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安处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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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羡林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094874
出版时间2015-06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39.8元
货号1201105532
上书时间2024-06-1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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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有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季羡林全集》（30卷）等。
目录
1946年5月1日——1946年5月13日香港
1946年5月19日——1946年6月2日上海
1946年6月3日——1946年8月29日南京
1946年8月30日——1946年9月20日上海
1946年9月21日——1947年7月15日北平
1947年7月16日——1947年9月1日济南
1947年9月2日——1947年10月5日北平
内容摘要
本书是季羡林自德国回到祖国、受聘为北大教授并在北大组建东语系这一时期生活、工作、社会交往的原始材料。先生生前发表的一些怀念性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与事，比如与陈寅恪、胡适、汤用彤、梁实秋、邓广铭、臧克家、李长之等人的交往，在这本日记中都可得到印证。虽然只是短短一年多时间的日记，但从中可以看出季羡林的很多方面，比如个性率真、节俭、勤学苦读、尊师重道、待人真诚、作息规律，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一个真实、鲜活、朴厚的季羡林。
精彩内容
编者的话
1945年深秋，因二战炮火阻隔羁旅德国十年之久的季羡林，终于有机会离开收获学术也历经轰炸炼狱与饥饿折磨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1946年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西贡到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南京。在南京接到北大的聘书，但因学校放假且战乱交通中断，只得在南京度过漫长的暑假，之后又折回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经唐山、天津终到北京。离开故国十一年，到了北京已是“落叶满长安”的深秋时节。
经清华读书时的教授陈寅恪先生的引荐，1946年35岁的季羡林入北大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执教任副教授，随即转为正教授兼系主任，主持东语系工作。
多年海外漂泊和历经几个月的各地辗转之后，季羡林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在北大东语系的轨迹基本是：每天六点起床，到图书馆研究室看书、写作，到系办公室去看看，出去吃饭，再回去看书，有时到街上逛逛旧书摊，再回来看书、写作……开始了一个学者的平静生活。1947年7月，暑假的季羡林终于有机会回到济南家乡跟叔父妻儿团聚并探访亲朋好友；9月初，暑假结束，季羡林又返回北京，继续大学教授的书斋生活。
本书内容包括的就是这一段时期季羡林先生的日记，我们按先生辗转各地的时间和旅程，将全书内容分为：香港、上海、南京、北平、济南等。蒙季承先生（本书中的“延宗”）信任，授权我们使用先生珍贵的手稿；又在本书出清样之后，帮助我们审读校勘。同样需要致以诚挚谢意的还有季羡林靠前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散文家协会会长卞毓方先生，卞先生抽出宝贵的时间帮我们审读文稿并作序。二位先生所付出的心血，使本书内容优选上做到了准确和严谨。
季羡林先生为人朴厚、学问精深，说过很多既世故又天真的名言妙语，比如“不完满才是人生”、“时间面前，人人平等”，比如“要说真话，不讲假话。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先生生前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日记即是先生内心的真实显露。本书的一大特点就是“真”。比如日记1946年9月29日写道：
……去看梁实秋先生，走进大门，一看门上糊了白纸，心里一惊，一打听，原来他父亲死了，我于是也没有进去。就到市场去，看了几个旧书摊，买了几本书，到润明楼吃过午饭，就步行回来……
日记1946年11月23日写道：
六点出来到市场润明楼吃晚饭，到东来顺去，任继愈请客，我不高兴吃，所以先吃了。看他们吃完，一同回来。
一个内心坦率、天真的青年学者形象跃然纸上。 “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日记中随处可见先生勤学苦读、生活简朴、待人真诚的事例。比如1947年印度汉学家师觉月（Bagchi）来华到北大做访问学者期间，时任校长胡适将照管这位印度学者的事宜全权委托给季羡林，这一段时期日记经常可见作者帮Bagchi借书、印讲义、陪同演讲、游故宫北海天坛等照管Bagchi日常工作生活的记载。例如日记1947年3月29日写道：
九点到翠花胡同去找Bagchi。同他一同到故宫博物院去……我们一直逛到十二点……到润明楼，我请他吃午饭，结果每个人吃了两份……
先生爱书，可惜时值内战、物价飞涨，教授的每月工资也捉襟见肘，往往是遇到想买的书又买不起，又或者宁可饿着肚子也要多买几本书。比如1946年6月30日写道：
到旧书店里去逛，琳琅满目，只是自己没有钱，我买了一部《天竺字源》，用钱七千元。
1947年10月3日写道：
这是一条有名的旧书店街，我以前还没有来过，我因为钱已经不多了，不想再买书。但一看到书就非买不行，结果又买了两万元的书……四点到图书馆去看报，忽然看到《益世报》上登了一篇访问我的记录，我于是就到市场去买了份《益世报》，不由不到书摊上去看了趟，结果又买了一本。决意十天不上馆子，只啃干烧饼。
书中详细记录的这些日常生活，不仅有利于我们了解一代大师的学术追求、日常交往、为人处世与内心世界，而且可以了解到抗战结束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因此这本日记不仅是研究季羡林先生的宝贵资料，更是珍贵的社会生活史素材。
由于日记写作时间是1946—1947年，我们将手稿中的繁体字全部转化为简体字；另外一些标点符号和汉字的使用与当前所要求的规范有所不同，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在编辑过程中酌情给予了修改：例如增加了书名号、英文句点“.”酌情改为逗号和句号；对于日记手稿中的错别字以“[ ]”进行修改，漏字以“< >”进行添加。然而先生读书甚广、钻研甚深，因时间和编辑能力所限，仍有可能出现纰漏，如有发现还请读者加以指正，以便我们重印时得以修改。
“此心安处是吾乡”是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中的一句，原为抒发作者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作为本书书名，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达作者历经十年海外漂泊、终于回到祖国；又经过香港、上海、南京等城市近半年的辗转，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真正心安的地方是祖国故乡的感受。
“醲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相信读者将会通过本书的阅读，领略到季羡林先生的纯粹、真挚和平淡，在淡然中获得启迪和感动。
编者
2014年11月
代序
卞毓芳
承重庆出版社寄来《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书稿，让我作序。翻阅几遍，惶惑之下，不知从何着手。
忽然想起一则疑团。
据《季羡林自传》，1946年，季羡林从欧洲返回祖国，因陈寅恪推荐，进了北大。他写到：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优选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同一场面，季羡林在《回忆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说：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长。这是我景仰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同一内容，还可举出第三个版本。季羡林在散文《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了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优选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接近超出了我的想望。
你看，一个星期后，季羡林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这事如板上钉钉，确凿无疑。
然而，此番面对重庆出版社送来的打印稿，愕然发现，上述三种说法都与日记有出入。出入在何处？且让日记说话。
1946年1月23日，在瑞士：
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
1946年5月24日，在上海：
虎文回来，带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过望。同时汤用彤先生通知，我已经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可谓双喜。
1946年6月19日，在南京：
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接到北大寄来的临时聘书。
1946年6月25日：
早晨七点起来，洗过脸，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们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1946年9月16日，从上海乘海轮北上。
1946年9月21日，到北平，入住沙滩红楼。
1946年9月22日：
夜里虽然吃了安眠药，但仍没睡好。早晨很早就起来了，洗过脸，到外面澡堂里去洗了一个澡，回来，阴（法鲁）同孙（衍炚）在这里等我。我们一同出去到一个小饭馆里喝了碗豆浆，吃了几个烧饼，阴就领我去看汤锡予先生。我把我的论文拿给他看，谈了半天。临出门的时候，他告诉我，北大向例（其实清华也一样）新回国来的都一律是副教授，所以他以前就这样通知我，但现在他们却破一次例，直截请我作正教授，这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看明白了吧。留学生回国，先当副教授的规定，的确是有的。季羡林在南京接到的临时聘书，应该就是副教授的聘书。但是9月21日到了北平，第二天晋谒汤用彤，立刻就得知被破例聘为正教授。因此，若从6月19日接到临时聘书算起，到9月22日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间隔是三个月零三天，若从9月21日到北平算起，到第二天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则几乎没有间隔，所谓一个礼拜从副教授转为正教授的记录，纯粹是子虚乌有。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会有“一星期转正”之说呢？窃以为，22日，汤用彤院长虽然当面告诉他已被聘为正教授，但不是正式任命，所以在潜意识里，自己还是副教授。
然而——又是然而，既然已经当面告知，那么，关于正教授一事，就不存在“大大地出我意料”，或“绝没有想到”了。这两个词，只能限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写到这里，还得赘一笔。2008年11月18日，季羡林作口述史时讲到这一段，他说：
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这个问题我提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为什么他不介绍我去清华，介绍我到北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当时啊，北大那个门槛很高。我们去见……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校的，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是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绍这个门槛高。一路就讲这个。到了那个，那时候是在城里，在这个啊，不是红楼，那时候是在北大图书馆后面，一个北楼，北楼就是办公的地方。陪我去见汤用彤，一路上就讲这个北大门槛怎么高，那个意思就是给我一个副教授，就已经是天恩高厚了。反正我记得一路上，就讲这个玩意儿。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这个，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这里又凭空冒出个傅斯年，证之以前引三种说法，尤其是他当年、当天的日记，可见纯粹是记忆混乱，把南京的谈话搬到了北平。至于“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云云，也是“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的了。
季先生曾教导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存疑”，我今现趸现卖，也算是对先生的一份作业报告。
可见日记毕竟是有史料价值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2014年11月21日
(本文作者卞毓芳先生为季羡林靠前文化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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