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教育:发展历程、理论研究和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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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发展历程、理论研究和指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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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伯军 等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

ISBN9787547617687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128元

货号1202589328

上书时间2024-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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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前言

序言

 

 

 

一、 社区治理是城市治理的基石

 

 根据新华社2018年11月7日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时强调,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社区是党委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及时感知社区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一件一件加以解决。老百姓心里有杆秤。我们把老百姓放在心中,老百姓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中。加强社区治理,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把社区居民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

 

 一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又来到上海。根据新华社2019年11月3日的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时强调,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要推动城市治理的重心和配套资源向街道社区下沉,聚焦基层党建、城市管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等主责主业,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力量,面向区域内群众开展服务。要推进服务办理便捷化,优化办事流程,减少办理环节,加快政务信息系统资源整合共享。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其一,要完善和发展自治,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的开放性,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其二,要完善和发展法治,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把社会主义道德要求体现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之中,以法治的力量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其三,要完善和发展德治,教人求真、劝人向善、促人尚美。要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作为着力点,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养成好品行。要坚持德法兼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

 

 

 

二、 社区教育和部分非学历教育是社区治理的源头

 

 上海开放大学是“三教融通(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社区教育)”的新型大学,其中的社区教育和一部分非学历教育在社区治理中承担着源头建设的功能。从2013年5月调入上海开放大学以来,我一直分管非学历教育,并且从2014年初至2019年8月,我还分管社区教育,时常想起“扁鹊三兄弟医术谁最高”的故事。《鹖冠子》一书记载了“扁鹊与魏文王的对话”——“魏文王问扁鹊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为医?’扁鹊曰:‘长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鹊最为下。’魏文王曰:‘可得闻邪?’扁鹊曰:‘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副肌肤,闲而名出闻于诸侯。’”(魏文王问扁鹊:“你兄弟三人,哪一个最擅长医术?”扁鹊答:“我大哥最擅长,二哥其次,我最不擅长。”魏文王问:“为什么?”扁鹊答:“我大哥看病,发现病害没有形成就消除了病因,所以他的名声传不出家门;二哥治病,病因刚一萌芽就消除了,所以他的名声传不出街巷;像我这样的,用针灸刺血脉,给病人吃烈性的药,用药膏敷肌肤,所以名声传得出来,在诸侯间闻名。”)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就医生而言,医术最高的是“治未病(扁鹊大哥)”,其次是“治微病(扁鹊二哥)”,再次是“治大病(扁鹊本人)”。从社区治理来说,同样如此: 源头建设相当于治“未病”(使社会问题自然转化,从而无须施以“药石”),以及治“微病”(发现问题苗头即刻消除,从而使社会保持健康发展);末端治理则相当于治“大病”(问题出现并伸展到全身之后才施以“药石”,即使病情有所好转,身体也已受到创伤,社会基础也已受到破坏)。所以,源头建设(源头治理)更重要,社区教育和一部分非学历教育在社区治理中承担着源头建设的重要功能: 通过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通过弘扬古圣先贤、民族英雄、志士仁人的嘉言懿行,让中华文化基因更好地植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形成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从而让社会问题自然转化,保持社会健康发展。

 

 

 

三、 家庭教育是社区教育和部分非学历教育的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来定位坚持和完善教育制度的总体目标,这是第一次。“服务全民”,就是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体现公平性。“终身学习”,就是教育要覆盖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体现持续性。提出“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这也是第一次,说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很重要,而家庭教育尤其需要加强。习近平总书记就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在2015年2月17日春节团拜会上提出了“三个注重”:“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三个注重”的具体内容进行了阐述: 第一,注重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第二,注重家教。“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第三,注重家风。“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古训道,“家和万事兴”。家庭是社会构成中最基本的单位,和谐家庭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家庭和,则社区安;社区安,则社会宁。所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在“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中,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 “幼有善育”是家庭教育的“良好开端”

 

 家庭教育伴随人的一生。幼儿是人生的开端,人生“良好开端”的关键是高质量的幼儿教养。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幼有所育”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在2019年上海托幼工作现场推进会上提出了“幼有善育”的更高标准。“幼有善育”中的“善”与《大学》中“三纲八目”的最后一个“纲”,即“止于至善”的“善”同义,意为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无过无不及。

 

 《论语》中的“过犹不及”是指超过了或达不到都是不合适的。为避免“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无过无不及”,意即“中庸”“中和”。“中庸”“中和”的“中”不是指某一个点,而是某一片区域,是“过”与“不及”之间的某一片区域,这片区域就叫“无过无不及”。只要在这片区域内,就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符合“善”的标准。

 

 因此,“幼有善育”指的是以儿童成长为本,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地教养儿童,处理好“个性”与“本性”、“游戏”与“教育”、“托育机构”与“家庭”、“家长”与“儿童”四种关系,在此基础上促进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第一种关系:“个性”与“本性”

 

 每个儿童都是有个性的,但个性不能违背本性。对“本性”的理解可以参考《中庸》里的一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命之谓性”中的“天命”是指天理。天理落在人这一物种上,它就表现为“性”,这个“性”就是人的本性。“性”是“性质”的意思,即必须符合人的“性质”、人的本性(王阳明称其为“良知”),否则你就不是“人”了。“率性之谓道”中的“率性”不是“任性”,不是任其私欲和个性而发展,而是“循性”,“循”是按照的意思,即按照人的本性(良知)来发展。由此,就是“人道”。对“人道”的理解又可以参考《传习录》中王阳明的一篇文章——《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今教童子,惟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即“八德”,也就是“人道”的内容。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九大中纪委工作报告也提到了这八个字,并认为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化基因世代相传,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品格”。“修道之谓教”中的“教”是指按照“人道”,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要求去“修身”。教育的成效评估可以与成才观一起思考。俞立中先生提出了“成才观的底线思维”,即只要符合以下三点就算成才: 第一,身心健康;第二,正派诚信;第三,自食其力。可以说,做到以上三点也就符合“人道”的要求了。这个就叫“本性”,在阳明心学中叫“良知”。“个性”在原则上不能违背“本性”,“个性”是在“本性”的基础上做加法。比如说,一个人的艺术修养比较好,那么他(她)有可能成为艺术家。但是,大部分人是不太可能成为艺术家的。又比如一个人的科学思维特别发达,他(她)有可能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绝大部分人是不太可能成为科学家的。这就是“个性”与“本性”的关系,这一关系是四种关系中最根本的关系。

 

 第二种关系:“游戏”与“教育”

 

 儿童需要游戏,不知道儿童需要游戏的老师,是一位不合格的老师;儿童也需要教育,不知道儿童需要教育的老师,也是一位不合格的老师。关键是对“教育”的理解,不能将“教育”理解为教知识,而应该是教儿童如何做人,所谓的“做人”就需要符合“人道”的要求。《传习录》中有一则,专讲儿童的“致良知”。“洒扫应对,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洒扫应对,就是致他这一点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长者,此亦是他良知处,故虽嬉戏中,见了先生长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师长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意思是: 洒扫应答就是一件事,童子的良知只达到这种程度,教教他们洒扫应答,就是致他们的这点良知。又比如儿童知道敬畏师长,这也是他们的良知所在,所以,即使他们正在玩耍,见到了师长,就会过来打躬作揖,这是他们能“格物”来致“尊敬师长”的良知了。儿童自有儿童的“格物”“致知”。)具体操作可以参考“游戏是载体,教育是思想”这句话,即通过“游戏”这个载体,体现教育的思想。也就是说,托育工作人员在为儿童设计游戏的时候,游戏里要体现自身的教育思想,比如要求儿童互相友善、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等。

 

 第三种关系:“托育机构”与“家庭”

 

 0—6岁,特别是在0—3岁儿童教养的过程中,家庭是第一位的。家庭应树立良好的“家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家风”,他引用过《易经》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来表达“家风”的重要性。从操作层面来说,家庭最好不要形成一个中心,而应形成多个中心。一个中心就是只以儿童为中心。全家人所有的关注点都在儿童一个人身上,众星捧月,儿童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家庭的中心”。这样的儿童进入托育机构后,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此,家庭中要形成多个中心,既以儿童为中心,也以妈妈为中心,以爸爸为中心。李玫瑾老师曾提出: 宝宝很小的时候,妈妈须全力以赴来照顾他(她),做爸爸的可以偶尔拍拍他(她),或者抱一会儿,哄一下。但是爸爸们最重要的是须做到,在孩子6岁之前,当着孩子的面好好爱妈妈——也就是说不要两个人都集中照顾孩子,不要让孩子觉得他(她)是家庭的重点,形成自我中心。比如,妈妈在照顾宝宝的时候,爸爸照顾妈妈,然后妈妈还要告诉宝宝,一起帮助爸爸。由此,家中形成一个链接的关系,而不是形成一个中心的关系。这就是良好“家风”的具体表现之一。

 

 第四种关系:“家长”与“儿童”

 

 在教养儿童的过程中,家长起到“示范”作用。上海家长学校有句口号:“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父母好好学习”不能只狭义地理解为读书,应是一个广义的理解,即“正面示范”的意思,家长只有在各方面作出正面示范,孩子才能天天向上。家长的作用绝不是“替代”儿童做事情,而是给儿童示范,指导儿童,帮助儿童。

 

 处理好上述四种关系,对儿童的教养就比较恰如其分了,既不教育过度,又不放任自流,基本做到了“幼有善育”,开启了人生的“良好开端”,从而可以促进儿童健康快乐地成长。

 

 

 

五、 立德树人是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

 

 立德树人是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在民间,称懂事的孩子为“有家教”,不懂事的孩子则被叫作“没家教”。所谓“懂事的孩子”,就是德已立的人。立其德,树其人,这个“德”怎样才能立起来?在家庭教育中,这个“德”不是被教出来的,而是由好的家风,即好的家庭氛围熏陶出来的。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在其所写的《保富法》(撰写于1942、1943年间)一书中指出了一个历史事实: 真正的“传家宝”不是给子孙留下钱财,而是留下好的家训、家教、家风;否则,必是败家。“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了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做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产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聂云台还说:“不单上海是这样,在我的家乡湖南,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到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仅剩下财产不多的几户文官家庭,后人还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是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 曾文正公(曾国藩)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左宗棠)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业而闻名;李勇毅公(李鸿章)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彭玉麟)的后人,十年前也有在上海做官的。凡是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后人多数都已经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所以,好的家风是养育和教育孩子的根本,是立德树人的关键。那么好家风的形成是否一定要有文字版的家训呢?这倒不一定。我小时候就没有看到过我家有文字版的家训,但我妈妈对我的要求很严格,这其实就是一种家风,其要求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读书要用功,工作要认真,做人要诚实”,这促使我努力读书,认真工作,为人诚实。

 

 直到十几年前,我们老家重修家谱,我才知道,我是金庭王氏第56代孙,而金庭王氏的一世祖就是“书圣”王羲之,二世祖是王操之,王操之是王羲之的第六子(王羲之共有7个儿子)。金庭王氏有24字的家训,即“上治下治,敬宗睦族,敦厚退让,执事有恪,积善余庆,厥功为懋”。“上治下治”,即长辈要以身作则,晚辈则安分守己;或者说处于上位的人要以身作则,处于下位的人则安分守己,其本质是上行下效,关键字是“治”,这是家族和谐、天下大治的根本。要实现“治”的目标,首先要“敬宗睦族”,即孝敬长辈,和睦亲族,其关键字是“孝”与“和”,这是家族兴旺、社会和谐的基础。其次是“敦厚退让”和“执事有恪”。“敦厚退让”,即为人要老实厚道,谦逊礼让,其关键字是“让”,这是做人的根本;“执事有恪”,即干事须谨慎,讲规矩,进退要有分寸,其关键字是“恪”,这是做事的关键。最后是“积善余庆”和“厥功为懋”。“积善余庆”,即多积德,多行善,恩泽及于子孙,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关键字是“善”,劝人向善;“厥功为懋”,即建功立业,树立榜样,以此勉励自己和子孙努力向上,其关键字是“懋”,促人向上。以“治”为目标,以“孝”“和”“让”“恪”为措施,不断“向善向上”,这是“金庭王氏家训”的宗旨。自从知道了这一文字版的“金庭王氏家训”,我就更有努力的方向了。

 

 所以,有文字版的家训,自然是最好的;没有文字版的家训,但有口耳相传的家训,也是好的;连口耳相传的家训也没有,但家庭氛围是与人为善、积极向上的,还是好的。

 

 

 

王伯军

 

上海开放大学副校长、上海市终身教育研究会会长

 

2021年5月6日 

 

 


【书摘与插画】

生命教育

 

 严格来说,生命教育应包括生命和死亡两个方面的教育。

 

 1. 生命教育

 

 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抗疫表彰大会上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不会再来。”因此,对于家庭而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孩子的生命,并在孩子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教会他珍惜生命、热爱生命、关爱生命。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先生认为,生命教育不仅仅关注个人的生命,而是要尊重一切生命。

 

 健康是生命的基础。一个人没有健康,还能做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再一次提出“健康第一”的号召,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健康,不只是生理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一个健康的人,包括身体、心理两个方面。身体健康了,心理不健康更加可怕。

 

 当前许多家长只知道让学生学习知识,重智轻体、重智轻德,忽视情绪能力的培养,使孩子养成不良的习惯、扭曲的心理。儿童的自我中心、性格孤僻、缺乏同情心和宽容心,都是不良教育的结果。这种情况十分令人担忧。

 

 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生命教育。教育我们的孩子尊重生命、尊重人类、尊重他人、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生命教育不仅仅关注个人的生命,而是要尊重一切生命。人类要保护大自然,保护动植物,遵循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尊重生命、尊重自然,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所应有的品质。

 

 教育对个体来说,提高生命的质量,就是使个体通过教育,健康发展,提高生存能力,从而能够生活得有尊严和幸福;提升生命价值,就是使个体通过教育,提高思想品德和才能,从而能够为社会、为他人做出有价值的贡献。人都要实现“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是什么?就是要对社会、对人类、对自然做出一点贡献。人的价值总是体现在与他人、他事的关系中。在人类社会中,孤立的自我价值是不存在的。

 

 对于小孩子来讲,生命教育最重要的是要为各个孩子设计适合他们发展的学习环境,使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他们自我感知、自我控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以及与人交往沟通的能力和开朗活泼的性格。每个家庭都要重视孩子全面健康的发展,科学育人。

 

 2. 死亡教育

 

 “死亡教育”似乎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题,许多人通常会避而不谈,甚至觉得应该是中国人的一种“避讳”。而实际上,死亡教育与生命教育同样重要,很多教育家、哲学家都专门强调过这个问题。

 

 意大利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过:“死亡教育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只有正确认识了死亡,才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意义,更加尊重生命、热爱生活。”

 

 《死亡教育》一书的作者邹余华教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家长不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并不代表他们懂得生死。孩子们通过不正当的渠道在潜意识里获得的对死亡的认知,注定是不全面的、偏激的,甚至是畸形的。”

 

 (1) 死亡教育是让孩子热爱生命并敬畏生命

 

 教会孩子如何面对死亡,也决定了他如何面对生命。正确的生死教育,能够让孩子对生命有敬畏,从而完善孩子的人格发展。

 

 在那些没有接受过死亡教育的孩子看来,死亡是他们抵抗父母的手段,是逃避惩罚的方式,唯独缺少的是对于生命的尊重。

 

 对于死亡的逃避意识,使得我们的孩子在童年时期承担了太多不必要的恐惧,更使得我们的孩子在长大时候,失去了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

 

 一个对生命没有丝毫敬畏之心的孩子,不敢想象未来的人生将会如何。

 

 缺乏死亡教育的孩子,一旦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自残,甚至是自杀,对生命完全没有敬畏之心。

 

 (2) 缺乏死亡教育,往往比死亡本身更可怕

 

 一位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说过:“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几乎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父母们不愿跟孩子谈论死亡,有的是害怕孩子一时接受不了残酷的真相,有的则是认为小孩没必要懂那么多,长大就自然明白了。

 

 但实际上,父母忽视对孩子进行死亡教育,后果往往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因为这很容易让孩子走向两个极端,其一是孩子把生死当作儿戏,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缺乏死亡教育,还容易使孩子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对死亡极度恐惧和抗拒。

 

 父母们以为隐瞒死亡的真相是对孩子的保护,避免让他们接触如此沉重的概念,从而给幼小的心灵带来负面影响。

 

 但其实,“死亡”跟“新生”一样,是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

 

 一味地刻意欺瞒,会让孩子对它的认知产生偏差,反而不利于成长。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我们呵护和关爱,每一个孩子也需要我们用心讲述死亡的含义。

 

 (3) 如何正确地理解“死亡”?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春节和重大节日不能说“死”字。“死亡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这个观念已经深入大部分人的内心,好像我们不提起它,它就永远不会发生。

 

 死亡其实是生命的回照,是生的反面,也是生的补充。

 

 我们是时候该转换观念了。因为逃避的态度并不会让孩子感到好受,反而有可能导致悲剧性后果。孩子因为好奇而尝试死亡的滋味,或者因为疏导不畅而留下心理阴影,或者因为太轻视死亡而在遭遇挫折时选择自杀,都是死亡教育缺失的表现。

 

 

 

 在节目“爸爸去哪儿了”里,夏克立对女儿夏天的死亡教育堪称范本。

 

 他跟女儿说狗狗年纪大了,活得并不开心。在女儿问狗狗去了哪里的时候,没有回避而是直接告诉她: 狗狗去世了,有一天爸爸也会离开。

 

 在女儿无法接受时告诉她,人到了年纪都会去天堂,那里很漂亮,人们会回到最开心的年纪。

 

 夏天听了之后很安慰,变得没那么难过了,也就慢慢地接受了狗狗去世的事实。

 

 用孩子能接受的方式讲述死亡,适当地给他们安全感,孩子才能慢慢接受死亡,学会正视死亡、尊重生命、快乐生活。

 

 

 

 在国外,死亡教育从幼儿园起开始普遍实施。有些学校不仅作为一门单独课程来上,还渗透到生物课、科学课、社会课等各个学科。

 

 学校还和一些养老院、临终关怀机构合作,老师会带着孩子去这些机构,为临终者送上祝福,在开展死亡教育的同时也是情感教育的培养。

 

 有研究显示,在资讯尤其发达的今天,孩子从三四岁就会接触到死亡的概念。没有天生就懂得尊重生命的孩子,用正确的方式让孩子认知死亡和生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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