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前言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有一个场景困扰着自己。这是一个未来的、反乌托邦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知识精英独自享用了现代科学的成果。可是,他们或明目张胆,或心照不宣,认为其他普罗大众没有能力吸收和消化这些成果。相反,留给普罗大众的都是出现在我们科学史之前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简单、叙述平缓,并不涉及多少概念调整,人人都懂。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未来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场景。其中,社会经济层面的无产者被消灭殆尽,而取代他们的将是知识层面的无产者。 这种趋势,其实早已存在于现代化的科学社会中了。现代科学正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转变,它正在翻新许多基本概念,诸如意识、灵魂、自我、自由意志、责任、自我控制、意志薄弱,以及其他—尽管我们的朴素心理学依然远离进化心理学的洞见,也远离神经生理学的发现,对它们一无所知,也不受它们影响。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普通读者介绍这些概念性的重新定位。这是生物科学和人文科学施加于我们自身的必然结果。 科学家一直犹豫着,没有把这些概念性的重新定位强加在外行人身上,特别是面对带有破坏性影响的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深刻见解,他们噤若寒蝉。若干年前,丹尼尔·丹尼特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他的《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抯 Dangerous Idea)一书中这样做了。果不其然,很多人群起而攻之。据说,公众想要一种更温和的取向。这种取向更乐观,更鼓舞人心,也能保留更多的传统观念,让它们完好无损、不受冲击。其实,存在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更乐观的看法,这种看法跟达尔文主义一致,它也能维持下去,但它不会让老概念纹丝不动、坚如磐石。本书就采用了这种办法。它接受认知科学和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洞见,让它们完成对我们朴素概念的转换过程,然后看还有什么能留下来。我有一种乐观的看法,这种尝试将会导致一种相对开放的自我概念。本书的主题是,在认知心理学、决策论和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中,存在着能帮助我们跟达尔文主义的生命观和解的寓意,而这些寓意通常不怎么被人关注,也没有得到深入探讨。 普遍达尔文主义有一个令人震惊、叫人不安的洞见:人类是两种复制子(基因和模因)的寄主,而它们不关心人类的利益,仅仅扮演着复制管道的角色。理查德·道金斯总结了20世纪生物学的深刻见解,让我们在惊惶不安中意识到:作为人类的我们自己,事实上不过是基因的生存机器。现代进化科学让我们正确了解生物学,不过,这个学科带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寓意。比如,人类被视作巨大的复制子殖民地,这些为数众多的复制子拥挤在笨重的载体中。本质上,人类就是一架复杂的机器,为基因殖民者服务。 同样,我们也是模因(文化的信息单位)的寄主;这是一种破坏人类自主的亚个人实体。跟基因一样,模因也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私的复制子。总之,基因包含构造身体的指令,这个身体可携带基因,帮助它们传播自己。总之,模因被用来建立某种文化,这种文化则帮助模因传播自己。模因研究引发的最根本洞见就是,一种观念,即使不是真的,即使不能以任何方式帮助持有这种观念的人,也能传播开来。 就在二十多年前,道金斯大声疾呼,要人类发动叛乱,反对自私的复制子。这很有必要,因为人类作为一种连贯的有机体,也许拥有跟任何一种复制子都对立的利益。在本书中,我使用“机器人叛乱”这种说法,谈的是进化洞见和认知变革组成的一个包裹。如果我们想超越复制子有限的利益,想界定我们自己的自主目标,这个包裹就是必需的。我们很可能就是机器人,一种为了复制子繁殖而设计出来的载体。不过,我们是一种特殊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发现,自己拥有的利益可能独立于复制子的利益。我们是专享能做到这一点的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是科幻小说中那些失控的机器人,他们把自身创造者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下。 当人们开始使用他们自己大脑机能的知识,使用不同大脑机制(它们组织自身行为以实现自身目的)所服务目标的知识,机器人叛乱就有可能实现。对于一个很好的文化项目来说,这个机会是存在的。这个项目将会在人类跟复制子发生利益冲突时,把前者的利益置于后者之上。然而,这个认知变革方案需要一个前提,即我们必须知道如何解决人类决策中的目标冲突,而当代的认知科学和决策论将会在这一点上扮演关键角色。这个方案的第一步,就是要我们认识到,人类大脑有很多不同部分,分别用以实现复制子跟载体的不同目标。 我们的自主性受基因威胁。这是因为,基因在我们大脑中建立了一套自发式系统(the autonomous set of systems),这套系统受到基因的有力控制。然而,基因同时也在我们大脑中建立了一套分析式控制系统(analytic control system),这套系统或多或少地指向工具理性,用以实现人类自身的目标。理性原则告诉我们,当自发式系统没有优选限度地服务于我们最关心实体(我们的个人欲望)的利益时,就该启动分析式系统,以便实现我们的人生目标。本书的一大主题是,理性以及它在机构中的化身,为我们提供手段,给我们创造条件,让人类的目标而不是基因的目标实现优选化。而这,就是机器人叛乱的开端。 鉴于许多理性工具都是文化发明而不是生物模块,因此,它们在技术社会的用途很容易就遭到进化心理学家的忽视和贬低。我现在提议的这个很好的文化项目,考虑的是如何优选限度促进人类的利益,而不管它们是否跟基因的利益一致。要是忽略了优选化遗传适应度(genetic fitness)跟优选化人们欲望满足之间的差别,我们就失去了专享的解放力量。 然而,另一套自我洞察使得情形变得格外错综复杂。人类最近才刚刚获得这套见解,即存在着另一种不同于基因的复制子,模因。个人确定很多目标,以作为界定工具理性的载体很优化的成功标准。可这些目标不应该被视为既定前提,理所当然,否则,我们将再一次傻乎乎地把自己置于复制子的魔爪之下。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人们为什么必须追求广义理性就变得昭然若揭了。广义理性要求我们对进入工具性计算的信念和欲望持有批判态度。否则,模因设定的目标就可能跟基因安装的目标是一丘之貉。来自认知和决策科学的自我评估的理性原则,为我们提供了把寄生虫模因连根拔起的工具—这些模因可能隐藏在我们的目标层级中,服务于它们自身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它们寄生于其中的寄主的目标。有人拥有评价性的模因丛,比如科学、逻辑和决策论。他们因而有这样一种能力,能创造出一种人类自我反思的独特类型。 面对两种盲目的复制子,它们自我复制的目标跟人类利益毫不相干这种情形,一个人怎样才能找到自主性、意义和价值?通过前几章中讨论的人类认知结构的某些特征,我认为,找到意义是有可能的。在最后一章中,我探讨了寻找意义过程中的两个死胡同,它们被我称为大分子和神秘果汁。很多世纪以来,人们相信,人类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特殊性,想以此找到生活的特殊意义。普遍达尔文主义毫不留情地嘲弄了这种信念。正如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我们一路走来,本质上还是大分子。其次,人们接受了一种朴素的心智理论,它是笛卡尔式的。这个理论包含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它的运作基本上是一个神秘过程,无人得知。可是,现代认知科学发现了行动控制的纯粹机械模型,从而给这种信念投下了阴影:我们的头脑中并没有一个普罗米修斯式控制器。 我认为,事实上,人类的独特性来自他们心智的架构特征。这种特征就是高阶表征的倾向。人类,跟其他所有动物都不一样,他们能尝试批判自身的一阶欲望(first-order desire)。这样,跟哲学家哈里·法兰克福笔下的玩偶(wanton)相比,人类就成了一种不错存在。要知道,玩偶只会像机器人一样追求他们的一阶欲望。其中,很多都是基因预设的目标,而在人类中,另一些可能就是模因病毒。面对一阶偏好,我们做出二阶评估,这就是所谓的强评估。这么做,我们其实是在问自己是否偏爱对某一种结果的偏好。 人类的价值观常常表现为,对我们的一阶偏好进行批判。于是,实现我们一阶偏好跟高阶偏好一致性的努力—哲学家罗伯特·诺齐克称之为实现理性整合的努力—就成了人类认知的一个独特属性。这种属性能更明确地把人跟动物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它要胜过其他心理特征,包括意识。意识跟强评估能力不同,它更可能是以连续等级的方式,分布于动物界不同复杂性的大脑中。 在我看来,我们想要归功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价值,需要被分配给这些大脑的评估活动,而不是分配给伴随它们而来的内部体验。接受达尔文主义,开始构造基于人类真正独特性的自我概念,我将在本书中勾勒这样做的意义:通过理性的自我决定,跟地球上其他生命体相比,人类将以一种独特方式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掌控。 致谢这本书辗转多地方才完成。除了我所在机构多伦多大学之外,还包括圣艾夫斯、康沃尔郡、奥本、苏格兰以及旧金山。我要感谢安妮·卡宁汉,因为无论是在旧金山还是在伯克利大学,她都为我安排了住处。我还要感谢理查德·韦斯特,因为有很多个夜晚,我们都在多伦多家中的阳台上畅谈甚欢。理查德是一个重要的共鸣板,他在很多年里都在回应我的这些想法。对这个项目从一无所有到结出硕果而言,保拉·斯坦诺维奇给了我最需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对这项任务的承诺,对它的信心,以及对它的热情。要不是有她对我信念的支持,这个任务是完不成的。保拉和理查德就是我私人的月光社(Lunar Society)。 这本书的早期版本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批评,它们来自苏珊·布莱克摩尔,乔纳森·埃文斯,丹尼尔·卡尼曼,艾伦·林奇,戴维·欧沃,院长基斯·西蒙顿,金·斯特瑞尼,以及理查德·韦斯特。来自芝加哥的读者,金·斯特瑞尼和戴维·欧沃都给了我极为重要的珍贵意见。无论是确定这本书的风格,还是用自己的话评价它,我的读者都很慷慨。本书的主张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实证研究,而是依赖于认知科学中的广泛主题,我毫不愧疚地就把它们熔为一炉。这些评价者对本书的参与,恰到好处,最能帮助我。 我的编辑是多伦多出版社的戴维·布伦特,他拥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看出我想要在这本书中说什么。他富有洞察力地看出了主要议题,同时在具体观点上也持续改进和润色。理查德·艾伦的稿件编辑做得极为周到,裨益良多。伊丽莎白·布兰奇·戴森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学识方面的债务涉及本书正文中出现的很多学者,在参考文献列表中,我把这笔债务记录在案。不过,特别重要的灵感要归功于这些学者工作的启发,他们是:丹尼尔·丹尼特,罗伯特·诺齐克,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乔纳森·埃文斯,以及戴维·欧沃。 写这本书时,我所在院系的领导基斯·欧特利和珍妮特·阿斯廷顿提供了一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融洽氛围。玛丽·,我们部门的业务人员,以非凡的奉献精神,悉心满足我的技术和后勤需要。这本书的写作,因为我的一项任命而大受鼓舞—我被任命为多伦多大学的加拿大应用认知科学主席。对于本书讨论的若干问题,我做了相关的实证研究,这要归功于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的持续支持。 罗宾·麦克弗森和乔治斯·波特沃若斯基为我做了重要的图书馆工作,帮我追查参考文献。罗宾是一位了不起的多面手,他做了一系列学术工作,完成了很多学业任务,这些都对本书有帮助。当我被其他事情缠住脱不开身时,卡洛琳·何在我实验室里进行了有效的领导。玛丽莲·柯陶和安妮·卡宁汉始终给予我个人和学术支持。 本书的第4、5、6章涉及的观点在之前的出版物上发表过,相关的参考文献如下:“The fundamental computational biases of human cognition:Heuristics that(sometimes)impair reasoning and decision making,” in The 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ed. J. E. Davidson and R. J. Sternber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Evolutionary versus instrumental goals:How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misconceives human rationality”(with R. F. West),in Evolut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inking:The Debate,ed. D. Over(Hove,England:Psychology Press,2003);and“Rationality,intelligence,and levels of analysis in cognitive science:Is dysrationalia possible?” in Why Smart People Can Be So Stupid,ed. R. J. Sternberg,124-58(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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