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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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家华,魏后凯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80794
出版时间2015-10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9元
货号1201175880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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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家华，男，1957年6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常务理事、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曾任UNDP北京代表处不错项目官员、能源与环境顾问、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社会经济评估工作组(荷兰)不错经济学家；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2010年)讲解《关于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思考》。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土地与资源经济学、世界经济、能源与气候政策等。主持了多项靠前合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支撑“973计划”项目、院重大及国家部委和地方省市委托研究项目，撰写和主编学术专著多部，在《科学》、《自然》、《牛津经济政策评论》等靠前刊物和《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靠前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译)著300余篇(章、部)。主要著作：《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3》、《房地产蓝皮书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7》、《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2》、《中国城市发展30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等。
魏后凯，男，1963年12月出生，湖南省衡南县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87年9月参加工作，党员，博士研究生，研究员。曾任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业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等职务，2006年10月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2008年9月任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9月任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2015年5月拟提升为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候任理事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靠前区域研究协会中国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资源经济与规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民政部、国家民委、北京市、山西省等决策咨询委员，十余所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近年来主持完成了70余项国家重大（重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重点）以及各部委和地方委托研究项目，公开出版独著、合著学术专著10余部，主编学术专著20余部，著有《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国区域政策：评价与展望》《中国产业集聚与集群发展战略》《中西部工业与城市发展》《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300余篇，主持或参与完成的科研成果获20余项国家和省部级奖项。
目录
城乡一体 转型发展（代序）
Ⅰ 总报告
1 创新驱动中国城市全面转型——“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展望
Ⅱ 综合篇
2 2014年中国城市健康发展评价
3 中国城镇化发展状况与演进趋势
Ⅲ 经济篇
4 新常态下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分析与预测
5 信息时代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与特征
6 “自贸区”战略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与启示
Ⅳ 社会篇
7 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建设
8 养老保险制度的中国化：制度设计与改革思路4
9 中国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Ⅴ 生态环境篇
10 城市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问题与建议
11 低碳试点省市工作评估与对策建议
Ⅵ 建设管理篇
12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面临问题及对策
13 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体系建设
14 中国特大城市治理：“十二五”回顾与“十三五”发展思路
15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国际经验与中国推进建设的关键问题
Ⅶ 案例篇
16 嘉峪关市创新社会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17 杭州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的探索
18 三亚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19 推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浅谈北京市创新孵化平台建设
20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广州同德围解困之路
Ⅷ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1～2015年）
21 “十二五”中国城市发展大事记（2011～2015年）
Abstract
Contents
内容摘要
本书通过总报告、综合篇、经济篇、社会篇、生态环境篇、建设管理篇、案例篇、大事记等篇章，评价分析了中国287个城市的健康发展状况，分专题深入研究了中国城镇化、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城市管理、城市治理和城市建设等问题，总结了嘉峪关、杭州、三亚、北京、广州等城市在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方面的很好经验，梳理了“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重要事件。
精彩内容
城乡一体转型发展（代序） 潘家华 2015年似乎是一个标志性的转型转折年。在国际层面，以脱贫发展为导向的“千年目标（2001～2015）”告一段落，以转型为标志的《让世界转型：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2016～2030）》，2015年正式启动。中国的“十二五（2011～2015）”规划2015年收官，“十三五（2016～2020）”规划于2015年谋划到位。“十二五”业已启动的全面转型，“十三五”将向纵深展开。 巧合的是，“千年目标”执行期间，全球城市化水平从2000年的46.7%提升到2013年的53.0%；中国“十二五”期间，城镇化率从2010年的49.2%提高到2014年的54.8%。中国与世界几乎同步进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形态。涉及全球气候安全的国际谈判，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到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签署，迈出了遏制全球变暖的决定性一步；中国粗放型经济发展导致“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态势，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扭转了方向。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城市发展目标，明确提出城市、社区和农村协同发展，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城乡一体发展是核心内容。 联合国2015年制定的“让世界转型”议程提出5P愿景，即人本（people）、环境(planet)、繁荣(prosperity)、和谐（peace）和合作（partnership），与中国2012年“十八大”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以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五化并举”，似乎也有神似之处。而且，中国的转型，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手段和测度标准。这不是巧合：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的转型，似乎领先世界一步，实现着全面的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整体转型。 中国的城市发展，在“十二五”期间，已然进入转型进程。城市经济的增长，从工业化投资型外延拉动转向品质型创新和消费驱动，从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10%上下的高速转向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城市的社会，从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的“二元”割裂转向市民化公共服务共享与均等化；城市环境，从控制增量遏制恶化速率转向削减总量整体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发展投资导向的硬件设施转向民生导向的社会服务设施；城市居民的消费，也从强调物欲满足转向注重精神文化品质。显然，这些转型在“十三五”期间还将继续而且加速。但是，同世界转型进程一样，我国在区域差距、城乡分化和贫富鸿沟等方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全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目标年是203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年是2020年，也就是说，要在“十三五”期间实现。显然，中国的转型发展，必然也必须快于世界进程。 “十二五”时期，中国城市病凸显，主要表现在一些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雾霾挥之不去而且愈演愈烈，水资源或严重短缺或严重污染，城市交通严重拥堵停车无位。因而，转型的重点是城市均衡发展。这就要求，，公共优质社会服务资源或国家主导的战略性优质经济资源，需要由东部向中西部、一二线城市向三四线城市、特大和大城市向中小城市疏解。京津冀一体化，只是在包括京津在内的河北省域内的疏解。实际上，京津功能疏解，需要超出河北；而且，各省省会城市一城独大困境的改善，也需要复制这一疏解模式。从某种角度上，1960～1970年代的“三线建设”和高校疏解，对于优质社会公共资源和国家战略资源的均衡配置，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第二，一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空间格局，需要多中心布局。北京的大兴、顺义、通州、昌平，距中心城区50公里左右，人口少则百万，多则200万，如果北京不是单中心摊大饼，而是各自形成分中心，中心城区的拥堵也就自然而然地缓解了。第三，如果说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是一种文化观念转型的话，那么，城市单元如学校、机关、单位画地为牢的封闭大院，要破除围墙而形成开放通畅的棋盘格局，则更需要一种开放共享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 城乡一体发展，已经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成为转型发展的重点。城乡一体，以城带乡，以工补农，需要有机制保障。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格局，是体制机制强化的结果。为发展工业和城市，实施工农产品剪刀差政策，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获取资金。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流向城市，通过高考、征兵，把农村优秀人才吸收到城市，形成保障城市和工业发展的人才机制。改革开放以后，以无偿、低价形式征收农村土地，增值数以百倍乃至万倍转化为商业和工业地产。这就意味着，城乡一体，需要体制机制的转型。如何转？由于乡村是弱势，需要“托”“拉”并举的机制。“托”就是托起来，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需要社会托起来：一是医疗教育托起来。16岁以下少年儿童教育、医疗，全部免费，而且可参照西方福利社会发放一定量的儿童福利金，使其有基本的尊严和保障。如果农村弱势群体没有尊严和保障，高高在上的城市居民，实际上也没有尊严和保障，因为，尊严和保障是双向的。二是托起农村的产业，即托底农业。农业现代化不是一个口号，需要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和高效率。只有农业托起来了，农村才能有生命和生机。 城乡一体发展，仅有“托”是不够的，还要“拉”。所谓“拉”，就是要将大城市的优质教育、文化、医疗资源投向乡镇，将乡镇的发展层次和文化品位“拉”上来。封建社会时期达官贵人和社会贤达“衣锦还乡”和“告老还乡”，在某种角度上，也是一种“拉”。当代没有“还乡”机制，但是，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制度环境下，我们可以鼓励士绅回归故里、商贾投资乡间。试想，大城市动则数百万数千万乃至上亿的单元房，如果投向乡村，拉动乡村道路、学校医院的建设，外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八国峰会”的举办地，多不在举办国首都，很多在“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如果、APEC、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在中小城市举办，对当地的拉动效应，要远大于对大城市的拉动。 城乡一体，“托”“拉”并举，乡村会使人们更向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十三五”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农村是关键；到2020年，城市将可能居住高达8.5亿的人口，需要确保发展及改革的红利能够惠及数以亿计的城市边缘人口、老龄人口。占城市人口总数1/3的新市民，多在体制外，从事低端产业，提高其收入水平，使其融入城市社会，也是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城市全面转型升级发展，是中国经济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全球转型、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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