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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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怡 主编;彭继媛 著
出版社武汉出版社
ISBN9787554302095
出版时间2015-09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6元
货号1201173801
上书时间2024-09-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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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继媛，1974年7月生于湖南永顺，土家族，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吉首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已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浅议民国传统诗话的现代品质》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9期，《道家母性崇拜与中国当代文学》发表在《求索》2010年0期。独立主持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道家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2010年），独立主持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民国诗话的文献整理及其现代性研究》（2013年）。
目录
引论：中国现代旧体诗话与新体诗话的概念辨析
编 西学东渐中新旧体诗话批评主体的现代性
章 中国新旧体诗话作家社会角色的变化
第二章 新旧体诗话作家知识结构的变化
第三章 留学背景与旧体诗话作者的知识结构转变
第二编 西学东渐中的旧体诗话传统性与现代性
章 西学东渐中的同光派诗话
一、同光派诗学传承与嬗变
二、新文学诗学观念中的“同光派”资源
第二章 西学东渐中的南社诗话
一、南社诗话唐宋诗学之争
二、南社诗话的革命倾向
三、西学东渐中的其他旧体诗话
第三章 西学东渐中旧体诗话的现代嬗变
一、旧体诗话批评对象的变化
二、旧体诗话批评内容的现代质素
三、旧体诗话批评话语的现代性
四、旧体诗话批评思维的现代性
第三编 西学东渐中新体诗话的现代性与传统性
章 新体诗话的萌生与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新体诗话
二、共和国时期的新体诗话
第二章 新体诗话与外国诗学的关系
一、新体诗话批评对象的西化倾向
二、新体诗话诗论与外国诗学的相通
三、新体诗话中西诗学的比较与融合
四、新体诗话中的译诗主张
第三章 新体诗话在意境理论上对旧体诗话的承继
一、旧体诗话中传统意境理论的演变
二、新体诗话现代意境理论的传统承继
结语：诗话作为现代民族文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第四卷，由彭继媛，李怡编著。
《西学东渐与中国新旧体诗话的分野(现代中国大文学史论)》主要阐述20世纪中国诗话在现代诗学体系整合建构中的理论意义。清末民初以来的西风东渐，使中国的诗与诗学有了新、旧之分，因此诗话也有了新旧体诗话之分。同处中西、新旧杂糅的现代诗学语境，新旧体诗话分属不同的诗学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分野，却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契合，但很终分道扬镳，成为20世纪现代诗学建构中一个耐人寻味的诗学现象。本书运用“回到文学本身”的方法，将20世纪中国新旧体诗话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力图对西学东渐中的20世纪新旧体诗话创作本身作一宏观的、整体的观照，以深入探讨诗话进入现代文学阶段之后新旧体诗话的分野、契合及再次的分离，从而彰显诗话这种传统的诗学批评方式在西学盛行中的深刻变化以及20世纪新旧体诗话在现代民族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精彩内容
回到“大文学”本身？
李？怡
“回到文学本身”，曾经是一个美丽的倡议。20世纪80年代，有感于中国文学受制于社会政治这些“文学之外”的现实，我们提出“回到文学本身”，注重“文学之内”的研究，强调“审美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代中国人觉悟到谈论文学不再等同于政治表态，也有别于道德教育，对“文学作品”思想与文字的鉴赏从此成为一件意趣盎然的事情，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复苏的基础，也是《名作欣赏》闪亮登场的历史背景。《名作欣赏》，一个似乎意味着文学普及的名字，在80年代的意义却远远超过了“大众普及”，而成为广大文学研究学者自我训练的起点，在当时，数量众多的活跃一时的文学研究者都与《名作欣赏》结缘，或者贡献自己的新锐见地，或者长篇连载，甚至就是在此发表处女之作。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学形势”陡变。一方面是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都逾越了“文学”的边界，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与思想史的领域里一展身手，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日益跨出了“文学”的范畴，成为其他学科特别是现代政治学、思想史、社会学的一种材料。进入新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研究”的范式更在中国流行开来。“文化研究”最早产生于50年代的英国，其先驱人物是威廉姆斯（R﹒Williams）与霍加特（R﹒Hoggart）。霍加特在1964年创办的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是个正式成立的“文化研究”机构，从80年代开始，“文化研究”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美国等地迅速发展，至今，它几乎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领域。“文化研究”进一步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将文学作为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的有机元素，其重点不在品味文学的审美个性，而是掂量和解剖其中的“文化意义”，特别是热衷挖掘社会结构中种种的阶级、权力、性别与民族的关系。可以看到的现实是，“文化研究热”已经以汹涌澎湃之势在中国高校与学术机构中蔓延开来，每年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样的学位论文：在文学的学科标志下尽力展开的却是关于社会文化与历史问题的广泛讨论，文学现象不过只是其中的部分材料而已。
西方的解构主义也以“文学性扩张”的判断给予这样的思路莫大的鼓励。乔纳森·卡勒告诉我们：“如今理论研究的一系列不同门类，如人类学、精神分析、哲学和历史等，皆可以在非文学现象中发现某种文学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雅克·拉康的研究显示了诸如在精神活动中意义逻辑的结构作用，而意义逻辑通常最直接地表现在诗的领域。雅克·德里达展示了隐喻在哲学语言中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克列德·洛维一斯特劳斯描述了古代神话和图腾活动中从具体到整体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类似文学题材中的对立游戏(雄与雌，地与天，栗色与金色，太阳与月亮等)。似乎任何文学手段、任何文学结构，都可以出现在其他语言之中。”
文学内容的日渐稀少的确令我们对“文学”的曾经的痴迷遭逢尴尬，越来越多的“文学之外”的知识领域的入侵让我们对自己的学科归属不无焦虑，甚至“绝望”：
没有人对诸如文学叙述、描写和修辞，以及审关经验这类东西感兴趣。失去了这些探讨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什么理由再撑着文学这张招牌呢？
传统的文学学科，更不用说现当代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回文学的困境不是来自外部其他强势学科的挤压，而是自己要改弦更张。就像一位黄花闺女，不是受到外部强迫，而是自己打定主意跃跃欲试要出台——这有什么办法?
写下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别人说三道四，也包括对我们自己在内的文学同仁们的警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难以在潮流之外，没有人能够被幸免，也没有人能够被赦免。正像当年杀死上帝一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杀死文学的刽子手，如现在不放下屠刀的话。
就是我自己，也因为文学史叙述一再为抽象的理论所占据而充满困惑：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我曾经试图提出：“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
当然，所谓学科的“规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完全的共识，我们也无法断定跨越性的研究在未来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新的学科，形成新的学术的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当我们跨出了文学，试图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领域里寻求伸展的时候，也同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我们怎样将“文学”作为材料，最终都必须在其他学科中取得真正的发现，换句话说，以“文学”为跳板，我们最后要达到的“高度”必须符合其他学科的水准。比如我们可以借用左翼文学的社会批判主题说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状况，但30年代的中国是不是就如我们这些文学材料中所描述的那样呢，“文学”自己就不足够了，能够检验我们结论的一定是历史学的相关“规范”，我们也可以通过延安文学的发展探讨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但是进入社会史、经济史与政治史的领域，可供我们比照分析的主要不是文学的想象，而是一系列丰富的数据与案例，在这个时候，我们既有的知识显然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近几年来，在突破文学边界，进入“文学之外”的道路上大步前行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尴尬，例如新左派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希望将延安——十七年——“”的文学历程肯定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文化硕果，殊不知，不仅其他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人难以认同，就是类似的困惑吸引我们的研究者开始迈出（或者说“解构”）了“文学”的大门，企图在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发展的层面上寻觅现代中国人的切实追求，而“文学”逐渐降低为社会文化整体面貌的组成元素之一。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说中国的20世纪是一个非文学的世纪，是指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就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自身的本体性要求未能得到充分的张扬，文学的审美特性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政治化思潮影响和制约着20世纪大多数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就20世纪文学而言，如果不顾历史的氛围，忽略文学生长的特殊政治背景，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
在今天，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诸多历史事实的逐步澄清，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现代中国作家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等待他们关怀和解决的“问题”决不只是作为“艺术”的文学，在更多的时候，文学的问题、艺术的问题是不得不纳入更大的也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的整体问题框架中来加以思考的，而且问题本身的错综复杂与历史的流变繁复也使得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单纯，介入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也需要不断地调整，在这个时候，抽象、笼统地谈论“回到文学本身”显然也是空虚的，无的放矢的。
既不便抽象地诉求“回到文学本身”，又不能因为超逸“文学”而陷落到四不像的尴尬，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努力的方向呢？在我看来，一个可供思考的方向就是：继续回到文学，但不是那种理想化的“纯文学”，而是包含了诸多社会文化信息的“大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未来，也许就在“回到大文学本身”。
回到大文学本身，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对“文学”的关注融入对社会历史的总体发展格局之中，也就是说，在20世纪，既然文学本来就不能独善其身，那么就不妨最充分地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将文学的阐释之旅融通于寻找历史真相之旅，这里有现代中国政治理想的真相，经济生态的真相，也有社会文化整体发展的深刻烙印，与历史对话，将赋予文学以深度，与政治对话，将赋予文学以热度，与经济对话，将赋予文学以坚韧的现实生存品格。
回到大文学本身，最终体现“本身”的还是“作品”，也就是说，所有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对话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离弃文学作品，直接讨论现代中国的历史、政治与经济；恰恰相反，进入“文学之外”，是为了最终返回“文学之内”，这里的“内”不是抽象的本质化的事物，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说，对所有历史文化的考察、分析并不是要确立我们新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而是深化和完善文学作品的“阐释学”。
回到大文学本身，我们的理性认知与感性想象、知识社会学的考辨与感悟体验式的批评也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发展，曾经以对理性规范的强化来排除文学的感性想象，以知识论的建构质疑体验论的缺陷，其实，即便是在“文学之外”的最抽象的理性思辨之中，我们也难以摆脱骨子里的文学想象，反倒是不能自我承认的这种“想象”干扰了本该“不必想象”的社会科学的认知。与其让想象与感性如此扭曲地存在，不如为他们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结构”。如果我们力主回到以作品阐释为旨归的“大文学”，那么保留和发挥我们的感性想象也就是“文学”的题中之义；与此同时，跨出“文学”的“小”，纳入“文学之外”的“大”，也让其他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方法有了一席之地，让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社会科学认知模式有机会进入文学研究，弥补我们既往学术的种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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