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八年广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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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小航 著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ISBN9787229102906
出版时间2015-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2元
货号1201265256
上书时间2024-06-0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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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小航：1956年10月出生，重庆人，一级编剧，供职于重庆广电集团，主要研究抗战时期的广播史和理论、抗战时期的戏剧。
目录
总序
自序
第一章 开战和撤退
一、整军备战
二、警告日本人：这是一场有抵抗的战争!
三、南京即将开始和牺牲者
四、汉口广播的突破与川江恶水
第二章 重庆与大后方广播建设
一、选址征地
二、马可尼发射机和防空建设
三、重建广播网
四、“中央台”、“靠前台”在大后方的覆盖效果
第三章 日伪广播的包围
一、起步晚发展快的日本广播
二、对朝鲜和中国的覆盖
三、战争中产生的超大电台
四、对殖民地和占领区施行“豪华节目”
第四章 对“二期作战”的宣传
一、抗敌宣传的策略
二、动员民众 坚持抗战
三、的声音
第五章 上海广播战
一、沦陷的中国广播发源地
二、租界里的抗战声音
三、难以完成的任务
第六章 反击投降路线
一、汪精卫在南京广播“还都宣言”
二、重庆掀起讨伐汉奸声浪
三、南京伪政权对与日本、“满洲”共同宣言的解释
四、广播唱片成为陈公博的“死证”
第七章 汇集精英办广播
一、为政治服务的“中广处”人和事
二、技术和技术人员立台
三、“南京之莺”与“重庆之莺”
四、工友和驻军
第八章 大后方“中国之声”
一、靠前广播电台诞生
二、日本人仇恨的“蛙声”
三、孤独求援
四、中外同事
五、新年
第十三章 盟国关系中的广播
一、努力维护中苏友谊
二、丘吉尔保证：我们正在讨论猛烈对日进攻!
三、罗斯福让重庆人民翘首天空，飞机大炮正在运来!
四、中国对印度说：我们同样!
第十四章 新型靠前关系演讲
一、庆祝签订新约
二、“联合国日”广播，流亡政府代表的呼声
三、各国对开罗会议宣言的反应
四、日汪新约面对“炉边闲话”威胁
第十五章 电波“驼峰航线”
一、真空管困境
二、斯图尔特的帮助和监测员报告
三、海外技术对策
四、冯简的愿望
第十六章 文艺节目中的文化现象
一、占领区的“融合”与颓唐
二、“硬邦邦”的大后方广播音乐
三、抗战催生广播剧创作
四、两支乐队
第十七章 1944年风云
一、靠前媒体和记者大际会
二、重庆消息，美机战略性轰炸日本本土
三、新闻检查
四、“中国之友”马彬和失踪
第十八章 大国的胜利广播
一、西线报道
二、蒋介石吁“以德报怨”
三、东京中央台的投降声音
四、向日军和沦陷区发布命令通告
五、东京降约，苏美扬言“报复”
后记
内容摘要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丈化丛书》(100卷)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档案文献、学术著作、普及读物组成，其中，档案文献占丛书总量的70％，以大陆和台湾地区保存的档案文献合集出版为特色。
本丛书按照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具有相当规模，代表现阶段思想政治、文学艺术、科学文化优选研究水平”、“具有很高史料价值，集学术之大成”的目标要求，由中外学者共同编纂而成，以期全面反映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面貌。
张小航、章开沅编著的《抗战八年广播纪》为其中一册，对1937年至1945年广播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了精心的梳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广播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精彩内容
第一章 开战和撤退
一、整军备战
本书中所说“中央”皆为中国大陆民国时期的国民党及国民政府，“中央台”原名国民党中央党部广播电台，后来改为中央广播电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区域内至少还有四家叫“中央”的广播电台，分别在沦陷后的北平、长春、张家口和南京。本书撰述的主体为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办、经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管理的“中央台”，从地理位置上讲是在抗战八年中从南京经武汉撤退到重庆的大后方“中央台”。1937年7月7日星期三，重庆的主要报纸《新蜀报》的要闻是：
川康省整军运动昨天开始，何主任（应钦）报告我国军备近情，世界大陆军国兵力作比较，说明我国非整军即无言以国防……
7月7日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日子，国内尚在备战中，大多数中国人一时或者好久以后都并不知道这一天发生在河北省宛平县的事情，更不清楚这一天会是一场历时八年惨烈大战、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命运的开始。前一天，时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在重庆行营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开幕式，因闻“七七”事变，会议于9日匆匆结束。在开战前的6月21日，何应钦就于南京参加中央党部第81次会议时作的《从日本的废藩说到我国的整军》演讲中，对整军问题作了全面介绍，这个讲话与他后来到四川讲的大体一致，中央广播电台对此作过转播。何应钦提出的整军的优选目的就是：要使全国的军令军政统一于中央，铲除过去私人军队和地方军队的积弊；要使全国的军队成为国家的军队，也就是所谓“全
国军队国军化”。他在重庆面对川军的老军阀和弟兄们再次重复了以下几点：一、过去的一个连只有几十个人，整军后要达到一百多人，减少大单位补充小单位，并不是另派官长裁士兵的意思；二、连的经理不由长官包办，可以免除侵蚀贪污；三、教育统一于中央，可以打破历来恶劣的封建思想；四是一切装备和武器由中央统筹补充。
7月9日，卢沟桥事变过去两天，“中央台”传音科请来98岁的前朝老人马相伯2作演讲嘉宾。马老先生一生历经沧桑，恨尽中国的贫穷苦难。“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到“中央台”作国难演讲，这次他宣传中国要致富致强就要建立大工业，而大工业就是要用大炉子炼钢铁，并呼吁大家快起来炼钢炼铁，一方面可以巩固国防，一方面可以富裕民生。
他说：
穷鬼中国，讲起来真可怜，要办一个钢铁厂的钱也没有，九八老人当在四十岁小伙子的时候，曾在美国纽约向银行家借款，我借到五万万元的宝贝，可是当时政府对于这偌大的借款很是害怕，以为这是卖了国，因此借款不成功，自然我想办的钢铁厂也没法开办。中国人的头脑，会落伍到这样，这是什么道理？
马老爷子认为原因是清朝政府做事没有国家、民族观念，并反问听众：现在的德国，即是利用钢铁政策致富致强的，请问德国有多大呢？它的钢铁政策为何这样利害？中国这样大的地方，却是空空洞洞，连一个制钢铁的炉子也没有，真是愧死人，德国炼钢炼铁能致富致强，中国人难道不可能吗？请大家快起来炼钢炼铁，富强中国！
在这一时期，“中央台”里“铁路救国”、“公路救国”、“煤炭救国”、“棉花救国”甚至“玻璃救国”的
演讲声依然一片，也反映出中国对即将到来的大战的准备和对基础工业的迫切需求。马相伯老人虽然早年受的是旧式教育，却是具有“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代表，他活过了咸丰、光绪、宣统年间，在光绪二十九年创办了震旦学院，后又改为复旦大学，担任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在“钢铁救国演讲” 后几个月，随大量民众一起踏上漫漫的逃难之路。两年后，复旦的学子们为在颠沛流离中的马老“遥祝”百岁生日礼，不久又为不幸殁于越南谅山异乡的老人“遥祭”百年后事。
前方在战斗，后方在约谈，希望双方回到“七七”前的阵地上。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不能退让的最后关头，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同时又表示“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在和平根本上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两天后，中国外交部在复日本驻华代表的备忘录中称：“现在我国政府愿重申不扩大事态，与和平解决本事件之意，再向日本政府提议，两方协定一确定之日期，在此时期，双方同时停止军事行动，并将已派武装部队，撤回原地。”
二、警告日本人：这是一场有抵抗的战争！
对卢沟桥事变判断是蓄意所为还是 “擦枪走火”，是准备一战还是“退回原阵地”？在这个漫长而模棱两可的7月里，反映政府声音的“中央台”连续发表多篇本台时评，介绍“七七”事变的经过，报道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国外舆论的反应，表示我方虽然抱定不屈服的决心，但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决的愿望。
“中央台”的广播时评引述的当时外国报纸文章的观点有：
7月13日英国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对日军动作加以深刻批评，说，坦克车与军用载重汽车，都不是优选的商业推销员。14日英国《泰晤士报》说，今日日本最聪明的举动，莫如打退堂鼓，开始调查7日事变的真相，并借中国的合作， 如此，日本或者还可以取得世界的尊重与感谢。同日，英国
《每日导报》说，英、美两国要学会采取共同行动，阻止日本作危险的企图。
对于日本的企图，“中央台”时评引述了11日苏联《真理报》的话说：“日本现在又在华北挑衅，志在截断察哈尔与南方的交通，俾得由察进窥绥远，日本军事并图消灭中国政府在华北渐增的势力，卢沟桥的挑衅，显然是近卫对华新的实现。”法国《小日报》则认为事件是“日阁决定作支解中国的第二次尝试”。广播时评最后告诉自己的听众：
我们尽管希望和平解决，但日本总在那里扩大事态，从藉端寻找一个小兵起，到进攻卢沟桥，是第一次扩大；从进攻卢沟桥起到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是第二次扩大之；从保安队进城驻防起，又变为冀察不应中央化问题，是第三次扩大；近又变为防止平津赤化问题，是第四次扩大；日本内阁书记官风
见氏宣称，日本政府已将此次事件定名为华北事变，则又明明为第五次扩大了。但无论日本如何想法扩大，我国则始终抱定和平未至接近绝望时期，自不放弃和平，倘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决不惜牺牲的决心。
屡次容忍日本扩大事端被理解为示弱，从历史角度去追寻中国对日本打的那些败仗和表现出的弱点，一直是中国思想精英和民间人士耿耿于怀的重大问题。
7月20日，“中央台”节目播送了另一篇具有“中央”精神背景的时评，播音员明确告诉日本人：这是一场有抵抗的战争！时评分析日本的企图，很明显是因为没有忘记中国过去多次表现的弱点。日本这次的行动，仍是假想中国不会有任何特殊抵抗这一前提之下而大胆举行的。如果中国在此种挑衅式的战争一经开始之时，便起来坚决地应战，并接着予以严重的打击，那是有由此挫折日本气焰之可能的。如果中国现在在对日战争中，只要“迅速地进战得到一次两次的胜利”，虽未必就变成强国，但是没有疑义，中国民族之自信心和热情会由此抬到优选度，中国民族统一和独立的任务至少由此也会得到优选的进展和保障。
7月27日的广播时评引用了搜集到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情报中的一段话：“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地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倘遇当年之张作霖之说打就打，不管任何外交和靠前；马占山氏明知势力悬殊，而竟硬干与强干，则我帝国为免相当损失，变非慎重行事不可。”3时评说，可见日本人所怕的是说打就打和硬干强干，我们现在所应采取的，也便是这两项。对前面广播时评中讲到的“迅速地进战得到一次两次的胜利”以挫败敌人气焰的渲染，则可以理解为军事当局决策投入大量兵力进行的淞沪会战的战略意图之一。7月30日，蒋介石更加迫切地认识到再不抗日必将遭致全国反对，其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也是“中央台”的常客，他在8月4日的广播中说：
兄弟的愚见，以为大家若要负责任，则必先以大家说老实话……战呢，是会打败的，就老实地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
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
几经交涉和战斗，日本人不但没有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而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迅速沦丧。随着淞沪会战的展开，“中央台”节目也进入宣传全面抗战的阶段。
三、南京即将开始和牺牲者
时局一天紧似一天，从开战到首都南京撤退只有不到五个月，中间的时间太短、太仓促！
8月2日北平被敌军占领，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由江湾闸北进犯市区，展开了南北兼进的全面战争。有大量中日精锐部队参加的淞沪会战开始后，日本飞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大肆轰炸南京。
“中央台”的江东门发射塔被列入特别保护单位。3发射塔外环有青砖围墙，东大门旁墙上曾嵌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电台”字样的汉白玉石方碑。陈果夫1、陈立夫兄弟坚持在碑石上加上“党部”字样，说明了这是“党产”，也说明了“中央台”在党内的归属。年前为给75千瓦发射机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根据技术专家意见，台址以远山近水为最宜：一方面可免电波或被山中之矿质所吸收；一方面可借水流以得电浪之畅行。于是选定了南京地势较高又靠近长江的江东门外之空地。现在它又被增加到的一连步兵保护，很快又进驻一排宪兵，设了两道警戒线。此时，播音室仍在位于丁家桥16号的中央党部大楼。2蒋介石、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赶到“中央台”发表演讲，号召全国军民行动起来，精诚团结，共同抗击入侵之敌。
9月20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利用前沿广播警告住居南京的各国官民将对南京施行轰炸的通告。通告如下：
日本海军航空队，以南京市系中国军事活动之主要根据地，兹为消除中国军队之敌对行动，早日结束目前之敌对状况起见，将于1937年9月21日正午12时以后，对南京城内及
附近之中国军队，及一切发现军事工作活动之建筑，采取轰炸或其他手段。
南京挨炸了，其程度越来越严重。“中央台”在9月26日新闻报道的军委会战时大事述要中，告诉人们南京以及本台被轰炸的经过：
昨天（9月25号）早晨9点半到下午4点半敌机96机架，分五次轰击南京，第一次来31架，第二次来32架，第三次来6架，第四次来12架，第五次来15架。第二次系午间12点半
来袭，在洪武路中央通讯社投三弹，房屋全被炸毁，伤工友3人，江东门外中央广播电台亦被炸，机件被毁。敌机昨日投弹，总数当在200枚以上，所轰炸者多为文化卫生各
机关与民宅，被炸死及受伤者俱为平民，敌军残酷野蛮之兽性，接近暴露，其蔑视人道与违反靠前法，实为全世界人类之公敌。
这仅仅是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后无论撤退到哪里，“中央台”一直为日机所追逐，从南京到汉口，从重庆到广阔的大后方，各个所属台站甚至架设线路的电杆，都成为轰炸的目标。在南京的“中央台”原打算把机房转移到中山陵灵谷寺森林中隐蔽，却因此牺牲了一位年轻工程师。9月24日凌晨1时许，敌机轰炸中山陵景区时，迁移到这里的短波电台被炸4弹，正在工作的蒋德彰身中多处弹片，直到4时解除警报才被人们发现，急送中央医院救治，因流血过多于5时30分殉难。
蒋德彰是江苏昆山人，父云翘，母戴氏，子国泰，世居（南）京沪线安亭徐公桥（现为上海市辖）。于交通大学硕士毕业后出国留学，回国后于1928年秋天到“中央台”做事，担任工程师职。蒋德彰曾经为“中央台”定购的35千瓦短波发射机赴伦敦监理，在完成任务后回到南京，不久赶上“七七”事变。他是中国广播界在抗战中遇难的人，也是本书
人物中最早的卒者。
9月22日，“中央台”播送中央通讯社（又称“中央社”）所发《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又广播了蒋介石发表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内容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两党在宣传中都强调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统一和团结”。
10月29日，蒋介石在国防优选会议上作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日战争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并告诉大家这个大后方基地在两年前就开始建设，表示中国将抗战到底。
11月2日，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日军沿沪宁线向西进攻。仅半月，日军就进逼宜兴、无锡，南京告急。11月20日，“中央台”奉命广播《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即有名的“迁都宣言”，国民党军政机关及人员大部撤离南京，移驻武汉。这份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在武汉签署的宣言寥寥500字，道：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剧烈之奋斗，极壮烈之牺
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
。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
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靠前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
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靠前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以唤起靠前干涉和打一场胜仗为目的的淞沪会战失败之后，上海沦陷，南京弃守。这个宣言除了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抗战的态度外，还宣布确立了战时首都重庆。1940年国民政府又决定
设重庆为陪都，重庆具有战时民国首都和陪都的双重性质。
11月23日深夜，“中央台”为自己作了一次《告别南京书》的播出，然后停止播音，由长沙和武汉广播电台接替。
《告别南京书》应该是在中国广播目前值得铭记的一件事情，可惜没有录音，原稿也没能保存下来，只是有人记得大致内容：“时局发展，奉中央之命，本台即日起停止播音而西迁。”
“中央台”将发射机等重要而可以搬运的机器部件，日夜拆卸，装入数十只木箱，赶运下关，搭乘江轮，运往汉口。德国造的75千瓦发射机因为太大无法运走，既担心成为后患，又希望回来的时候还能使用，只好进行有限的破坏，使敌人无法在短期内修复。人员也分批撤离南京去长沙。说是撤离其实是逃亡，好不容易弄到了江南汽车公司的客票，很多人行李都未顾上带，车上已人满为患，秩序大乱，最后是砸开玻璃爬进去的。
此时，外电传来另一条不好的消息说，靠前上保证东亚和平的九国公约已决定无限期延缓制止日本侵略案的实施。“九一八”事变后，靠前联盟虽然曾经斥责日本的侵略暴行，日本军阀不但不尊重其指示，反而竟悍然退盟以示对其的蔑视。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希望在淞沪会战的军事上打败日本人和借靠前制裁制止日本人进攻的双重努力都宣告失败，蒋介石决定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
在经历了西安事变、国民党的五届三中全会、庐山会谈以及四个月的抗战后，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在南京举行茶话会招待记者。在战事紧要时，他已经多次招见中外记者。看人已到
齐，蒋介石正要发言，日本轰炸机忽然盘旋上空并在附近投弹，大家赶紧躲避。待敌机离去后人们重新坐定下来，蒋介石才开始宣读南京军事撤退的宣言，表示了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大意是：
敌人打到南京，我们守南京；即令敌人打到四川，我们还要守四川。侵略不停，抵抗不止。中国是一个亡不了和毁不掉的国家。
这段讲话由美国记者窦奠安（Tillman Durdin）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茶话会结束时，蒋介石举目望去，他的面前只有寥寥几位外国记者，没有国内记者，更没有“中央台”的直播话筒，不禁顿生感慨。他参加过1928年8月1日“中央台”的成立仪式并发表了即席广播演讲，从此便是这家电台的常客和主讲人，以对内“唤起民众”，对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作“共同奋斗”2。现在南京尚在苦战，岂能没有鼓舞军民的声音，他即刻下令，要求“中央台”回到南京。
此时，“中央台”最后一批人员在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又称“中广处”）副处长吴道一3的率领下已登上撤往长江上游武汉的船。到达汉口上岸，吴道一在中央党部得到军事委员会转来的
蒋介石指令，意思是说首都地位重要，“中央台”虽然随中枢撤离，仍应有个南京电台，以资报道战火中的首都消息。回到兵临城下南京去重新建台谈何容易！但党国首脑的亲谕必须执行，于是新任的南京台台长叶桂馨临危受命，他是南京人，一旦有意外好周旋。但是得先派人打前站，范本中应声站了出来，
表示愿意先期前往，同时站出来的还有陈驭六、钱瑶章、张伯勤三人。范本中是江苏常熟人，出生于1900年，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后在加拿大麦琪尔大学留学获得电机硕士学位，回国到“中央台”工作后先任工程师，后来成为理工科出身的传音科科长。他用欧美方式全面改革了“中央台”的节目，促进其向正规化、系统化方向发展。他们都是“中央台”建设的骨干。吴道一同意后，四人于11月29日搭船东下，三天后到达南京。此时的南京已经和他们离开时接近不一样了，满城尽是军队和伤兵，老百姓纷纷逃离，水和电都无法保证，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发表谈话，决心与南京共存亡。
无法和南京的军事当局建立有效联系，见没有条件恢复办台，范本中等人开始继续拆卸江东门的设备。此时，人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进入南京会是什么样子，还有不打算走的朋友请他们去家里
吃饭，可就在朋友家吃饭的时候，收到武汉一个电报，原来预定来接应的轮船不来了！大家慌了，没有船不光机件运不走，人也没法撤离。几个人沿着长江找船，最后花重金雇来两条柏木船，赶紧装货启帆，冒险溯江西行。
12月8日清晨，吴道一和叶桂馨亲征小火轮在芜湖下游的茫茫江面上终于找到了那两条缓慢上行的木船和船上的人，把它们拴上缆绳，一口气拖到了汉口的码头。
四、汉口广播的突破与川江恶水
国军在军事上的两个作为曾经使撤离到武汉的人们产生了守住这座中部大城市的愿望。这两个作为：一是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二是武汉保卫战措施之一的扒开花园口黄河堤坝后一时阻碍了日军从北面的进攻。这也成为撤到武汉的各大机关一度进退维谷的原因。但“中央台”依然按原定方针，将由南京拆运到的广播机件除留用武汉部分外，分批经宜昌继续转运重庆，并用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在重庆恢复了播出，频率1450千赫，呼号仍为XGOA——这是“中央台”在南京的呼号，用来转播汉口台和长沙台的声音，但“总功率已从战前的75千瓦锐减至10千瓦，损失十分庞大”。与此同时，台里派员分驻香港、广州、汉口、宜昌，将由英国运来的35千瓦短波发射机机件，装轮西上，也运往重庆。在这场被称为“中国敦克尔刻”的大撤退中，又一位抢运设备的“中央台”员工在潼关江道上遇敌机轰炸丧生。汉口原有一座发射功率2千瓦的汉口市广播电台，设在中山公园。“中央台”来到后建立了一座300瓦的短波发射机，由范本中负责，与汉口电台并机播出，作为“中央喉舌”，与汉口台“行政仍各则分，业务则相辅而行”。这时，“中央台”虽然在重庆已经恢复播音，但中枢机关还在武汉，重要消息和领导人的指示，都由这个台发送，“中央台”与长沙、贵州等台进行收转。
1938年4月6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到汉口，全城狂欢，士气民心为之大振，但日本东京广播的宣传则坚持说他们还守着台儿庄。直到1939年2月，重庆的35千瓦短波电台安装成功，有人还撰
文遗憾我们的机器要是早一点建成，就会即时把消息传达给全世界了。
1938年“七七”周年纪念日期间，由国民党中宣部组织的演讲在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汉口市广播电台进行，并作了事先预告，每天晚上8点播出，5日为代理中宣部部长周佛海，6日是汪精
卫，7日是蒋介石，同时宋美龄作英语广播，8日由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作英语广播。王宠惠宣布：
在此一年，日本变本加厉，恣意侵略，其军人之暴行，亦有加无减，中国为正义和文明而抗战，虽蒙重大牺牲，然其抗战决心与抵抗之实力，非但未见削弱，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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