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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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景祺
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04180476
出版时间2013-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1元
货号1200918925
上书时间2024-06-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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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莫景祺：1965年生，河北省文安县人，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为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教学处处长、副研究员。1987年至1998年，在国家教委(教育部)督导司(督导办)工作，其间曾在基层担任挂职副校长和挂职副县长。1999年起，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工作，并先后担任评价处处长、教学处处长。先后主持、参与主持和组织实施了6个研究与实验项目，并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具体策划和组织实施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与靠前学校协会(CIS)、北美新英格兰院校协会(NEASC)和美国西部院校协会(WASC)合作开展的在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认证项目，并建立了在华外籍人员子女学校认证体系。主要研究方向：靠前学校认证、学校评估、教学评价、基础教育靠前化等。
目录
序一
序二
章 导言
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第二节 国际学校认证制度和制度移植研究现状
一、国际学校认证制度研究现状
二、制度移植研究现状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问题
二、研究假设
三、分析单位
四、基本概念
第四节 研究方法
一、案例研究法的选择
二、主要证据来源
……
内容摘要
制度移植是各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是民族国家之间学习和借鉴的重要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度移植对于中国借鉴发达国家优选的制度模式、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国制度移植实践中的诸多问题还有待研究，目前学术界对于制度移植的起源、过程和内在机制尚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因此，深入探究制度移植的起源、过程及其内在机理，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2000―2010年，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为中心的四类利益相关主体(NCCT，中国教育部靠前合作与交流司，在华靠前学校，以及CIS、NEASC和WASC等国外学校认证机构)，将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到中国并获得初步成功。与中国境内发生的大多数由政府部门知名品牌的制度移植相比，这一制度移植案例有其独特性。它不是由政府部门知名品牌自上而下进行的，也不是由制度的提供者或制度的引入者单独实施的，而是由处于不同领域相对独立的利益相关主体自下而上采取互动方式完成的。
莫景祺所著的《移植与创新－－靠前学校认证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以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这一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新制度主义为理论基础，使用案例研究法，试图揭示靠前学校认证制度向中国移植的起源、过程和结果。第四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主要部分。第四章考察了靠前学校认证制度向中国移植的起源，即相关主体是如何走到一起而发生利益关联的，它们又是如何选择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的方向和策略的。第五章至第七章深入考察了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的过程，特别关注利益相关主体如何互动以对相关制度要素进行调整。第八章从四个维度对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的结果进行了评价。
通过研究发现：靠前学校认证制度向中国移植不是源自利益相关主体的理性设计，而是源自不同领域相对独立的各个利益相关主体所背负的制度逻辑的相互作用。具体表现在：（1）利益相关主体互动的根源，是其分别受到靠前学校领域的制度逻辑与政府部门的制度逻辑、事业部门的制度逻辑与政府部门的制度逻辑、学校认证领域的制度逻辑与政府部门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张力所产生的利益诉求，以及学校认证领域的制度逻辑与各利益相关主体所背负的制度逻辑之间的张力对其利益诉求的影响；（2）各个利益相关主体为移植靠前学校认证制度所形成的互动的功能性结构――每个利益相关主体对实施制度移植都有其独特作用，是政府部门的制度逻辑、事业部门的制度逻辑、学校认证领域的制度逻辑、靠前学校领域的制度逻辑相辅相成的结果；（3）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的合作策略，以及“规范管理，保证质量”的方向，是在制度移植起源时期上述四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结果；（4）各个利益相关主体通过互动对制度进行的持续调整，源自各个利益相关主体为实现各自的利益，应对上述四种制度逻辑之间张力影响的结果；（5）在某一时点，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的状态，不是由单一制度逻辑决定的，而是由上述四种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状况决定的，其中，政府部门的制度逻辑和学校认证领域的制度逻辑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研究结论，《移植与创新－－靠前学校认证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过程》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将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互动作为制度移植的基本策略；在制度移植过程中，要建立有利于调动各个利益相关主体积极性的互动机制；政府部门要对制度移植活动释放更大空间。
本书研究的主要贡献：（1）这是靠前靠前个关于靠前学校认证制度移植的研究；（2）它充实和丰富了对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移植的实证研究；（3）对制度移植的动因、过程和结果的内在机制进行了较深入的实证研究；（4）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结合起来，克服了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宏观与微观分析呼应不够的问题；（5）是对周雪光和艾云（2010）提出的制度变迁“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的具体应用。
本书研究的不足：（1）该制度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中，本书的研究结论还有待后来者作进一步检验和修正；（2）研究者本人是本案例的当事人，对一些事件的判断难免带有主观色彩，这可能会影响分析推理的客观性；（3）研究者本人对某些涉及当事人利益的敏感问题访谈得不够充分或没有进行访谈，会影响研究的内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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