泥。村干部说：衣服不像，请人再P一下。后来，拆王禹夫的老窨子屋时，从墙砖斗里翻出很多孔方钱，民工们一哄而抢了。有人告诉王禹夫的儿孙：你们要些回来啊，那是你们祖上留下的。他的儿孙们说：我们不要了，谁要谁拿去吧。后来，有人修房子挖地基，从老窨子屋的屋场挖出一大罐光洋，亦是民工们一抢而光。王禹夫的儿孙也说：我们不要了，谁要谁拿去吧。我自小就生活在这个叫漫水的村子，熟悉这里的人，及风俗、风情、风物。那个叫人家“鸡窝鸡窝分子”的妇人，一直被邻里们当做笑话讲了几十年；我奶奶讲了当时看来非常反动的话，也没有人真把她綯起来批斗。乡村自有乡村的伦理尺度，也自有乡村的是非标准。我少年时代离开故乡，同泥土越来越遥远，求学，工作，成家，为人夫，为人父。二十五六岁才开始写小说，写的都是同故乡无关的事。早想过要写写故乡，但提起笔来却相当隔膜。很长一段时间，我很不明白：那么熟悉的乡村，为什么让我如此陌生？大约中年以后，似乎是突然之间，对故乡的思念常常逼得我胸口发慌，便开始写些与乡村有关的小说。我发现自己写乡村小说，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语言、节奏、色调、情绪，都是自己过去的写作没有过的。我并不刻意为之，乡村生活决定了文字的面目。我虽然为自己的乡村叙事沉醉，却并不明白我之所以沉醉的缘由。直到写了中篇小说《漫水》，我似乎渐渐明了自己写作兴趣变化的根源：熟稔的乡村，也许正在教我重新认识生活。《漫水》里的余公公可谓乡贤表率，他虽不是旧时那种读书明理的乡绅，但这方土地淳厚的民风如雨露滋润五谷，把他养育得坚韧刚毅，心灵手巧，乐善好施，豪放仗义。慧娘娘贤良，聪慧，宽厚，慈爱，亦是那方水土上随处可见的寻常女人。过去六七十年的中国，是非颠倒好几来回，人情冷暖若干春秋，余公公和慧娘娘们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做人做事的方式。他们判断世道人事，不凭不断变化的莫名其妙的口号，只凭最原始、最朴实和最实在的是非标准。外来的各种暴力或许会暂时把乡村的人们压服，但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正直善良的禀赋不会永久地失去。家乡充满灵性的山水风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质朴纯真的人情人性，重义轻利的乡村伦理，都成为我刻意追求的审美意境。我在《漫水》里有意淡化情节的因果连贯，尽量以一种从容、平淡的方式还原乡村生活的本真状态，以淡墨写人物，追求细节的丰满逼真和意境的简约空灵。余公公和慧娘娘这两个人物，我尽量把他们写得温厚、朴拙而有深蕴，我用心中最柔软的那支笔来写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意，那种情意有乡村中聪明人之间的惺惺相惜，有男人和女人间相互怜惜的亲情，那是两个都懂得美、追求美的人之间的默契。他们是乡村文明的传承者和守护者，他们身上体现了我的乡村理想和审美追求。当然，我写《漫水》，不可能完全把它写成理想中的乌托邦，社会历史的暴力性锲入给乡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带来的或显或隐的改变，乡村残存的诗意文明的凋敝和式微，也成为《漫水》这一小说里的另一种声音，而且越到小说后段，这种隐隐的忧患和恐惧的声音越来越明显，最终不可挽回地成了一首悲歌，只是这首悲歌哀而不伤，没有纵横的泪水，只有含泪的悲凉。乡村讲究辈分，辈分小的年纪再大也是晚辈。乡村伦理维系着古老的传统，以及这种传统下最美好的事物，也抵御着，或缓冲着各种外来的暴力，让乡村在过去几十年的苦难里疼痛有所减少。眼花缭乱的革新、嬗变或动荡，无时无刻不在动摇和侵蚀着传统的乡村文明，而传统的乡村文明却又无声无息地疗救着乡下人心灵的创伤。如果没有乡村传统文明的抵御和缓冲，过去几十年发生在中国乡村的人性灾难会更加深重。中国乡村有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有些方面却又是停滞的、板结的。乡村传统的宗理被粗暴地改变，扭曲了乡村人物的命运。我也许只能叹息乡村诗意的溃散，目送它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如今回到故乡去，看到乡亲们都住着新盖的房子，乡亲们仍依家谱辈分起着名字，然而我知道他们中间再也没有余公公和慧娘娘。三我二十二岁参加工作，开始见识各类官员。当时，有位极可爱的退了休的南下干部，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这位老干部姓任，北方人，一字不识，很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自己父母的名字，也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地方的人。只知道自己是北方人。我们单位领导经常说，任老党性最强，要我们向他学习。每到发工资那天，任老就选几张最新的票子，跑到组织委员那里去交党费。任老最痛恨年轻小伙子的头发长得像女人，他每次参加组织生活会都要为这事发脾气。有位年轻党员说，头发长短同思想觉悟没关系。头发长，蒋介石是个光头，结果怎样？任老这下可气坏了，一定要求组织上处分那位党员，说要是在，光凭他把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就该枪毙！那位年轻党员马上以牙还牙，说你刚才也把和蒋介石放在一起说了！任老气得差点儿背过气去。任老的思想很有代表性，有那么一些人潜意识里很怀念，很希望像那样可以狠狠整一整那些他们看不怪的人。任老还爱讲一件事，就是他当公社书记时，为了不让倒春寒冻坏秧苗，带领社员群众扯着棉被，把秧田团团围住，一站就是通宵。哪像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半点儿革命斗志！有个年轻人笑着问他，那不是做蠢事吗？这又把任老气坏了。听说任老曾给某中央领导牵过马，谁也没有看过他的履历，无法证实。任老却很愿意别人提起这件事，他不置可否，只是骄傲地微笑。但你千万不能说他当过某位领导的马夫，只能说他当过某领导的勤务员。他听见“马夫”二字就火冒三丈，只说我们干什么工作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有一回我亲眼目睹了任老的一件小事。菜市场里，任老买了菜之后，还要捡走菜摊上的碎菜叶子。菜农不肯，也许是人家自己想留着喂猪。任老同菜农冲突起来。任老穿得像个叫花子，菜农哪里知道他的身份？任老就用一口难懂的北方土话叫骂起来：你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身上有五处伤疤，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没有老子流血牺牲，你还想在这里卖菜？你得给地主当长工、做短工！菜农说，你怎么牺牲了？牺牲了还能在这里做鬼叫？围观群众哄然大笑。任老更加气愤了，说，我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还要笑话！我当初只是觉得任老有些不合时宜，人还是蛮可爱的。可是，恰恰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说明了生活本身的无聊。任老代表某个时代某类官员的形象。荒诞无处不在，已经让我们习以为常。那会儿敢到政府门口示威静坐的群众并不多。有一回，几个群众因为一桩凶杀案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跑到县政府门口喊冤。任老从政府大门口经过，吓唬群众说：你们有问题可以打报告反映，喊什么冤？要是被美蒋特务拍了照，就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了！喊冤群众看看他的穿着，听他讲话牛头不对马嘴，只当他是疯子，根本不理他。任老十分气愤，跑到县领导那里大摇其头：不得了啦，现在老百姓没有半点儿惧怕了！跑到政府门口闹事，吓都吓不走！原来在任老这样的老干部看来，老百姓理所当然是要怕政府的。回想我小时候见过的干部，任老讲的话大有来历。我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群众对干部的基本感觉就是一个字：怕。村党支部书记算是最小的干部了，严格说来还不算国家干部，但老百姓对他们也是害怕的。我们村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成天黑着脸，从不正眼看人。村里群众遇上他，恭敬地叫声“书记”，他总是鼻子里哼一声。他的工作主要是开会，一般不参加劳动。偶尔，他扛着锄头，出现在地头，气氛就紧张起来。我现在还很清楚地记得有一回锄油菜地里的草，社员们边干活边说笑，地里热火朝天。快收工的时候，忽然有人轻声说道：书记来了。地里马上安静下来。书记横扛着锄头来了，慢条斯理地脱下棉衣，取下手表放在棉衣上面。全村只有他有一块手表。太阳一寸寸靠近山头，社员们早就想收工了，可是没人敢吭声。大家都自觉地同书记拉开距离，让他像个孤家寡人，独自在田角里锄草。书记威严地劳动了大约四十分，看看手表，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穿上棉衣走了。生产队长这才喊道：散工了，散工了！社员们如获大赦，扛起锄头回家。上中学时，我们冬天必须经过一片密密的甘蔗地。有调皮的学生会偷甘蔗吃。有一回，有个同学刚掰断一根甘蔗，忽然甘蔗地里闪出一个人。我们都吓坏了，原来是公社书记。那个偷甘蔗的同学魂飞天外，拔脚就跑。公社书记逮住我们几个无辜的学生，要我们供出那个同学的名字。我们谁也不肯说，就像电影里看到的宁死不屈的共产党人。偏偏有个同学顽皮，说：他叫向天问。意思是叫公社书记去问老天爷。公社书记火了，吼道：我就抓你这个向天问！这个同学很机灵，身子一闪，一溜烟跑了。公社书记追“向天问”去了，我们几个同学也得救了。我永远忘不了公社书记那张胖脸，脸上的肉是横着长的。多年后，我一位大学同学正是这位公社书记的女儿，当他以叔叔身份出现在我面前时其实也是非常和蔼的。我家请过一位保姆罗姐，五十岁上下，乡下人。她家里很穷，男人比她大二十多岁，长年虐待她。照罗姐的说法，那男人手里抓着什么就拿什么打她，不管是扁担或是凳子。有一回，她说起了自己的身世。她原先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不育，就被她男人休弃了。这时，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热心地照顾她，说想娶她。她家里穷，没有依靠，就答应了。可是过了几天，她发现这个男人很坏，就反悔了。那男人就威胁说，她已经用掉他二十块钱了，一定要拉她到公社去讲理。罗姐就怕了，只好嫁给他。罗姐说，她一听说公社干部就怕。她说自己还有一个怪毛病，平时只要看见穿黄衣服的和穿制服的人，心里就怦怦地跳。我见过的村支书、公社书记和南下干部，可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各个时期的官员典型。《秋风庭院》写的是九十年代的退休官员。这篇小说于一九九五年发表在《湖南文学》七、八月合刊上，被《小说选刊》选载，并被评为优秀小说。当时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断，鲁迅文学奖尚未设立，《小说选刊》奖也是在全国范围内评选的，评奖质量不低于后来的鲁迅文学奖。当然，它毕竟不是鲁迅文学奖。领奖的时候，有位老作家看见我说：小王，你怎么这么年轻啊？我开玩笑说：我不可以年轻吗？他说：不是啊，我看你写退休老干部的那种心态，捉摸得那么透，以为你至少是一个五十岁以上的老作者。我当时三十三岁。我很尊敬的陈建功先生次见到我就说：跃文，像《秋风庭院》这样的小说只要写上十个，你就是著名作家了。我很认真地回答：那我就努力吧！那是1996年在石家庄开青年作家会，我的记忆很深刻。这篇小说的灵感来自于我同一位退休地委书记的一次目光碰撞。这位书记在位的时候，他从机关大院里走过，背着手，头微微地昂着，目光一片空蒙，眼睛不会注视任何一个人。但所有的人见了他，赶紧喊道书记好。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因为这位书记政声很不错，能力也很强，受人敬重。他退下来以后，仍然住在那个机关大院里。这时，他走在外面总是一种探寻的目光，希望有人跟他打个招呼。我当时刚刚调进那个机关，跟他并不熟。有一次，我在机关食堂门口看见他了，望了他一眼。我面带着微笑。他马上加快脚步，双手伸过来同我握手。我赶紧说：书记您好！当然，他也没问我是谁。我当时就想：这位老人退下来，他的心境是怎样的呢？一次目光的交汇，触发我写了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小说里有个细节我是听地委一位副秘书长说的。过去，那位小说原型的书记长年习惯每天清晨起来，吃过早点就夹着一个包，从小山上的家里抄近路往办公室去。结果，他退下来之后，很长时间不适应不习惯，每天清早还夹个包去办公室。等走到半路，才突然想起来：我已经退休了！又折回来。当然，《秋风庭院》主人公陶凡的塑造并不是描着这位生活中的地委书记去的。但坊间流传，都说陶凡就是这位老地委书记。此言不实。这篇小说写的就是所谓“官场人生”，即官场中人的特殊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陶凡是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想在官场独善其身。可他一旦从权力位置上退下，才蓦然发现自己早已失去了独善其身的能力和条件。这不仅仅是因为外在条件的缺乏，更由于漫长的官场生涯已不知不觉间将他作为正常人的很多元素慢慢侵蚀和淘空了。一旦他作为“官”的身份不复存在，他已是一具“空心人”了。即使有一方故土可以让陶凡游子回乡，他也不可能有那种归隐后的宁静和满足。中国当代许多官员退下来后都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中国封建时代许多官员致仕之后，却能够安然归隐林泉，重新拾回被官宦生涯中断的田园生涯呢？我想这是社会形态变化使然吧。当代中国优选的特征是活生生扯断了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传统的血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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