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精）

“北纬四十度”是一条与万里长城生死相依的地理带，它穿越整个北中国壮丽的山河。

由于蒙古高原地质构造高海拔的缘故，以长城为标志，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在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族群与生活方式，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区隔、竞争与融合。

本书以翔实的历史材料与生动细腻的文笔，通过一系列故事的讲述，既重新塑造了从公元前300 年的赵武灵王直至十七世纪尾声的康熙皇帝这千年时空中已被充分想象过的历史人物，打开了或多或少曾被遮蔽的历史面相，又在这种重构和再次对话的过程中，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大背景下，呈现出作者饱含人文关怀和文学深情的历史价值观。

陈福民，著名学者、批评家。文学博士。1996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工作。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协理事。著有文学评论集《阅读与批评的力量》、历史文化随笔集《北纬四十度》等。

《北纬四十度》作为一本文化散文，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脉络，对北纬四十度地理带进行了文化、历史探究，绘制了一幅别样的中国千里江山图。

——2021年度“中国好书”授奖词

在观察中国历史时，北纬四十度线代表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的动力结构，在这个区域内，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彼此交错、交融，历史上各种各样的民族在此交往，形成了风云际会浩浩荡荡的历史大洪流。

——李敬泽

《北纬四十度》里关于民族的叙说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以及很强的知识性。陈福民的这部作品中有史料考据、实地勘察、自己的解读感受，同时兼具深入浅出的语言表述。这种方式会把古代的事和现代的事相勾连，用现代的认识去反观过去的历史，这是一次成功的写作。

——白烨

关于这个伟大的纬度，牵扯出来的何止是悠长的时空，同时还有“一个文化历史概念”，那里还有盘旋千年时空中的愁云和不解，还有诸多有价值、有说服力和隐秘的历史细节未被发现或提及。面对想象中的几千年，陈福民满怀深情和敬意探究的，是他对历史的关切，并且要用文学的方式再现它——这才是他郁郁独行在北纬四十度的真实目的。

——孟繁华

《北纬四十度》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具有重大意义。文学观和历史观二者协调统一，不拘泥一事一物，不囿于成规定论，陈福民在分析论证的时候也力图通过全方位、历史性的综合和比较来抓住事件的核心和本质。

——贺绍俊

自序·001

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003

汉家皇帝的滑铁卢·033

失败者之歌·069

青春帝国少年行·109

在战争的另一边·149

从幽州到兰亭·193

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241

渔阳鼙鼓何处来·299

燕台一去客心惊·371

“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435

遥想右北平·503

后记·537

再版后记·541

附录

与你遥遥相望——关于母亲的一些话·545

用历史写作治愈对文学的危机感和焦虑感——陈福民、霍艳对谈·563

回到少年去致敬司马迁——陈福民访谈整理摘录·584

北纬40度这个地理概念成为问题，进而成为我关注和写作的对象，并非灵光一现。相反，那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阅读的过程。我不是在做历史研究，我的写作始终属于文学，对此我很清醒自知。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40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

——陈福民

与你遥遥相望

——关于母亲的一些话

一

一年多前，母亲与“死神”相约—她罹患了癌症，经受了恶性肿瘤患者都要经历的过程。己亥年正月初三那天，她“如约”走了，享年八十五岁。跟很多病人一样的结局，这没有什么不平常。

同时，像所有的癌症病人一样，她其实一点都不想承受那些毫无意义的痛苦，却又不得不一个一个承受完毕，一点都没少。在她还没有患病的往日，我们一起闲聊，不止一次触及过安乐死的话题。我曾经给她讲我看到的一个案例：湖北武汉一个中年男子帮助久在病榻生不如死的母亲结束生命，随后自首，坦然去接受法律惩处。这个案例，我并不确认是真实事件还是虚构的“鸡汤”类文字，也忘了是从哪里看到的。只记得当时母亲一再为那个被判刑的儿子打抱不平，抨击法律不公正，表示非常赞成这位儿子的做法。而在她病重后期医生和我们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她不止一次表示希望早点结束。

由于没有治疗手段，她不愿意住院，我们把她接回家，勉力做尽可能的护理与陪伴，并费尽周折给她找到了的美国抗癌药PD-1。在肿瘤复发疼痛度加重难以忍受的日子里，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听着她虚弱而揪心的呻吟又无能为力中捱过的，这种日子，可能算是世间残忍的事情之一吧。终于有一天，我听到她用了很大的声音与父亲争吵，情绪激烈且有些夸张地指责父亲“自私”，“什么也不敢承担”，等等。我赶紧冲进“病房”去调停，只见父亲站在床边手足无措，虽然慌张但是立场坚定地摇着头，嘴里喃喃说“这怎么能行”……原来她在向我父亲讨要艾司唑仑片—一种常见的安眠药。她的意思，是要攒起足够致死的药量自己去结束。看到我进来，母亲转向我，表情悲愤交加。我咬紧牙关安慰父亲说给吧，我做决定了，我来承担一切责任。这个“决定”究竟是合乎她的心意，还是让她感受到人生真相的冷酷而更加绝望，我来不及细想。总之这暂时让她稍微平静了下来。为了减弱这个场面的尴尬与压迫感，我故作轻松对母亲开着玩笑：老太太你这是不把我送进去不算完啊。

事实上，母亲并没有机会吃那些药。因为虚弱和痛苦，她被折磨得连吃正常的药物都很困难，遑论吞服几十片安眠药。尴尬要命的肿瘤部位导致她无法坐起，也不能以正常姿势平躺，只能侧卧着，间或用残存的余力勉强调整一下位置，以便让自己舒服一点。而她每一次的挪移，无论是自主，还是在我们的帮助下，都是痛苦万状。在她病重后期，她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饮食极少，形销骨立，卧床挣扎，每一次大小便的艰难程度都不啻于一场酷刑，我们每天都要多次帮她清理擦拭。这不仅是要尽可能避免褥疮，更因为她生性清洁成癖，一点点感受上的肮脏与凌乱都不能忍受。这让她的痛苦增加了不知多少倍。现在母亲走了，她承受了她生前所恐惧所厌恶的所有痛苦与屈辱，没能按照自己的生命观去实施理想的计划，这对她是个非常大的遗憾么？她究竟是后来已无力完成，还是因为对生命以及这个世界怀着留恋而下不去手？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机会跟她讨论了。但我知道，痛苦与恐惧，决绝与不舍，纠结与悔悟等等，一定在病痛之外给她施加了超额的折磨与惩罚。这似乎是一个警告：面对命运中的痛苦与折磨，没有什么人能够攫取到豁免权。而且有些时候，你的愿望和努力与实际结果成反比。

她在清晨的安睡中没能醒过来，没有留下一句话。但我并不因此遗憾。在她生病前后的日子里，在我们拥有的共同岁月中，我们已经把我们所能理解的人生问题，包括无可弥补的遗憾与感悟，都重复总结无数遍了。但我们都隐约明白，至少是心存疑虑：如果人生重新来过，那些后来被总结认识到的各种遗憾或者“错误”，真的有机会得到纠正与避免么？那些被认为是“宝贵经验”或“深刻教训”的东西，真的能派上用场么？似乎并不乐观。命运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赋予你应有的性格气质，然后让你的人生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你一只脚轻松快意，另一只踏进深渊却不自知。我们帮她清洗、整理，穿上提前准备好的衣服。我们都平静地忙着，没有人号啕大哭，甚至连过度的啜泣也没有。我一边擦拭母亲尚有余温的遗体，一边与她做后的告别：妈妈啊，你放心踏实走吧，也该走了，咱们再也不用受这个罪了，这个世界不值得你熬了。这时，我眼泪默默流下来。

我这个告别语并不合乎母亲的真实想法。她热爱生活，非常想活下来。这种自然而然的抒情倾诉，在当时有不得不然的情境。人总是脆弱的，情不自禁就要暴露肤浅，而暴露肤浅通常都是很轻松很舒服的。但我也不必因此而感到羞愧，就允许我暴露一次吧。只是，这个世界到底值不值得煎熬，我其实并没有权利代替母亲下断语。以此类推，任何人都没权代他人决定人生的意义，即便是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也没有。

人生艰难，凡事尽量不要那么轻率下断语。

二

作为一个平凡的人，母亲的一生却过得有些不平静。她喜欢看书，喜欢UFO和外星人的话题，还特别称赞刘震云的小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震云讲起这件事，震云拿出《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在扉页上恭敬题写“请某某阿姨指正”送给母亲，这让母亲非常开心。母亲总是喜欢思考那些纠缠不清的大问题，反思她一生的得失—当然，经她反思出来的人生不说一无是处吧，基本上都是失败。她长期失眠，往往到后半夜还在看书或者冥想。我曾经跟她开玩笑说，您老人家本来是个朴素的劳动人民，却过了一辈子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她平时的情绪通常都是严肃甚至压抑的，这一次难得大笑起来，然后沉默。

母亲1934年生于民国时期的热河省承德市（现今河北省承德市）。按照民国时期的区域划分，热河省在黑吉辽东三省外，一向被认为是“东四省”，城市规模小到可怜的承德市，是热河省的省会。日本人继攻占东三省之后，于1933年3月向热河挺进，民国部队未战先溃，华北战区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热河省主席、热河前敌总指挥汤玉麟（即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中的“汤二虎”），在搜刮掠取大量民脂民膏后望风而逃，热河全境就此沦陷。据母亲讲，她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在“日据”时期的承德市做一个银号的小职员，支撑着六口之家。在她五岁时外祖父死掉了，外祖母失去了经济来源，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回到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自己的娘家讨生活。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岁月中，尽管一直都有“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之类的批判性说法，但在血缘宗法制支撑下的“投亲靠友”观念，大抵还是国人遭难落魄时非常重要也比较行之有效的生存原则。在当今时代里，这种传统信任即便还未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至少也是日渐稀缺了。

母亲经常对我回忆起1940年深冬，外祖母带领她们回娘家以及到了那边艰难生活的经历。向北走出承德市不到十公里的关卡，日军拦截了孤儿寡母一行人，她们被怀疑是抗日分子的间谍，于是关进了普宁寺—承德人俗称的“大佛寺”中。她记得她那时发着高烧，躺在佛堂冰冷的地面上等死，但也许是有佛祖保佑的缘故吧，三四天之后她竟然奇迹般地退烧活了下来，然后继续上路。从承德市到赤峰市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承赤高速中间著名的茅荆坝开通了一条长达6.8公里的隧道，现在开车两个多小时就到。在茅荆坝隧道开通之前，所有北行的汽车经过茅荆坝都要走盘山公路，海拔升高到1500米，气温骤然下降。每到冬季下雪后，茅荆坝都被往来承赤两地的司机视为畏途，我小时候就不断听到有冬季行车熄火的司机被冻死在坝上，或者司机不得不点燃满车货物取暖终逃出生天的传闻。

1940年代，两地还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以她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自己雇车，于是娘几个两条腿步行。这条路，当年她们走了将近二十天。从承德到赤峰的沿途，大部分路段都人烟稀少。据母亲说，如果不是茅荆坝上一户贫困人家收留和周济了她们，她根本没有机会走到赤峰，很可能就冻死在茅荆坝或者沿途上了。终，她们在赤峰的亲戚那里得到了帮助，熬到了共和国新政权的建立。后来，我多次听她回忆她得到的每一次帮助，大抵都来自贫困穷苦的人家。

童年的这些经历，显然对母亲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也许是过早地体会到了失去父亲庇护之后的世态炎凉，也许是兵荒马乱土匪丛生的年代在她的少年生活中留下了心理阴影，总之她变得敏感、多疑甚至有些神经质，不安全感、轻度洁癖、忽忽不乐伴随了她的一生。她嫉恶如仇，憎恶权贵的趾高气扬与为富不仁，相信贫穷与美德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这种源自个人经验的认知非常朴素也非常简单化，很多时候，她对公平正义、正直善良与“坚持真理”等等道德品质的信奉与强调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这些粗放的原则性无论在书本上还是听起来都是正确的，但并不能保证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必然正确，也无法容纳那些复杂多元的有厚度的人性元素。因此，她比一般人更容易感受到她眼中的“不公正”，不能像大多数人那样与环境相安无事。这一点，很可能使她在别人眼中成了一个喜欢争执的人，也让她的一生吃了太多的苦头。她的亲哥哥大她将近十岁，不知为了什么事，母亲认定他作为家中的男孩子，在外祖母和几个妹妹困难的时候“不顾家”“不负责任”，误解和怨恨使她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与哥哥的关系相当冷淡 ，并发出过“就是要饭也要不到你家门口”的怨言。这个心结直至晚年才释怀。而事实上，我舅舅本分厚道勤勉持家，辛苦了一辈子，无论经济状况还是工作环境，都远不如她。

随着“辽沈战役”结束，热河全境获得解放。1949年3月，她在赤峰市参加了新政权的初建工作，这时她不满十五岁。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起工资制，没有薪水可拿，但供给制首先保证了她能吃饱，日常也偶有其他食物带回家，外祖母和家里后来比较多地依赖母亲这份工作。那是母亲记忆中充实也幸福的日子，她被包围在一个特别有爱的集体中，受到了很多照顾。队伍中那些年长的大哥大姐都是穷苦出身，知道母亲家境贫困，大家都乐于帮助她，而根本的帮助手段，无非就是节省下自己的食品物资送给母亲带回家去。用母亲的话说，“那是真诚无私的”。她识字学文化并热爱读书的习惯，应该是从这个时候养成的。更重要的是，当时建立在资源短缺基础上经济分配的“公平”以及人与人彼此友善相助的“真诚”，对她世界观的形成再次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她弄不懂太远大的社会理想，估计也不太明白“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但从童年开始到现在的生活经验，似乎让她确信贫困与真诚、美德之间有神秘的联系。她因此热爱新政权和这个政权创造的充满希望的新生活，这或许就是属于母亲的朴素的“人民性”认知。

她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进入了共和国，可谓天真烂漫朝气蓬勃。大概今天很多人会嘲笑这份精神元素，或曰“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或曰“左派幼稚病”。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吧。但是在母亲那里，穷人与美德的直观经验是她进入新社会的钥匙。她并不知道，仅靠“真诚”“单纯”这类词汇是难以识别和驾驭事物的真实性复杂性的，她也不知道穷人不再那么贫穷之后的社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