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列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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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灵桂 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6520
出版时间2015-06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158元
货号1201133167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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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灵桂，山东诸城人，法学博士，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优选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出版了《中国伊斯兰教史》《一脉相传阿拉伯人》《一脉相传犹太人》以及阿拉伯文版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等专著，在《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180余篇。主要译著有埃及作家伊哈桑·阿卜杜·古督斯的代表作《黑色的眼镜》和《处女与白发》。
目录
前言弘扬古丝路精神，再创更精彩明天
阿联酋
阿曼
埃及
埃塞俄比亚
澳大利亚
巴林
比利时
德国
东帝汶
法国
菲律宾
荷兰
柬埔寨
卡塔尔
科威特
老挝
黎巴嫩
马达加斯加
马尔代夫
马来西亚
毛里求斯
蒙古国
尼泊尔
瑞士
沙特阿拉伯
斯里兰卡
泰国
文莱
西班牙
新加坡
新西兰
也门
伊拉克
以色列
意大利
印度尼西亚
英国
越南
内容摘要
《海丝列国志》介绍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浆手们借助海图—浆—浆划出来的。古代陆上丝绸之路，是驼夫们凭借地图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今天，我们响应“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更是缺少不了海图和地图，而这种海图和地图的复杂程度要远远复杂于古人。这，需要学术界的同仁们潜心研究，不断推出更多有助于践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学术成果。鉴此，《海丝列国志》收录了“一带一路”沿线38个国家的概况和有关初步评估，素描了它们的基本情况。为有志者和有兴趣于“一带一路”者打开了一扇窗子。
精彩内容
前言 弘扬古丝路精神，再创更精彩明天王灵桂 这本书共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的38个国家。其中，既有世界上最发达、最富裕的国家，又有最欠发达、最贫困的国家；既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又有信奉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国家；既有我周边邻国，又有与我相距万里之遥的国家…… 是什么把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国家串在一起，汇集到一本书中？ 答案就是2015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在海南博鳌论坛年会期间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由主席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的。在博鳌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主席指出：目前已经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并强调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是在一个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思路框架下形成的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秉持的开放合作、和谐包容、市场运作、互利共赢原则，突出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五大合作重点，以及为愿景和行动确定的多边双边合作机制等制度保证，注定“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其基本定位和目标既要反映中国和平崛起的利益诉求，又要符合沿途国家乃至全球发展的需要”。 因此，如果说本书涉及的38个国家，是散落在地球上四大洲的38颗珍珠的话，“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将它们串成珠链的纽带。境况迥异的38个国家，因这条纽带而精彩起来，才汇成了合唱发展交响乐的思想和行动准备。也是因为这条纽带，将这38个国家总计13亿人口、2008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20万亿美元的GDP，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包括26亿人口、2976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30万亿美元GDP的，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和区域合作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飞龙模式”。 正是因此，本书才具有了超越一般学术研究的现实和战略意义。“围绕‘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把国内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中国对世界经济稳定与增长，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脱贫挂起钩来，智库研究才能站在应有的高度上。”因此，本书作为智库研究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成果，应该是开了一个好头，我的同仁们也一定会在这方面不断推出更有力道、更深层次的优秀研究成果。 “一带一路”的命名，起源于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古老历史，既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自身吸纳和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更是世界经济交通、文明交融史上的典范。这个概念和倡议的提出，是中华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或者说是中国政府植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在21世纪向世界敞开的怀抱。 “一带一路”宛如中国向全世界伸出的热情臂膀，向世界发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也得到了国际社会和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颁布当天，新加坡学者就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并不是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的国家，而是考虑这些国家需要什么东西，这也是一个协商的过程”，中美清洁能源论坛首席执行官博锐思也同时指出，“‘一带一路’是开放包容的，在增加经贸的同时，将同时促进文化理解”。 因此，要准确理解“一带一路”，就很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古代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怎么来的，它给世界、给沿线国家、给中国带来了什么，两条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精神是什么。这将十分有助于大家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意义的认识，从较大程度上增强我们拥抱世界的思想自信和战略定力。巧合的是，“一带一路”的汇集点在阿拉伯半岛，而古代两条丝绸之路的交汇处，也是阿拉伯半岛。此外，本书涉及的38个国家中，亚洲有24个（越南、新加坡、泰国、以色列、斯里兰卡、尼泊尔、老挝、柬埔寨、东帝汶、印尼、伊拉克、沙特、也门、文莱、黎巴嫩、卡塔尔、巴林、阿曼、科威特、阿联酋、马尔代夫、马来西亚、菲律宾、蒙古国），欧洲有8个（英国、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法国、瑞士），非洲有4个（埃塞俄比亚、埃及、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大洋洲有2个（新西兰、澳大利亚）。其中阿拉伯国家有10个，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绕不开这些国家。因此，我就按照窥豹的思路，以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交往交流为例，来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两条丝绸之路起源于中阿人民深厚的交流交往 古代的两条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在长达2200多年的历史中，曾经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过世界，对世界文明和经贸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中国和阿拉伯之间，自古就有了来往。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中阿人民的友好交往史，可分陆路和海路两部分，也就是享誉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对此，我国著名的阿拉伯历史学家纳忠先生曾总结说，“阿拉伯人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在中世纪先后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对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正如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所说的：‘它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马克思更把火药、罗盘和印刷术喻为‘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阿人民之间的联系，一般从西汉张骞时起算。但在张骞之前，中阿人民已有了零星交往。我国古籍中曾记载“帝尧陶唐氏二十九年春，僬侥氏来朝，贡没羽”。僬侥氏的具体位置虽已难考证，但《括地志》认为其在大秦南。而没羽，则为没药之别称，是独产于阿拉伯半岛的药材。由此，可大略推测僬侥氏可能位于阿拉伯半岛，或其周边，或与之有某种联系。如此说成立，中阿人民之间的直接或间接来往，则可以追溯到中国五帝时代的尧。张星烺先生曾就此指出，“汉武帝以前，中西非无交通事迹，而顾二千年以来，几于无人不信西域通始自汉之孝武者”。其主要原因有四。一为“受司马迁颠倒错乱之故。迁以腐刑之余，对于汉武帝之措施，无处不表示愤慨。因愤慨而讥讽。因讥讽而颠倒黑白。西域之通，始自黄帝，而迁偏言张骞凿空”。二为“司马迁以前，无伟大史学著作如《史记》者，范围一切，便于稽考”。三为“自来著作家皆仅注意正史（即二十四史等官书），而偏视私家著述”。四为“秦始皇以前，秦国与西域交通必繁，可无疑义。惜汉初执政者，皆丰沛子弟，悉非秦人。秦国之掌故鲜能道者，以致秦国与西域之交通事迹史无详文也。犹之元亡明兴，蒙古人与欧洲交通事迹，汉人完全不知。《明史》谓意大里亚从古不通中国，圣清圣祖康熙初年之《平定罗刹方略》亦谓俄罗斯从古不通中国也”。 姑且抛开这段说不清的历史，有史料记载的历史可以为证。据现有的历史资料，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陆路联系，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39年（西汉建元二年）。当时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亲历当时中国西部的大月氏、大夏、大宛、康居等诸国。在游历过程中，张骞得知了西亚阿拉伯半岛的一些情况。当时，西汉人把阿拉伯称为条枝。《史记》123卷之《大宛列传》中，简要记载了条枝的情况，但注明“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到《后汉书》，对条枝的情况就清楚多了，在88卷《西域传》中说：“条枝国城在山上，周回四十余里，临西海，海水曲环南及东北，三面路绝，唯西北隅通陆道。土地暑湿。”这个描述，对阿拉伯半岛的描述已经比较准确了。公元97年（东汉永元九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包括今埃及、叙利亚等地），曾亲抵条枝，为西海（波斯湾）所阻，望洋兴叹而东返。《通典》在192卷中专设《条枝》一章，对此有专门记载，说“条枝，汉时通焉，去阳关二万二千一百里，在葱岭之西”，“绝远，汉使希至”，“后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条枝。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渡。若遇恶风雨，亦有三岁者。英闻而止”。张骞、甘英到阿拉伯所走的交通线，也就是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总之，无论是“张骞凿空”，还是“英闻而止”，他们的西域之行极大地丰富了汉代国人对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的舆地知识，为开辟这条道路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了中阿早期经济文化交流。 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中阿之间通过海上交往已经成为可能。从中国今天的广州、泉州、宁波、扬州等港口出航，向南航行，穿马六甲海峡，过斯里兰卡和印度半岛南端，最终到达西海（波斯湾）或红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料之路”，又称为海上“丝绸之路”。关于进入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分支，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马斯欧迪在他的名著《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里曾记载道：6世纪，中国的商船经常访问波斯湾，并从波斯湾进入幼发拉底河，在距离古巴比伦废墟约3公里的希拉城附近停泊，与当地的阿拉伯人进行交易。其实，据阿拉伯史料记载，早在公元360年，在幼发拉底河附近的巴塔尼亚的定期集市上，就有中国商品，这些商品，有些可能就是中国船只运来的。成书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宋书》中，也提到中国与大秦（指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埃及）、天竺（印度）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进入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分支，主要到达今天也门的亚丁、摩哈两个港口。货物随后沿着阿拉伯半岛西部海岸北上，经过麦加转运到巴勒斯坦、叙利亚、埃及等地。这条道路也就是著名的汉志商道，从公元6世纪开始，被麦加的古莱什部落长期控制。这也就是作为古莱什部落成员的先知穆罕默德，知道和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赫德森在《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一书中，也谈到公元1世纪后，阿拉伯人的船只也许已经航行到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达，推动了造船与航海业的发达。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其著作《蒲寿庚考》中描述道：“自八世纪初至十五世纪末欧人来东洋之前，凡八百年间，执世界通商之牛耳者，厥为阿拉伯人。其最盛之时，则在八世纪后半期阿拔斯王朝奠都缚达以后。阿拉伯人由海上与中国通商，彼时盖经营不遗余力之秋也。”这些情况说明，海上“丝绸之路”是双向的。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其对中阿人民的影响也必定是双向的。 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形成了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往来的重要通道，也造就了古代东西交通的两大主动脉。唐朝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曾担任宰相的地理学家贾耽曾记载过大唐通大食、波斯的两条通道：“安西入西域道”、“广州通海夷道”，就是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均成为日后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主干道。当时，通过两大交通主动脉，阿拉伯人还在中国和西方国家的经贸活动中，发挥了活跃的中介作用，他们“把中国丝绸及其他商品，转运至安条克，在安息和罗马之间，起着中间商的作用”，“他们在组织中国丝绸的运输、保护商队的安全、为商队提供服务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以致使罗马和印度的贸易，一度从红海和埃及转移到了波斯湾和叙利亚”。从这个意义上讲，古阿拉伯人是中国和欧洲早期经贸活动的推动者和中介者。 二 在两条丝绸之路上，中阿人民为世界 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长期的交往中，中阿人民相互学习，使各自的文化都得到了充实和发展。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和医药学等对中国产生过很大影响。中国的绘画艺术、医药学和制瓷技术，也对阿拉伯产生过影响。在中阿人民的交往中，中国的两件事对阿拉伯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指南针传入阿拉伯，极大地促进了阿拉伯人的航海事业。二是阿拉伯人从中国学会了造纸技术，改变了过去使用笨重的纸草纸和羊皮纸的状况，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流传，尤其对“百年翻译运动”产生了积极推进作用，使大规模的书籍印刷和传播成为现实。而这个交往的成果，更是对形成今日欧洲的文化局面的文艺复兴运动，起到了直接的决定作用。 纳忠教授曾经对此进行过精辟的概括和总结。他指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乃由三种文化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固有的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当阿拉伯文化离开本土向四方传播，又与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从而形成具有各地区、各民族特点的伊斯兰文化。向西方传播后，便照亮了欧洲黑暗的天空，对西方科学文化事业的复苏和繁荣起了先导和促进的作用，欧洲人从伊斯兰文化中重新接触和认识了古希腊文化，从而重建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在2009年11月6日至8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曾专门强调：“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没有人把阿拉伯文化的精髓介绍到西方，文艺复兴怎么能兴起？更不用说启蒙运动和现今的西方社会了。总的来说，中世纪的西方社会大大得益于伊斯兰文明。” 应该说，在我国历史上，是阿拉伯人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把西方文化介绍到了中国。同时，阿拉伯人将从中国学会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重大发明传入了欧洲，丰富了欧洲人民的生活，加速了欧洲经济文化的发展，“他们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传统研究基金会主席赛义德·侯赛因·纳赛尔（SEYYED HOSSEIN NASR）在2009年11月6日至8日举行的第六届北京论坛上，专门就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对话阐述了很精彩的论断。他说：“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一同影响了这个世界近一半的人口，伊斯兰和儒家文明的对话不仅要探讨伊斯兰世界和儒家世界之间的关系，还要探讨伊斯兰和儒家文明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基于多种原因，有必要完整记述伊斯兰同中国从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学等很多层面的历史交流，其中一个不容小觑的原因是双方的交流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精彩的一页。而且，双方交往的长久历史对今天两种文明间建立和谐关系发挥了基础性作用，而建立和谐的基础不仅是现实考虑。”许嘉璐先生在其《深研元典振兴道家》中专门强调：“中国三大宗教的相融共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包容大度的表现。正是因为三教自古相融共存，更增加了中华民族对异质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的包容能力，所以此后陆续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也都能在不同程度上中国化，在中国生根、开花”。 （一）深刻影响东西方文明的“百年翻译运动”。在延续2200多年历史的古老丝绸之路上，对东西方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莫过于始自倭马亚王朝的“百年翻译运动”。通过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将希腊的哲学和科学著作都翻译成了阿拉伯语。“欧洲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由阿拉伯人）完成了。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的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那时欧洲最有学问的僧侣教士，还俯伏在古老的教堂里誊写宗教经卷，王公贵族及其子弟，对古希腊哲学还闻所未闻”。 倭马亚王朝的第二任哈里法叶齐德一世（公元680～683年在位）的儿子哈里德，是伊斯兰教历史上，个把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的炼金术、占星术和医学书籍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法赖世德在进攻拜占庭帝国时，专门下令搜集希腊文的书籍，带回来供学者研究和翻译。阿拔斯王朝的哈里法麦蒙时期，曾经专门派智慧馆馆长到君士坦丁堡，向拜占庭皇帝索取希腊语著作，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并鼓励学者们把这些著作翻译成阿拉伯语。为倡导翻译运动，哈里法麦蒙曾用与译稿同等重量的黄金，作为翻译家侯奈因（公元809～873年）的翻译酬金，可见当时统治者对翻译和学术活动的重视与鼓励。经过200年的翻译活动，阿拉伯人将几乎所有的希腊、印度、波斯等文明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了阿拉伯语，其中最有名的，有托勒密的《四部书》《天文大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政治学》《逻辑学》《物理学》《伦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柏拉图的《理想国》，格林的《解剖学》，阿基米德的全部著作等等。美国学者希提曾就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早期的翻译运动评论说，阿拉伯人“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希腊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时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重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在同一本书中，他说：“古代流传下来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流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总之，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个时期，说阿拉伯语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的主要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补增订，承前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讲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立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世纪时期高举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做出慷慨贡献的人们，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 （二）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哲学之光依然闪亮。在哲学领域，由于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阿拉伯人试图将哲学与宗教结合起来，形成了阿拉伯哲学史上著名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派，为促进中世纪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阿拉伯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肯迪（公元801～873年）、法拉比（公元870～950年）、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伊本·鲁士德（公元1126～1198年）。肯迪是伊斯兰哲学的先驱，其主要著作有《论理智》《灵魂的话》等。他的著作后来被翻译成拉丁文，对欧洲的培根等人影响甚大。 法拉比对亚里士多德有精深的研究，并受其影响撰写了《市民政治》一书，次提出了关于模范城市的概念。法拉比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形而上学要旨》《范畴论》《逻辑学入门》《哲学的本质》《文明策》《论政治》《本质论》等。法拉比的哲学著作，被翻译成欧洲各种语言，对欧洲文艺复兴和文化启蒙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伊本·西那自幼学习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法拉比等人的哲学。他一生的著作有279种之多，涉及哲学、心理学、物理学、几何学、天文学、逻辑学、语言学、伦理学和艺术等，其代表作有《治疗论》《逻辑学节要》《论灵魂》《公正论》《论命运》《忧愁的本质》《死亡的哲学》等，“他不仅在中世纪对欧洲有很大影响，还通过唯名论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过积极影响。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人道主义、泛神论以及经验论、感觉论及其他方面的自由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与伊本·西那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伊本·鲁士德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思想，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的主要代表作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注释》《驳哲学家的矛盾》《论柏拉图共和国》《古代科学问题》《哲学问题》《逻辑导言》《灵魂问答》等。他的著作大约在公元13世纪用拉丁文出版，在西欧广泛流传，形成阿威罗伊主义，统治西欧思想长达数百年。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巴杜亚大学将他的著作定为哲学教材，著名诗人但丁在《神曲》第四篇中，赞扬伊本·鲁士德是亚里士多德哲学最伟大的注释家。勒南在《西方的阿拉伯文明》中写道：“把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介绍给我们的是阿拉伯人，这是他们对我们的功绩。他们对基督教的哲学复兴也有恩德。而伊本·鲁士德是亚里士多德思想观点中最伟大的翻译家和注释者。因此，不管在基督教徒中，还是在穆斯林中，他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通过他的注释，读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不能忘记，是他创造了自由思想的观念。”总之，黑暗时代的欧洲人，从伊斯兰哲学中知道了亚里士多德，才开始研究哲学。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欧洲经院哲学有过重大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哲学家们的先进哲学思想，犹如一把火炬，照亮了西欧昏暗的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坎坷道路。” 此外，人文社会科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建立，阿拉伯语成为帝国内各个民族共同使用的语言和国际性的语言，促进了文化的繁荣。阿拉伯文学中脍炙人口的名著《一千零一夜》，以其独有的文学魅力被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中世纪杰出的历史学家麦斯欧迪(公元9世纪末～957年)游历亚非各国，对各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政治、宗教、风俗、文物、典章等都作了深入调查和翔实的记述，他把搜集到的资料汇编成30卷本的伟大著作，叫做《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地著作，其中卷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西各国的历史概要。在阿拉伯帝国的建立过程中，地理学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其成果目前依然是研究远东、中亚、西亚、非洲和俄罗斯草原的重要史料。 （三）自然科学领域成绩斐然。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的过程中，科学曾被诬以恶名，科学家迭遭迫害。当时，新柏拉图派必须离开雅典，数学、医学、炼金术和哲学等研究中心也转移到了阿拉伯帝国，并使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生，开始了科技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由此，阿拉伯人开始全面、系统地学习希腊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力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并创造了一些新学科、新理论。 著名学者有拉齐（公元860～925年）、伊本·西那（公元980～1037年）、花拉子密（公元780～850年）和白塔尼（公元858～928年）。拉齐是阿拉伯医学的泰斗，他20卷本的《医学集成》包括外科、解剖、药物、饮食疗法及卫生学等学科。他的《天花与麻疹》是这方面最早的著作。拉齐的著作对西方的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据李约瑟博士引用有关阿拉伯古籍中的记载：拉齐在巴格达遇到过一位中国学者，此人在巴格达住过一年左右，两人成了朋友。该人回中国前，特意请拉齐将有关医学知识传授给他。“中国医学在北宋初期对天花和麻疹一类疾病的认识有了重要转折，其中很可能就部分受到阿拉伯医学的启迪。” 伊本·西那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最负盛名的穆斯林医生。他的名著《医典》是公元12～17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 花拉子密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制订的《花拉子密天文表》，代替了希腊和印度的各种天文表，成为东西方各种天文表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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