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乾盛世到惊天巨变——清

序一

上海的郭志坤先生是我的多年老友。在十几年前世纪之交的时候，我同郭先生曾经有过一次非常愉快的合作，就是依照他的提议，共同编写了一本通俗讲述中国古代历史的图书，题为《中国古史寻证》，列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名家与名编 —世纪初的对话 ”丛书出版。当时没有料到，这本书印行后博得相当不错的反响，使郭先生和我都觉得所作的一番努力是值得的。

以这件事为契机，郭志坤先生同我有不少次机会谈起历史学的通俗化问题。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组织编写一套系统讲说中国历史，将学术界的丰硕成果推广于大众的图书。郭先生精心拟出规划，并很快约请到多位学养深厚的作者，形成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投入了撰写的工作，其成果便是现在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从夏商周三代写起，一直到*末的王朝清朝为止，全套共十二册。这套丛书的编写，贯穿了两条原则：就书的性质和对象来说，是“面向大众 ”；就书的体裁与风格而言，是“通俗化”。我认为郭志坤先生的这两条提得好，也提得及时。

先说“面向大众 ”。我近些年在不同场合屡次说过，历史虽不能

吃，也不能穿，似乎与国计民生渺不相关，实际却是社会大众的一种

不可缺少的精神需求。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什么职业，处于何种身份，都会自然而然地对历史产生一定的兴趣，这或许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使然吧。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但要认识现在，也必须回顾过去，这就涉及了历史。我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的问题，这也离不开历史。人们不能只想到自己，还总会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这就更应该了解历史。社会大众需要历史，历史学者自当“面向大众”。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学前辈钱穆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国史大纲》，“当相信任何一国之国民，

所撰讲义一开头便标举：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历史学者的工作任务，不应只限于自身观察历史、探索历史，更有责任把所认识、所了解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告诉广大的社会大众，使大家对历史有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了解。

特别是在今天，当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之际，尤其有必要推动历史学“面向大众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先人创造了辉煌而且源远流长的文化，对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过丰富卓越的贡献。我们有义务把这样的史实告诉社会大众，提升大家建设祖国、走向世界的凝聚力和自信心，从而为今后人类的发展进步做出更多更新的贡献，这应当成为历史学者的襟怀和抱负。

再谈“通俗化 ”。“面向大众 ”与“通俗化 ”是结合在一起的，要想真正做到“面向大众 ”，历史著作就必须在语言和结构上力求“通俗化”。

说起“通俗化 ”，我联想到我国“二十四史 ”之首《史记》的作者

司马迁。司马迁是学究天人的大学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典范，然而他撰著历史，引经据典，还是在通俗上下了很大功夫。比如他论述唐虞以来古史，自然离不开《尚书》，而他本人曾受学于《尚书》博士孔安国，亲得古文《尚书》之学的传授，然而他在引用《尚书》时，对于古奥费解的字词，都采用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这应该说是在“通俗化”方面的重要创意。另外，司马迁还尽力将史事的叙述情节化，使之活现于读者眼前，无愧于历史家的大手笔。这都是后人需要学习的。

必须说明，“通俗化 ”并不意味着降低历史学著作的学术水准。相反的，编写“通俗化”的历史作品，实际是对作者设立更高的要求，绝不是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一句，即使是*学术界专业阅读的论著，其实也应当（而且也能够）写得简明流畅一些。不少著名的前辈学者，例如胡适、郭沫若、冯友兰等先生，他们的著作不都是这样的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是“面向大众 ”的，并且在“通俗化 ”方向上作了很大的努力。郭志坤先生还说过：“通俗，通俗，只有通，然后能俗。 ”这也很有道理。这十二册书是一个整体，作者们在上下五千年的一个“通”字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对于内容的构架和文字作风也下了一番苦功夫，相信这套书的读者都会体认到他们的用心。

李学勤 

2014年 8月 17日

 · 

序二

我和李学勤先生在讨论历史学的通俗普及问题的时候，很自然

回忆起吴晗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吴晗以史学界权威和北京

市副市长的身份，向学界提出：“要求各方面的学者、专家也来写一点

通俗文章、通俗读物，把知识普及给民众。”吴晗不仅撰文提倡，向史

学界游说，还亲自主编影响很大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段回忆让

我们萌发了组织编纂“细讲中国历史丛书”的打算。

当我向李先生提交了编纂方案后，他认为，这对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励人是极有意义的事，很值得编纂。随后，我们又把多年酝酿的编纂构想作了大致的概括：突破“阶级斗争为纲 ”和“残酷战争 ”描写的局限，注重于阶层、民族以及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交融和交流的记述；突破“唯帝王将相 ”和“否帝王将相 ”两个*的局限，注重于客观反映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以及“厚生 ”“民本”思想的弘扬；突破长期分裂历史的局限，注重阐述统一始终是主流，分裂无论有多严重，*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突破中原文化中心论的局限，注重全面介绍中华文化形成的多元性和影响力；突破历朝官方（修史）文献的局限，注重正、野史兼用，神话传说等口述历史与文物

文献并行；突破单一文字表述的局限，注重图文并茂，以考古文物图

表佐证历史。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 ”的编纂重在创新、面向大众和通俗化。李先生认为这一美好的愿望和构想，要付诸实施并非容易的事。他特别强调要组织专业队伍来撰写，并提出“让历史走向民众是史家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令我欣喜的是，精心撰写这部“丛书 ”的作者本身就是教师。他们中有的是学殖精深、卓有建树的史学名家，有的是常年立足于三尺讲台的传道、授业、解惑者，有的还是以“滔滔以言”享誉学界的优秀教育工作者，其中多为年轻的历史学博士。由这样一个教师团队来担当编写中国历史读物的重任，当得起，也信得过。

我们把编纂的原则性方案统一后，在同作者商议时遇上了某些疑虑：一是认为这类图书没有多大市场，二是认为通俗作品是小儿科，进不了学术专著之殿堂。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后，我们取得了共识，一致认为，昨天的历史是创造明天的向导，从中可以汲取*好的营养，好的历史通俗读物是很有市场的，因为青年读者中普遍存在一种历史饥饿感。本套“丛书 ”的作者深感，编写中国历史通俗读物，历史工作者*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旅外学者得悉我们在编纂这套“丛书 ”，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也很及时。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历史学博士张德文参加撰写并专门来信期待我们早日推出这套丛书。信中说：“在知识大众化、数字化的年代，历史学者不应游离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外。个人电脑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大大促进了微知识的渴求。在此背景下，历史学者的通俗表述为微知识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积淀和范本。 ”行文虽然不长，但一语中的，说清了普及历史知识的重要性。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邹逸麟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教授等读了“丛书”的文稿后还专门撰文评说，认为这既是一套通俗的、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又是一套严谨而富于科学精神的史著，对于广大读者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奋斗精神，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很有作用。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正是应国家、社会之需要的图书。通过这套丛书，可以学习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奋斗精神，学习和借鉴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丰富经验。作者多是历史学博士、教授、副教授，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准。我认为这套书是很有特色的通俗化的学术著作。

——邹逸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

“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一套有特色的普及版中国历史著作，深入浅出，结构合理、图文并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加以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评说，对某些神话传说加以评论，附录内容除了通俗普及作用外，还大大增强了学术性和权威性。

——王家范（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这套“细讲中国历史丛书”是非常好的，应该说切中了时代社会发展的脉搏。我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因此，特别需要重视从悠久的历史中汲取经验，在这方面这套书可以提供很好的帮助。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序一李学勤 / 001

序二郭志坤 / 001

导语 / 001

01顺治开国

山海关外 / 001

李自成进京 / 006

王朝更替 / 009

顺治十八年 / 013

02康熙大帝

康熙继位 / 026

三藩之乱 / 028

收复台湾 / 031

开明治世 / 033

03盛世景象的“另一面”

庄廷鑨与戴名世 / 039

奏销和哭庙 / 046

社会控制 / 053

李煦奏折 / 058

民生的艰辛 / 065

04雍正朝的政治

雍正即位之谜 / 076

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 081

年羹尧被杀 / 089

田文镜的发迹 / 096

李卫与鄂尔泰 / 099

05雍正的思想与信仰

汪景祺与查嗣庭的悲剧 / 104

吕留良案 / 107

齐周华和谢济世 / 112

雍正的文化信仰 / 115

06乾隆盛世

乾隆鼎盛局面的形成 / 121

文化之狱 / 133

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 / 139

政以贿成 / 149 

07 和珅及其时代

和珅的荣耀之路 / 163

抄家清单 / 169

马戛尔尼使华 / 179

天朝自大 / 187

08鸦片战争

鸦片之祸 / 192 

林则徐禁烟 / 195

火烧圆明园 / 200

09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的故事 / 204

东进江南 / 215

天国的陨落 / 224

咸丰帝之死 / 234

同治并未中兴 / 238

10傀儡皇帝

垂帘听政 / 246

中日战争 / 253

议行新政 / 259

庚子西狩 / 266

夕阳下的瀛台 / 277

11*后的帝王

宣统皇帝 / 287

宫廷生活 / 290

帝国的终结 / 294

附录

附录一清大事记 / 301

附录二清朝世系表 / 305

附录三主要参考书目 / 306

结束语 / 310 

通俗而雅，也是这套丛书的一大特色。雅者，正也。通俗不是低俗，亦不是庸俗，它是建立在科学和学术的基础上而展开的。把应该让读者知道的历史现象和历史观念用*浅显明白的方式告诉读者，这就是我们所需要并强调的通俗。本套丛书的学者们在撰写时一是力求在语言上的通俗，二是着力于情节中的通俗，继承和发展了太史公司马迁那种“以训诂代经文”的传统，把诘屈聱牙的古文经典用活了。所以说，深入浅出的通俗化工作更是一种学术活动。

为了增加生动性、可读性，作者尽量选择对某些有意义的人和事加以细讲，如对某些重大的出土文物的介绍评说，对悬而未解的疑问加以释惑，对后人误传误解的问题予以纠正，对某些典故加以分析，对某些神话传说进行诠释。在图表上尽量做到随文佐证。在每册图书之后增加附录，旨在增强学术性和通俗性：附录“大事记”，旨在对本段重大历史事件有个大致了解；附录“帝王世系表 ”，意在对本朝创业、守业和虚位之王的传承有所知晓；附录“历史地图 ”，在于对本段历史地理形势方位有个立体印象；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目的在于提供进一步学习本段历史的索引。

意愿和努力是如此，*终的结果如何？诚望读者鉴定。

郭志坤 

2014年 8月 19日

导语

清人的前身是女真族人。女真人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分裂涣散，派系林立，互相杀掠。后来，女真族中出了一个叫努尔哈赤的领袖。他统一了女真各部，被尊为“英明汗 ”，相当于汉民族所说的“英明领袖 ”。他宣布建国，国号为“后金”，年号为“天命”。此时，后金人与汉人之间既有斗争，又相互融合，把自己的崛起称为天命所归，就是一种汉化的观念。

在疆场征战十年后，鞍马劳顿的努尔哈赤去世了。接任的是皇八子皇太极，改元为天聪。之后是所谓的“五入长城 ”，屡次击败明王朝的军队。他在登上皇位十年的时候，即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 1636）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

这里可以讲一点有趣的掌故。

先说这年号。所谓年号，就是帝王纪元所立的名号，始于汉武帝建元元年。立年号的目的，或为纪念某一重大事件，或为表达某种意愿和向往。明、清两帝的名号之争，也真是挺有意思的。皇太极与明崇祯差不多是同时接任各自的政权的。明皇起了个年号叫“崇祯 ”，皇太极不甘示弱，排着名起年号，叫做“崇德”。什么意思啊？这是在损明朝的皇帝啊！你“崇祯”皇帝不是崇尚的是祯祥吗，你无非以为自己的皇位是“天赐祯祥 ”。我皇太极可不这样想，我皇太极崇尚的是“德”，有德才有祥瑞，才有皇位，因此叫“崇德”，“崇德”比你那个“崇祯 ”行，更时尚，也更文化。这么看来，在思想观念上，公允地说，皇太极的确是高出了一筹，当然也胜出了一筹。

再说那国号，也很有意思。“清”那实际上也是冲着明政权来的。在称帝之前，皇太极其人的汉学根底比人们想象的要深得多。他让人把《四书》、《五经》、《三国演义》、《大明会典》、《黄石公素书》、《武略》以及《宋史》、《辽史》、《金史》、《元史》这样一些经典和史册，翻译成新创的女真字，即满文，延请老师认真学习，为了学习汉文化，他有时彻夜不眠，决心是够大的。他在考虑国号“清”时，充分考虑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

汉人是相信阴阳五行的，皇太极利用了这一点。“清 ”是三点水旁，五行中属“水”。“明”，就是日、月相加为明，含有“火”义。水可克火，水可灭火，从五行相克的视角看，也应该是以清代明。这是*义。

此外，还有文献上的依据。《诗经》上有“维清缉熙”一语。皇太极以为，那说得多好呀！“熙”就是光明，也就是“明”，“缉”就是缉拿，就是征服。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含沙射影的“寓言 ”，是说清朝一定会征服明朝。这是第二义。

还有，在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有以清、浊区分人员群体的。明时朝政即有清流、浊流之说，为此，还有大的争斗，极而言之，成为党争。《尚书·尧典》有“直哉惟清”的说法，“清”意味着明澈、清纯、洁净、高洁。大概是皇太极目睹了明代后期的浊政，决心要建设廉洁的清

政。在当时，他也许真是那样想的。这是第三义。

总之，以“清”为国号，皇太极既考虑到了*普通民众心目中的迷信因素，又考虑到了士大夫崇尚的文献依据，还考虑到了人们要求出现清廉政府的世俗要求。

这当然是一种伟大的承诺。

至于在清王朝自 1636年改国号为“清 ”算起，到 1911年被推翻为止的二百七十六年间，凡历十一帝，其间何时算得上清廉、清正，何时又浊流泛滥，那只有在读者诸君读完本书后才能真正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