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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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开杰 主编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28340
出版时间2015-1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8元
货号1201272189
上书时间2024-05-2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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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开杰，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法学硕士学位(社会学专业方向)和经济学博士学位(产业经济学专业方向)。2008年1月一2009年1月，在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学系任访问学者，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任研究助理。现为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执行主编。在CHINAPERSPECTIVE、《中国行政管理》、《中国特色杜会主义研究》、《当代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中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译文60多篇，已出版《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合著)、《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合著)、《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合著)、《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路线图》(合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主编)、《后福利国家》(主编)等著作和《优选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协商民主及其超越》、《“友成”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译丛》等译著，共计11)多部。主持和参与靠前外课题20余项，获学术奖励10多项。
目录
序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回顾
序二：比较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前言
辑 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停滞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
关系型融资制度及其在竞争中的可行性
金融市场中的披露管制：现代金融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的意义
金融自由化的利弊
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介绍“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
第二辑 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
各国证券管理体制比较
证券市场失败的教训：私有化、少数股东权利保护和投资者信心
美国证券市场的强制披露与投资者保护
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东亚美元本位、浮动恐惧和原罪
金融自由化、危机和救助：拉美和东亚对中国的启示
第三辑 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
我国金融市场形成的两个问题：金融抑制与经济气泡
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经济改革
论中国的“经济过热”与通货膨胀
中国国有银行的坏账及其处置办法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
入世后中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策选择
第四辑 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
中国的金融体系何时能满足其需要？
中国的金融深化：顺序性与难题
国家目标、政府信用、市场运作――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探讨
关于中国的银行与企业财务改革的建议
关于设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想与建议
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评价与体制机制优势的比较
进一步加强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
内容摘要
本书属于中央编译局“《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30周年纪念丛书”之一。这一杂志30年来倡导比较的方法，开创出各种独特的视角去研究变革中的经济、社会、政府、制度等各方面问题，因此，在这一纪念丛书中，从方法论和研究视域的角度提炼了杂志六大方面的内容成为一个学术体系，本书汇编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创刊30年来在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讨论的经典文献。
精选入编的25篇文献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与金融监管”、“证券管理与金融稳定”、“金融市场与企业融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等议题。入选文章的作者均是靠前外金融领域的非常不错人士，文章在发表后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尤其是推动了具体的金融政策改革和实践，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罗纳德.麦金农，本刊创刊主编之一吴敬琏，尼古拉斯.拉迪，以及青木昌彦等等均是靠前非常不错的经济学家。本书坚持中外制度比较的视角，既收入原创性文章，也收入译文，力图反映出优选金融市场与金融体制改革在过去30年的主要发展脉络。本书值得广大理论工作者和政策实践者参考，有助于开阔广大读者的视野，更好地服务于当前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
精彩内容
序二：比较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
[美]雅诺什？科尔奈 序 张定淮 译
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创刊30周年之际，我对杂志的编辑和读者表达真挚的祝贺。《比较》杂志在中国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伟大变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精神生活的复兴，以及源自全球社会科学新思想的传播都作出了贡献。关于此，我还想说：敝人与《比较》杂志有直接联系，杂志曾发表过我的多项研究成果。这使我感到荣幸，因为《比较》杂志使中国同仁了解了我的思想。
在以下内容中，我力图回答两个问题，它们看起来与此次庆典相吻合，即两者都是展望未来的。一是大家熟悉的“比较经济研究”的前景如何？二是由比较经济研究衍生出的分支学科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借此机会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发表一点拙见。
一、“比较研究”的过去与未来
詹科夫等人在2013年曾撰写过一篇关于新比较经济学的文章（Djankov et.al, 2013）。他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新方法，引起很大关注并激发了一场生动的辩论。在导论中，该文为将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划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提供了依据。在“旧阶段”中，只要社会主义经济仍在发挥作用，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比较始终是比较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但随着一些社会主义经济崩溃，世界面临贫穷、低效和大规模杀戮，对“主义”进行比较的研究就不再是“比较研究”关注的议题。在“新阶段”中，唯一的论题是对如今胜利凯旋的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比较〖ZW（B，6”〗〖KG*2〗我在此处和本文其他地方所使用的“资本主义不同类型”和“社会主义不同类型”的术语与霍尔和索斯凯斯所著的那本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资本主义的多样性：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以及其具有开创性工作之后出现的文本中对该术语的运用，是同样的意思。〖ZW）〗。在那些不相信这种划分法的人中，我是持中立立场的。
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制度巨变之前，学者们已经对各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几十年来，围绕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争论从主题上看可以概括为如下内容：是否只有双手沾满血腥的极端集权的、让大众饥肠辘辘的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形式？我们是否可以描绘出另外一些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能否实行某种形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能否实行某种形式的“更像样的”的民主社会主义？
从时期来看，对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进行白热化的比较，与对社会主义改革的争论是同步进行的。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经济处在巅峰之时，美国和西欧的许多人士就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过日本经济奇迹。他们试图理解：政府的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经济部门对经济过程进行积极干预的程度如何，以及最重要的问题：投资是如何分配的
〖ZW（B，6”〗〖KG*2〗日本经验比较研究的开创者是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他将日本和中国的体制分析用于制度比较的综合研究之中（参见Aoki，1988、1994、1996、2007）。〖ZW）〗。多年来，无数的学者倾向于将日本奉为典范，这种倾向直到日本经济下滑并开始出现长期的停滞，才戛然而止。
尽管存在成王败寇的事实，但仍然有人雄辩地支持继续聚焦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大制度”进行比较。
1.如果我们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对照，那么资本主义的属性就更好理解。严格的二分法（sharp dichotomy）能提供海量信息，并非唯独我们的研究领域如此。例如，自然科学对这种“大”的分类进行界定和比较：有机物质与非有机物质，活生物与死生物，尤其是在有生命的世界中，对新近进化有机物族群与其他族群，如脊椎动物与非脊椎动物的比较，哺乳动物与其它脊椎动物之间的比较，等等。我的研究工作就是对“大体制”（great systems）进行比较。拙著《动力、竞争与过剩经济》（Dynamism，Rivalry and the Surplus Economy）对具有社会主义特点的短缺经济和具有资本主义特点的过剩经济做过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制度因素的作用。两种制度在体制框架、动机和行为规律性上都彼此迥异，其中，一种制度存在普遍、长期和严重的短缺现象，而另一种制度则具有普遍、长期和严重的过剩现象。
2.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不时存在着与某些社会主义特性相像的“岛屿”。公有制而非私有制在其中居于支配地位；是官僚机构而不是市场在协调着人们的活动。比如许多国家的公费医疗。在这些“岛屿”上，由于实行免费和行政开支大幅削减的缘故，大量事例可以证明短缺经济现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症状存在，比如排队、漫长等待，买方（在这种情况下即患者）任由卖方（卫生当局）摆布。如果我们知道，类似的安排不只是被插入“岛上”，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式时的真实情况，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岛屿”的运作。
3.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虽然在历史现实中失败了，但它继续存活于许多人的脑海中。有关调查令人信服地表明，一部分人念念不忘变制之前的那段时间，他们相信那时的生活更加美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怀旧程度不一，俄国是怀旧情绪最浓的国家之一。经济问题愈多，怀旧情绪也就愈浓。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这些人用一种“虚假意识”来评价社会主义，是毫无意义可言的；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对变制之前阶段的珍视，是一种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fact）。不同的“新左派”政治思潮可以建立在这种扭曲了的集体记忆之上。与其说这些思潮建立在对过去的理想化记忆之上，还不如说它们试图窥见想象的、新的、更好的社会主义愿景。他们的推理基于这样的想法：“不错，在列宁、斯大林、勃涅尔列夫和其他形式的专治社会主义时代，的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让我们重新开始，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采用新的、更好的领导”。如果我们恰如其分地理解社会主义特性，如果我们能够解释这些严重的溃败及可怕的后果不是由个人属性或由这个或那个领导人的错误决定所造成的，而是制度本身的基本属性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有力地对这种观点进行回击。
因此，在我看来，我会强调“比较经济研究”的连续性，而非强调与1989~1990年间的体制发生巨变有关的断裂性。不同层次的学者之间有着连续性，而且新生代学者不断加入其中。研究项目的组织机构的参与者和出版机构之间也有着连续性，新的机构从开始就一直在形成，其名称都与“转型”相关。由此，让我们转向第二个论题。
二、“转型经济学”的未来
1987年，有28个国家归共产党统治〖ZW（B，6”〗〖KG*2〗这个数字是从我的《社会主义制度》专著中提出的。其他很多学者也引用了这个公开发表的列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数字可能是一种共识。〖ZW）〗。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28个国家演变为了48个继承国〖ZW（B，6”〗〖KG*2〗这个总数只包括国际法所承认的国家。它不包括前任国家塞尔维亚所不承认的科索沃，以及从苏联领土涌现出来的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卡地区。摩尔多瓦是包括在内的。〖ZW）〗。在28个国家当中，唯独朝鲜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保留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属性，古巴也可能是这样，但是古巴已经隐隐约约发出转型的信号。在其他国家，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它们现在带有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属性。这在曾经的社会主义的中东欧国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苏联的继承国家更是如此。
我了解国企在中国和越南有巨大力量和影响，不过我敢断言，整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域“转型”期已经完成。但是，政治领域的转变与此大相径庭。保罗？亨廷顿（Paul Huntington）在其经典研究，即1991年的文章和当年的著作中，用“第三波浪潮”来命名1974年至1991年间众多国家从专制独裁政权向民主政权的转变，以及政府政治形式的巨变。第三波浪潮的最后阶段席卷了后期的苏联以及共产党统治下的中东欧，但是从未波及到越南。亨廷顿警告说，新的民主政权很脆弱，我们无法排除这些民主政权最终不能长治久安的可能。
这就是发生在俄罗斯的情况。当历史学家划分历史阶段时，他们喜欢将该阶段的起止与日历上的日期加以联系。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说，俄罗斯历史上短暂的民主阶段始于叶利钦1991年就任总统，终于2000年叶利钦卸任总统。不论那时的经济政策多么动荡、多么暧昧，那几年俄国的政治形式具有民主的所有基本标志。在2000年掌权后，俄罗斯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独断专行的政治体制从那时起就形成了。
亨廷顿的危险意识在匈牙利也得到了证实；自2010年以来，匈牙利的政治领域发生了大逆转。在1989~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在众多严重的失败、失误、磨难和经济问题中，仍然自行确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自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和他领导的政党掌权以来，几种民主体制被陆续废止，新的独裁制度涌现出来并已相当稳定〖ZW（B，6”〗〖KG*2〗参见：Kornai，2012、2014b；Magyar，2013、2014；Scheppele，2014。这五部著作提供了许多进一步参考的资料。可惜的是大部分的研究只有在匈牙利进行。〖ZW）〗。
这种倒退与亨廷顿所用的视觉比喻“浪潮”意象是极为吻合的。坐在海滩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浪又一浪冲上岸，而第三波浪可能甩脱许多泡沫，抽身而退。
从政治领域来看，我们将这些处于后社会主义国家区域的所有国家划分为三类：
1.民主国家。这里，我会列出以下国家：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2.专制国家（the dictatorships）。越南属于此类〖ZW（B，6”〗〖KG*2〗我已经在属于类的国家名单中做出了说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曾经是苏联的共和国，已被列入民主国家。属于苏联的其他继承国家没有在此列出。其中哪个国家应当被列为专制国家，哪个应当被列为独裁国家，我心中没底。那些熟悉这些国家政府体制和政治领域状况的人在做出这种判断上是唯一具有发言权的。不过，现在已经明了，我将苏联优选的继承国俄罗斯置于了独裁国家而不是专制国家之列，这在以后还要进行讨论。可惜我对许多的非欧洲国家的政治发展情况不太了解，而这些国家在1987年的28个国家的列表中是处于突出位置的。〖ZW）〗。这个国家已经发生很多变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胡志明当政的时代，共产党掌权，其政治纲领是消灭资本主义。这不仅可以从共产党的辞令中窥见一斑，也体现在其行动上：消灭私有制，根据中央的命令引入协调机制。后来，共产党开始了与经济改革并行的改变。它保留了名称，并且仍然提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词。党的最高层与企业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将这些变化与早期的恐惧作比较，压制已经放松。
3.独裁国家（the autocracies）。这类国家居于类和第2类国家之间。独裁国家的重要特征是它具有居中性。它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专制国家。这里强调两个“不是”，就是要充分理解其性质〖ZW（B，6”〗〖KG*2〗在政治学和政治的日常语言中，其他具有中间性质的名称也广为流传，如，“吝啬的民主制”(Fareed Rafiq Zakaria,1997)。在匈牙利的版本中，受到卡尔？斯密特著作(Schmitt 1923 \[1985\] and 1928 \[2008\])的启示，“Führer-democracy”这个词出现在了Krsényi(2003) 的研究成果中。不仅在名字上没有形成一致，在标准的区分上也没有形成共识，而区分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非民主国家是需要一种标准的。这段短篇幅的引言不足以使作者加入到涉及介于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政府形式的概念性和重大性讨论之中。〖ZW）〗。
的俄罗斯和欧尔班的匈牙利，由于清除了许多基本的民主制度，所以不是民主国家。让我列举几条事实：权力部门之间持续分离，议会对于政府进行有效控制，法院的各个方面完全独立，包括独立的宪法法院，有一套针对权力争夺的有效制衡制度，从法律角度来看，相互竞争的政党在选举中机会均等。当权的政治力量“强化”自己，在自由的议会选举中不能被解散。
同时，有一点必须指出，独裁（autocracy）并不是专制（dictatorship）。有些绝对重要的属性可以将“独裁”与“专制”加以区分。多党制保持下来，反对派势力可以自由组织，反对派政党在议会中有代表。让我们思考一下俄罗斯的例子。在俄罗斯，抗议被压制，但抗议不是不可能的；抗议者会被大批送进监狱或在人群中被枪杀。基于虚假的指控作出判决，几个重要的反对派政治家被长时间囚禁。这具有一种威慑效果。然而，摆样子的公开审判、古拉格集中营、将数百万人推向死亡的运动的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死亡恐惧，并未征服现在的俄罗斯社会。
总而言之，独裁不是专制，但我没有在“不是”（not）之前加上一个“还”（still）字。我们不能说，独裁变成专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独裁统治的政治条件可能是稳定的，且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也可能由于某种历史性“地震”而寿终正寝。
一个类似的公开问题是，后社会主义专制政体的政治领域有着什么样的未来？专制的较弱形式会被更为强硬、更为残忍的镇压手段所取代吗？抑或一种反方向的进程得以开启，政体（不论快慢）将转变成独裁或民主？
我从自身的经历，尤其是通过学习世界历史认识到，对重大转变不可能做出牢靠的预测。相似情形的数量太少了，不足以使负责任的学者做出在统计学上“生效”的结论。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变化和质变都是由一系列不可复制的不同政治、经济、地方和国际性的一次性因素造成的。我们可以解释法国革命的不同系列因素，但不能把它们用来解释1917年俄国革命或者1956年匈牙利革命；“利比亚之春”既不同于“突尼斯之春”，也不同于2013~2014年的乌克兰事件。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将后社会主义故事的政治并发症前置，是出于多种动机。我不敢苟同许多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普遍的做法——他们试图固守专业界限。比较经济学家们只关注中国、俄国和波兰的GDP和预算，结果他们无力对与经济变革并行的其他生活领域正在发生的改变作出判断。比较政治学者只关注政治事件，而不愿操心经济变化。实际上，跨学科方法是不可或缺的。
现在，且让我回到引言中所提到的问题：“转型经济”的未来。在一个基于经验研究和现实变化观察的研究项目中，这个问题既与观察和分析对象不可分，也与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未来相连。这种“转型”在经济领域已经完成。这同样适用于以上三类国家，而这三类国家的政治结构有所不同。不论它们之间的差异何等明显，它们的经济是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
相比较而言，这些政治上多样化的三类国家未来的政治发展却不可预见。在一类国家中，从共产党专制向西方式民主的转变已经完成，它们已经从第3类跨越到类。但俄罗斯和匈牙利的例子显示，这种变化并非不可逆转，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存在着从类转向第2类的危险。
那些现在处于第2类或第3类的国家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动弹，但它们也的确存在着脱身的机会。存在着这样一种紧迫的危险，即一个或另一个第2类独裁国家的政府形式退变为第3类专制政体，或在第3类国家里，目前尚弱的专制形式会被一种更为残酷的形式所取代。作为一个民主政体的支持者，我希望处于第2类（独裁）成员国甚或第3类（专制）的这个或那个成员国会朝着类（民主）国家方向发展。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大国，如俄罗斯，那就不可能构成亨廷顿言之凿凿的第三波民主浪潮，而是一种新的第四波。
上述讨论并不隐含着任何的历史预测。它只是展现可能出现的图景的全貌。即使我们无法预言，但仍然有许多令人振奋的研究课题可做，仅列举如下几个。
，就整个后社会主义区域而言，上述国家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共性，明显有别于区域以外的国家，如，没有共产主义过去的国家？民主体制的脆弱、腐败，经济政策上的无能——这些不是后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属性，这在那些没有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国家同样明显。我认为，很多人的思维方式有着不少明显的特殊性，如对国家父爱式角色的顺从。这些曾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残留物，有没有可能显见于社会不同领域的实际运作中了？
第二，朝向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如何受到政治领域的政府形式的影响？压制性的非民主国家（上述第2类国家和第3类国家）发展更快，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断言〖ZW（B，6”〗〖KG*2〗这种观点反映在匈牙利维克托？奥尔班的一次演讲中。〖ZW）〗。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从长远来看，那些努力走向包容性民主的国家会减少歧视，实行人权，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会确保自身更快的发展（Acemoglu & Robinson，2012）。对后社会主义区域的48个国家所做的研究，运用比较社会科学的工具，为不愿意改变观点的学者提供了一流的实验室。
第三，在从事“比较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当中，许多人出道时是马克思主义者，如今却没有一个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对后社会主义变化的经验所做出的一些分析，在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方面提供了基本事实。现在，我只想强调其中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并表示历史上经济基础的变化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运动。后社会主义经验却与这一理论命题相悖。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表述来说，各种情形下的巨变均始于上层建筑。后来，具有很大相似度的（经济）基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制和市场调节为特征，却能与三种全然不同的上层建筑——民主政府形式、专制政体和独裁政体长久共存。
第四，在本文中,我并未提到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即每一个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处于国际环境之中，这对所有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不论它们是一体化的超国家成员（欧盟、北约）或是由发起成立的欧亚联盟成员。这个国家和其睦邻国家的关系如何？这个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何种形式的政治、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如在能源部门之间）？在相关国家的执政和反对派政治势力中，民族主义、反欧、反美情绪的浓烈程度如何，在政治辞令以及实际的外交和国内事务中的表达强度如何？这可能对政府形式的活力及经济改革产生影响。
第五，在引言部分，特别是在脚注中，我告诉读者，我对许多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国情孤陋寡闻，而鉴于1987年对这些国家情况的评估，我又将这些国家归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其他一些同事对这些国家更加了解，有些甚至是研究这些国家的专家。我深信，本文的分类（完成转型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三种类型的政府形式）具有适应性生命力，可以被用来描述现实，不论一个国家属于哪个类别。当我把曾经忽略的国家考虑在内，检验一下这种信念是否入情入理，以及这些分类是否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是不错的。如果答案是正面的，我们该如何归类每一个国家，我们又期待它朝哪个方向进一步发展呢？
且让我用两句话总结我给《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的作者和读者发出的信息：后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型”（从该词的原义来看）已经完结；从事“比较社会研究”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加迫切。
参考文献
Aoki, M., 1988. Information, Incentives and Bargaining in the Japanese Economy.Cambridge, UK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oki, M.and Dore, R. eds., 1994. The Japanese Firm.Oxford: Clarendon Press.
Aoki, M., Kim, H-K. and Okuno-Fujiwara, M. eds. ,1996. The Role of G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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