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内容 第2版前言PREFACE本书第1版出版后曾经得到很多使用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的好评。同时我们也发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实践的变化,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有必要根据国家经济政策变化的趋势和方向对教材进行全面修订,以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提出要确立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的要求,同年在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中,以及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本质上就是要用竞争政策来协调和规范其他经济政策,其他经济政策都要建立在竞争政策的基础之上。所有的市场主体、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其市场行为都要受制于竞争政策。也就是说,未来任何经济政策及法律法规的出台或者修订,都必须经过竞争政策机制的审查,不与竞争政策冲突才可以向社会公布和执行。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对于推动我国社会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性。因为只有确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氛围和环境,才能够排除政策差异给市场主体造成的竞争条件非公允,才能给市场主体清晰的信号和稳定的预期,才可以进行以效率为基础的竞争,才可以据此纠正发展的非均衡和结构的重大失衡,从而实现经济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产业经济学必须正确理解和解释竞争政策的含义,分析它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以便学生在毕业后能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政策以及相互关系。来自实践的这一变化背景,从学科发展角度看,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必须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相应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确立起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框架体系和学术地位。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学科改革和创新任务,需要业界同行根据中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丰富实践,从现象中不断发现有特色的问题,运用理论抽象方法总结和归纳发展经验,为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为此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现代产业经济学发展的历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轫于西方国家规范市场竞争的需要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产业经济学,在经过日本产业政策实践的改造、创新和融合后,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被我国引进。在这个长达五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产业分析的视角和研究内容被不断地拓宽,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产业经济学就是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其分析视角是同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市场经济下,同产业内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因此西方产业经济学的长期传统,是以同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为研究的主线,试图运用规范的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法去调整这种利益关系,实现以公平竞争为基础的效率竞争。例如,无论是主流的哈佛学派的反垄断分析范式,还是后来居上的芝加哥学派分析范式,虽然在政策主张方面大相径庭,但是它们在界定市场、判断市场势力或者建立竞争分析模型等方面,都遵循同产业的原则。欧洲产业经济学的发展,在分析视角上始终与美国保持一致性,但是它在同产业原则下,对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传统研究范式做了很大的改进,其表现为欧盟实施竞争政策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反垄断,而是为了通过竞争政策的作用,更好地、更深层次地实现欧洲经济的规模化和一体化目标。例如,欧盟竞争法很重视反价格歧视行为,这是为了更有利于欧洲市场的一体化;再如,欧盟竞争法对收购兼并行为的控制程度,也要比美国宽松得多。这是因为,欧盟竞争法认为这有利于在欧盟共同市场内部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因此,欧盟竞争政策的特点,是利用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在特性,去实现欧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这一点是我们判断欧盟竞争政策的选择与其他经济体不同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二阶段,日本的产业经济学虽然吸收了美国竞争政策的主体内容,却带有浓厚的东方价值取向,强调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是其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特色。在日本,产业政策既用规模经济的价值取向干预产业内竞争,也用挑选输家或赢家的有为政府理念去干预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竞争政策,则长期强调政府管理而不是放任市场调节。这种把政府作为最重要的发展工具的机制,符合日本从封建时代到成为工业化国家这一过程中的社会文化传统(Hirschman and Yui,1981)。其实,很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反垄断政策是“二战”后美国麦克阿瑟占领军当局遗留的产物,相对于战后日本政府积极倡导的以创造非均衡发展优势的产业政策来说,这种竞争政策只发挥了次要的作用。因此,日本产业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既有同产业原则下的产业组织和相应的竞争政策,也有侧重于产业间关系的产业结构和相应的产业政策。第三阶段,中国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日本和美国引进产业经济学并加以逐步吸收、消化和创新。最初主要受日本产业经济学体系和结构的影响,同时受制于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内容不仅包括产业组织,而且包括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还包括产业集群、技术变革和产业布局,甚至包括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经济学,如产品内分工与优选价值链等方面。由于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中国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计划手段,转变为以产业政策对市场的干预方式。由于当时的市场发育不良,结构扭曲问题严重,这些问题又不能指望通过市场完善得到自动纠偏,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作用,因此中国学者编纂的产业经济学相关著述,比较偏重产业政策、需求管理、布局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调控功能。经过30多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创作的各种版本的《产业经济学》,都是上述内容的混合形态:既有同产业原则决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产业组织理论,也有反映产业之间形态和结构关系的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理论;既要利用竞争政策规范市场秩序,也要利用产业政策来推动产业发展;既研究大国经济国内的产业循环和关联问题,也研究全球化条件下的优选价值链问题。这样,中国产业经济学就在一个巨大的框架下,装上了十分庞杂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与其他经济学学科之间存有重叠关系(例如,产业结构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有重叠,产业空间布局理论与经济地理学科有重叠,产业集群、优选价值链理论与靠前贸易理论有重叠),而且有关理论的逻辑主线也不够清晰,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内在的冲突(如竞争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的自调节功能,政府的直接干预,而产业结构政策则要求政府站到经济发展的前台,直接强有力地干预资源分配活动)。有鉴于此,以竞争政策为基础的产业经济学,就要从学科发展的实践演化的角度,提出中国产业经济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方向。产业经济学教科书必须高度重视对竞争政策内容的介绍和阐述,注重东西方竞争政策差异的比较,努力增加来自中国竞争政策实践的案例研究成果,不断吸收西方比较成熟的竞争政策理论。本书第2版为此做了大量的努力。实际效果如何,还需要使用本教材的老师和同学不断提出批评和建议。在第2版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巫强老师做了大量的编辑和修改工作。张月友老师对第2版内容的修改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我对全书的基本思想、框架结构安排负总责任,同时对各章节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润色、添加或删减。全书各章节的初稿作者,都与第1版一致。其中稍有变化的是,第1版中由安同良老师编写的(第7章、第11章),在第2版中,改由吴福象老师修订编写。第1版的第15、16章分别作为第2版的附录A和附录B;第1版的第17、18章作为第2版的第15、16章。特此说明。在这里我要对我的同事们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章集香女士,你们努力工作的态度永远激励着我。刘志彪2019年7月于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第1版前言PREFACE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专门以“产业”活动为研究对象、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新兴应用经济学,它的研究领域是介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的中观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从日本转引进以来,随着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需要,产业经济学在经济管理类学科发展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学习产业经济学除了可以满足分析和研究国家政策的需要外,还可以满足工商企业分析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需求,以实施更为有效的竞争战略。目前教材市场上流行多种版本的西方产业经济学。即使在西方的产业组织理论不断被引进大学课堂的情况下,我仍然一直想做一件吃力不一定讨好,但是一定值得努力的事情,这就是给我们中国的经济管理类大学本科生写一本“适合”的产业经济学教材。这是本书得以出版的基本动机。“适合”的产业经济学教材,在我看来,不一定就是文字浅显的教材,更不是数学公式、理论概念较少的教材。对当今那些基础知识扎实、掌握新知识神速的经济管理类本科生来说,在修完了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高等数学之后,使用现在这本书作为其专业课或专业选修课的教材,都是些小儿科的事情。我所说的“适合”,主要是针对学习效果而言,即能使学生通过本书的学习,较为系统深入地掌握有关分析和指导中国产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理论、方法和政策,而不是仅仅知道一些西方产业经济学的概念。摆在大家面前的这本《产业经济学》,作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学科全体老师共同努力的产物,在写作的出发点、章节体系安排、基本内容分析等一系列问题上,都体现了我们对中国产业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并不成熟的思考。作为本书的主编,我想首先与大家交流一下我对西方产业经济学的认识,以及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对中国产业经济学建设的影响的体会。可能与刚刚学这门课程的同学谈这个问题有点不合适,你可以选择现在不看这个内容,但是建议学完本课程后,抽空回过头来再看下面的论述,可能会有新的深刻认识。西方的产业经济学起源于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反垄断的政策实践。产业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各种学派之争,如有的注重研究市场结构,有的注重研究市场行为,但都是探讨在不接近竞争市场条件下,市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提高市场绩效的各种公共政策。产业经济学在西方一般仅研究特定产业市场的垄断与竞争问题,而不研究或很少涉及产业间的资源配置关系。这不是因为后者在经济发展中地位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学者坚信,在其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下,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解决资源在产业间的有效配置问题。在调节产业间的资源流向上,政府并不比市场和企业家掌握更多的信息,也不比后者更高明,因此,西方学者在对产业经济的研究中,往往忽略对资源在产业间有效配置问题的分析,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市场机制失灵和反垄断及其管制问题的研究上,即主要研究产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配置问题(即主要研究产业组织)以及政府相应的政策问题。他们认为,特定产业内企业间的竞争和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企业自身解决不了的垄断及其外部问题。如果政府和法律不介入,企业间竞争将缺乏市场效率,最终损害社会福利。由上述指导思想编撰出来的产业经济学教材,其实很难适应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经济的实践和政策的需要。例如,在当代经济活动中,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不仅存在着进入(退出)障碍,尤其是劳动力流动及其价格刚性极大地影响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而且产业间活动也存在着严重的外部性,如处于产业链中某个上游环节的研发活动,或者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活动,往往会体现出极大的外部经济性,政府对其支持不足或者投资不力,都会影响下游产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因此,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本身就应该是由产业经济学来研究解决的,它无法像西方现有产业组织理论那样,指望接近通过市场去解决,或者指望只具有总量概念而无产业范畴的宏观经济学(政策)去处理。西方产业经济学不重视产业组织理论之外的产业问题研究,并不意味着在以科技进步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运行中,产业结构、产业联系、产业布局、产业开放等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总量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的缺陷和不足,也在大力实施灵活的产业政策以纠正市场失灵。如在2008年后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尽快走出衰退,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措施援助衰退产业,扶植制造业复兴和回归,支持技术创新活动,制订出口振兴计划,扶植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等。这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并没有忽视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也是注意到了要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问题。有且只有于研究产业组织理论的西方产业经济学,很难适用于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且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存在较大差异的中国这种大国经济。众所周知,中国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由于转型升级过程中市场发育不充分,功能不完善,因此产业结构的非均衡问题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微观和市场层面上基本通过市场机制,即通过企业的产量调整和资产重组得到自动解决,必须更好地发挥政府和其他中间组织在产业之间配置资源的能动作用,即要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和非政府机制在调整产业结构中的作用。这个任务将是长期的。因此,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建设,不仅要重视对产业组织的研究,也要十分重视对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关联关系问题的研究,同时还要重视对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如产业的空间调整和产业转移、深化产业的优选分工、组建跨国公司、反行政性垄断、改组国有企业等。也就是说,中国学生学习中国的产业经济学,就必须熟悉和了解政府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和理论,必须熟悉和了解包括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联系、产业布局、产业开放等具有明显中国特色内容的产业经济学,而不能仅仅知道怎么反垄断和放松管制。此外,中国政府调节经济运行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与工具,现在也越来越具有主动运用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的趋势。中国为了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正在酝酿对产业政策的实施方法进行全面深化改革。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涉及产业政策在实施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在产业政策实施中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如何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两个基本问题可以化为一个统一的命题,就是如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从中国经济运行实践来看,在所有可能阻碍统一市场建立的因素中,只有政府权力和政策运作方式才有可能真正长期、大幅度有力地扭曲、撕裂、分割和市场。建立统一市场的实际障碍之一,在于那种为了扶持或某些特定产业而制定的财税、信贷、外汇乃至土地、人才等一系列扭曲市场机制的政策。这种产业政策到了应该转型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是没有市场竞争,也不是没有市场自由,更不是没有发展竞争,而是缺少“平等竞争”,缺少自由竞争中的公平环境和条件,表现为行政垄断、行政干预、各种利益联盟和国有企业借助于产业政策等手段,严重扭曲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导致了严重的寻租和不公正,以及市场取向的改革严重走样。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存在严重的结构问题以及发展方式粗放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建设统一市场、平等竞争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首先必须调整产业政策的行使方式,推进经济从“发展竞争”,转向“自由竞争”和“平等竞争”。首先要让竞争政策逐步去替代现行传统的产业政策,从产业政策的“重点扶植”向竞争政策的“一视同仁”转型,从部门倾斜的纵向政策向产业链横向协调的政策转移,以及以市场规制政策与其他政策和制度相结合,来促进竞争、鼓励创新,促进我国产业靠前竞争力的提升。为此,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市场取向改革精神的中国产业经济学的建设重任,天然地、历史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学,必须立足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不断地进行归纳和总结,将其抽象为理论并用于指导实践。我们不可能接近照搬西方的教材,也不能等到经济体制定型后再去写这本教材,而应该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地修订完善这本教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记录这场规模宏大并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全面深化的改革历程。本书的写作大纲和内容是我与安同良教授多次研究后确定的。作为用于本科高年级产业经济学一学期课程的教材,教师在选择具体教学内容时可以根据需要和学生的具体专业,灵活进行取舍。本书具体章节初稿的撰写者主要有郑江淮(第1章)、李晓春(第2章)、李晓蓉(第3章)、程令国(第4章)、卜茂亮(第5章)、王宇(第6章、第9章)、安同良(第7章、第11章)、巫强(第8章、第10章反垄断部分)、郑东雅(第10章管制部分、第14章)、吴福象(第13章、第15章)、江静(第12章)、魏守华(第16章、第17章)、张晔(第18章)。在本书的初稿完成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对各章节的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润色、修改,有些甚至做了大幅度的添加或者删减。吴福象老师替我做了一些编辑和修改工作。在这里对我的同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要感谢的是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章集香女士,她认真、细致、负责的工作态度,是本书得以顺利出版的保证。当然,书中可能存在的错误,则应该由我负责。刘志彪2015年1月于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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