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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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伟 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8175067
出版时间2018-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8元
货号1201619144
上书时间2024-09-0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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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伟，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案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政治经济学、新兴市场金融学、公共财政和应用经济等。
目录
章 隐忧下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短期企稳与长期挑战
GDP增速趋势性下滑
“中国奇迹”并不特殊
压力之下也有乐观迹象
股市大涨，债务危机?
多赢的游戏
关键在于杠杆
降低融券成本
一致的乐观：非理性繁荣?
万科与保利
房地产调控的正反馈特征
政策的矛盾与反复
打破房地产运行的正反馈机制
能否皆大欢喜?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
提高TFP增速
第二章 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圣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劳动力供求关系逆转
泰国和韩国的例子
中等收入陷阱
未富先贵
产能过剩的背后
哪些刚性成本?
债务难题
日本教训
未富先贵
中国经济发展原动力
经济发展的三大原因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辨析刘易斯拐点
何为刘易斯拐点?
中国真的到达了刘易斯拐点吗?
工资上涨利大于弊
如何分享城市化的果实?
新增长理论
城市发展的人口规律
改革城市管理政策
第三章 新时代的改革闯关
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稳健的货币政策?
货币投放渠道的演变
外汇占款之后
为存款利率放开喝彩
金融抑制与隐形税收
金融抑制与地下经济
金融抑制的后果
消除金融抑制
结构改革需要拨乱反正
股市：慢牛变疯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房地产去库存
从控制经济到拨乱反正
结构改革不能再拖
结构改革应处于优先地位
不要坏的经济增长
如何看待6．5％
产能过剩与防止踏空
提高消费，遏制投资
减弱企业投机心理，推行金融改革
新时代的改革闯关――试论改革的困难、应对和超越
债务问题
要消费，不要GDP
四个领域的改革
改革的方向
改革闯关
第四章 中国企业的困境与出路
改变企业的做大情结
国企的做大情结
民企的做大情结
铁本案例
大而不倒?
路在何方?
公司控制权市场与维护股东利益之辩
什么是公司控制权市场?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正面作用
内容摘要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脱离了贫困，制造业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选中国制造的阶段。国家实力显著增强，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优选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在以中高速发展。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的一些内外矛盾也在不断积累。产能过剩、债务迅速增长、房价高企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都在增大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风险。中国经济如何才能走出这些风险更上一层楼，将是优选关注的焦点。
虽然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巨大的危险，但中国仍有“低垂的果子”可摘。《中国经济新征程(结构改革与长期增长潜力)/蓝狮子经济学家系列》作者李伟教授从城市化、汇率和产能过剩等角度切入，直剖中国经济改革的本质问题，辨析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与风险，明确指出要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经济发展的损害，让经济重新起飞。
精彩内容
序一
|余永定
李伟教授是一个典型的 “海归”。他１９８７年赴美国，在密歇根大学经济系就读博士学位；１９９４年毕业后去杜克大学商学院任教；２０１１年正式放弃了海外教职，加盟了长江商学院，并一直任职终身教授至今。《中国经济新征程：结构改革与长期增长潜力》是李伟教授出版的本文集。
我与李伟教授素昧平生，但是对李伟教授有所耳闻，知道他在长江商学院口碑不错。更重要的是，我知道自２０１１年９月开始，在李伟教授领导下，长江商学院开展了一项名为 “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 ”的调查项目。该调查项目每月开展一次，其具体程序是在长江商学院的学员中分发问卷，调查企业家对企业未来半年经营状况的预期。
我本人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宏观经济，对微观层面的问题（特别是企业问题）所知甚少。唯其如此，我对 BCI抱有很大的好奇心。宏观经济理论必须有其微观基础，由于种种原因所致，由微观变量加总出来的宏观变量的行为同微观变量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宏观变量的行为同微观变量的行为应该是一致，即便出现不一致之处，也应该能够根据微观变量的分布特性，对这种不一致性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在更多的情况下，宏观变量（如消费需求）只不过是把代表性居民的消费需求乘以 N而已。尽管这种利用代表性居民或企业简单加总的处理方法失之过简，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观察代表性居民或企业的行为是可以推出正确的宏观经济结论，或者至少可以用代表性居民或企业的行为来检验已经推出的宏观经济变量的行为是否正确。尽管对李伟教授讨论的许多问题是门外汉，但出于对李伟教授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好奇，我还是贸然答应了为李伟教授的文集作序。只有这样才能先睹为快嘛！
《中国经济新征程》是李伟教授近几年来对中国经济中一系列问题思考的成果。这些问题包括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和城市化等中长期问题，也包括对股市动荡、债务危机、房地产调控、公司融资、非金融公司债务、货币政策、金融抑制与金融自由化、公司控制权市场等一系列热点问题的讨论。
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我不可能对李伟教授涉猎的所有问题做出评价。我只能说，对李伟教授在本文集中所表达的大部分观点我都是同意的。例如，在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问题的讨论中，李伟教授指出，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曾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从２００８年开始算，中国仍有２０年平均８％的增长潜力。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论断。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持续增长的时间，２０年；二是年化平均增长率数字，８％。李伟教授对这两个具体数字持保留意见。这里要说明，保留意见并不代表李伟教授认为林教授过于乐观，而是说李伟教授对这样具体的数据没有准确的、基于实证分析的推论，最后的发展结果既有可能低于林教授的预期，也有可能高于其预期。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李伟教授也赞同中国经济仍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因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其仍有大量 “低垂的果实 ”可摘。只要摆脱人为设置的制度性障碍，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就会马上转化为现实。我以为，这是一个十分公允的观点。
李伟教授在文集中有不少地方涉及企业债务，即对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的讨论。笔者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和最近几年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研究，愿意在此对李伟教授的观点做比较翔实的讨论。李伟教授认为，产能过剩同企业债务分别是中国实体经济在资产端和负债端相对应的一对问题。产能过剩行业中存在大量低效的企业，低效企业无法通过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来偿债，在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经济中，这样的企业本来应退出。但在中国，这些企业得以继续存在，例如地方政府往往会出于就业的考虑而帮助低效企业继续运转。这些企业的生存必须仰赖于外部资金的输入，于是债务增长就必不可免了。
除了债务总额的问题，债务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一般来说，债务结构风险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期限错配，另一类是货币错配。期限错配指的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是长期的，而负债是短期的，这也叫作短融长投；货币错配指的是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是本币，负债是外币。在中国，这两种风险都存在，而且还在日益扩大。李伟教授的结论是，债务在未来必须是中国经济重点关注的问题，假如不能遏制债务规模和结构的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经济将面临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之大也许会超过我们的想象。李伟教授的这些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关于企业债务问题的解决办法，李伟教授介绍了一些外国投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渣打银行的解决办法包括：（１）处置或高达 GDP比重１０％的不良贷款；（２）关闭僵尸企业；（３）对国企实施预算硬约束（当企业资不抵债的时候需要破产）；（４）改进银行贷款审批标准，推进股市、债市纵深发展；（５）调整宏观政策组合，转向较低信贷增长和较高预算赤字。实现这些措施的代价是，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年间的平均 GDP增长可能小幅下降至６．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药方有三点。（１）迅速采取有效行动，否则今天的企业债务问题可能会成为明日的系统性债务问题。（２）确保同时清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问题。换言之，要双管齐下，同时治理银行和企业。这意味着不仅要将不良贷款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移除，对银行进行资本重组，而且要重组有问题的企业，不能允许企业依旧大面积亏损。（３）在修复企业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时，解决企业和银行部门最初催生危机的体制和企业治理问题。
解决企业债务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的原因。企业杠杆率有两种不同的衡量方法：企业债务对企业资本金之比和企业债务对 GDP之比。两种不同尺度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在讨论企业杠杆率时一般使用后一衡量尺度。李伟教授认为，产能过剩行业中存在大量低效的企业。低效企业无法通过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利润来偿债 ..这些企业的生存必须仰赖于外部资金的输入，于是债务增长就必不可免了。这种观点并无不妥，但我以为中国企业债务对 GDP之比的不断攀升有更为复杂的原因。
在探讨这些原因之前，我们似乎需要对企业杠杆率攀升的供给方原因和需求方原因加以区分。首先，我们要问：在不存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会不会负债？企业杠杆率会不会不断攀升？为简单计，我们
假设经济中只存在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不存在外部经济部门、股票市场和需求不足的情况。显然，在企业部门的投资大于企业部门利润、居民部门的收入大于消费的情况下，企业会向居民部门借债，而居民部门也会愿意通过银行或债券市场把钱借给企业部门。此时，尽管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工资＋利润＝收入＝支出＝投资＋消费），也会形成企业债务。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在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杠杆率上升的动态路径。根据我们的研究，从宏观角度来看，影响企业债务对 GDP比的要素主要包括：资本产出比、企业息税前利润率、股权融资规模占 GDP比、经济增长率以及企业债务实际利息率。
结合不同经济增长率和企业债务利息率假设，我们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来分析未来中国企业债务对 GDP比例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中国企业的投资效率（资本 —产出率）和利润率继续下降，企业直接融资对融资比例、银行利息率和通货膨胀率依然保持目前的水平，在中国经济维持７％左右增长目标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债务对 GDP的比例在２０２０年将超过２００％，届时企业收入的４０％以上都要用来支付利息。不仅如此，如果上述变量的变动趋势不发生变化，那么中国企业债务对 GDP的比例还会继续上升，在２０２５年前就会超过２５０％。显然，如此之高的杠杆率是任何企业都不能承受的。换言之，如果中国企业的债务上升趋势不能尽快得到扭转，在不久的将来，企业就会大量违约，银行不良债务就会飙升，中国就会陷入一场严重的企业债务危机。
为了避免企业债务危机的发生，中国必须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企业利润率，降低利息率，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并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适当提高通货膨胀率，以便降低企业的实际债务负担。
上述中国企业杠杆率动态路径并未考虑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基于供给面的企业杠杆率动态路径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今年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是以往投资形成的资本存量决定的。假设今年由于消费需求不足而出现产能过剩，如果依然按照以往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决定今年的投资，下一年的产能过剩问题就将变得更为严重。因此，存在三种可能的政策选择：（１）刺激投资需求；（２）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速目标，相应减少今年的投资；（３）刺激消费需求。传统上，中国往往采用种方法应对需求不足，即“通过盖更多的钢厂来吸收钢铁产能的过剩”。这显然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采取了鼓励基础设施投资的办法。在无法有效刺激消费需求的情况下，这种选择虽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但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需求不足问题的办法。基础设施投资（包括对公共服务的投资，例如教育和医疗等）一方面可以增加当期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尽量减轻未来产能过剩的压力。第二种方法从长期来看可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但其负作用是恶化当期的产能过剩，并导致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一旦形成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经济还可能硬着陆。第三种方法应该是最佳选择，但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的，没有必要的配套改革措施，这一方法很难成功。不难看出，在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选择（１）将导致企业债务的增加和杠杆率的上升（更多的投资对应不变的经济增长速度）；选择（２）可以使当期企业债务下降，但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企业的杠杆率可能不降反升；选择（３）不会导致企业债务进一步增加，也不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杠杆率。因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降低企业杠杆率所必须采取的政策依然是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和企业利润率、降低实际利息率（如名义利息率不变则需提高通货膨胀率）、提高直接融资比例。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可能意味着杠杆率中分母的下降速度将高于分子的下降速度。因而，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减少投资，固然可以减少企业债务，但可能使企业杠杆率不降反升。
以上分析说明，渣打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企业债务的分析和它们提出的解决办法虽然并没有什么错误，但过于一般化、缺乏完整性，没有看到去杠杆政策导致杠杆率上升的可能性。
李伟教授对诸如企业债务之类的热点问题的讨论是十分有益、富有启发性的。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疑问，希望李伟教授可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做进一步的展开，从而能够提出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李伟教授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事实上，在文集中的不少地方李伟教授引用了该指数提供的信息。例如，李伟教授援引企业投资前瞻指数和企业招工前瞻指数，说明尽管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种种困难，譬如成本上升、库存增加或融资困难，但它们依然在投资和招工。增加投资意味着企业家对未来看好，招工则表明经济增速放缓并未带来就业的大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将全面危及就业的说法，还缺乏证据。用数据说话，比什么理论都更能令人信服。然而，李伟教授在本文集中并没有更多地利用这套指数。在许多问题的讨论中，我一直期待李伟教授会通过这些指数支持自己的观点，或通过对这些指数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论题。坦白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多少有些失望。
最后，我想特别指出，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海归学者，在承担繁忙的教学任务之余，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加热点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建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 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重要，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献计献策同样重要。祝贺李伟教授本文集的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
序二
|魏加宁
因专业关系，我与本书作者相识多年，但以往见面所谈话题多是围绕中国经济走势及问题，很少谈及个人经历。当我看到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谈及他的丰富经历时，顿感十分震撼！
作者的求学治学经历，坎坷曲折，丰富多彩，简直就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这不仅体现了作者个人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还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大好环境下的勃勃生机，更展示了作者回报祖国、反哺改革的坚定信念，实在令人感慨不已。
当然，本书不是作者的自传记事，而是作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所以精彩之处还在于作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各种精辟分析。本书所涉猎范围甚广，既有宏观视野，又有微观视角；既有理论分析，又有案例剖析；既深入探讨国内各种问题，又旁征博引国外经验教训，并将所有这些问题聚焦于 “结构改革与长期增长潜力 ”这一特定话题之上，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作者在本书的章探讨了 “隐忧下的中国经济”，一方面展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作者客观深入的理性分析。实事求是，深入浅出，令人印象深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虽然短期企稳，但是面临着长期挑战。
作者在第二章 “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 ‘圣杯 ’”中，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长期挑战，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到如何克服 “未富先贵”，从国内实践到国外经验，所提问题皆为中国经济发展之要害，说明作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和洞察，又体现了作者长期积累的深厚学术功底。
第三章讲的是 “新时代的改革闯关”，提出对 “结构改革需要拨乱反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前国内对 “结构改革 ”存在的种种误解，可谓正中时弊。进而，作者还明确提出 “结构改革应处于优先地位”，实在是苦口良药，一语中的！对此，本人深表赞同！
作者在第四章 “中国企业的困境与出路 ”中提出要 “改变企业的做大情结”，这一提法正好与本人最近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谋而合。最近一个时期，本人一直在探讨恐龙究竟为何突然灭绝？为何在同样的气候变化条件下，恐龙全部灭绝了，而哺乳类动物却异军突起，不仅能够幸存下来，而且迅速活跃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恐怕是由于恐龙的饭量太大，体形笨重，而能量转换效率又低，所以当食物大面积减少时，恐龙就不得不 “走出去 ”到处掠夺食物，其结果必然是相互之间发生激烈争斗，最终大家同归于尽。相反，哺乳类动物由于饭量较小，能量转换效率较高，甚至还能够 “偷食恐龙蛋”，其结果必然是快速崛起。再往后，灵长类动物更是依靠智慧的不断创新最终称霸世界 ..由此引发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是，目前我国拥有 “做大情结 ”的各类企业，是不是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总而言之，作者在本书中的许多观点本人都十分赞同。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作者的所有观点本人都完全赞同。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最需要的就是加强交流，相互包容，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希望此书能够给广大读者带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形势判断和新的精神享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魏加宁
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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