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承接与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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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天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20110280
出版时间2017-08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79元
货号1201584467
上书时间202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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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 序
自20世纪80年代学界关注到鲍德里亚以来，鲍德里亚思想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时至今日，其仍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不仅在于其思想的丰富和厚度，更在于其思想与当今社会的高度连接。作为后发国家，一些社会问题的彰显在我们和西方之间有着一定的时间差，其理论所揭示的诸多在西方已经发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也许正在显现，也正因此，其理论给我们更强的现实临在感。
随着对鲍德里亚思想研究的深入，一个核心问题——“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理论是什么关系”——凸显出来，这关系到鲍德里亚的思想方位，甚至折射着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认识。当然，就这一问题学界也有不同的认识。如仰海峰教授等认为，早期的鲍德里亚续写了马克思，并沿用了马克思的某些方法，如用马克思分析商品的方法来分析消费社会的物; 而张一兵教授等则将其视为马克思理论的颠覆者，“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门内逆子，……鲍德里亚与其他众多马克思主义的外部敌人完全不同，后者大多只是浮于表地简单攻击马克思思想……而鲍德里亚则直接、准确地定向爆破”。但学界对鲍德里亚与马克思在理论上的逻辑关系仍缺乏系统的阐述，如鲍德里亚是怎样续写马克思（从马克思出发），又是怎样颠覆马克思（远离马克思）的？这种远离又将走向何处？鲍德里亚理论展现了后马克思主义何种症候？这些问题影响着对鲍德里亚理论的定位，也影响着我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本书的旨归。
本书通过对鲍德里亚思想的梳理分析并回答了鲍德里亚“怎样从马克思出发”到“又怎样远离马克思”的问题。现实比理论更能言说一个人的立场和倾向，通过分析鲍德里亚对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运动以及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态度，有力地展现了其作为激进左派的政治立场以及摆脱“陈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的问题域，坚持“物体系统”指涉的不是实体世界，而是在主体客体社会存在框架内展开的对象性关系，延续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并且坚持政治经济学逻辑和符号逻辑的双重分析路径，以期改变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的理论状况。他毫不掩饰自己此时的理论志向：“当下的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任务，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出发，并试图超越它”。而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时，鲍德里亚把《物体系》和《消费社会》时期坚持的双轨分析路径变成了单轨路径即符号学分析，并以此“超越”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建立了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这是鲍德里亚在理论上实质性远离马克思。《生产之镜》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彻底颠覆和否定了马克思理论，完成了与马克思理论的分道扬镳。
本书回答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出发”到“远离马克思”的路径：“问题承接、范式革命”。鲍德里亚继承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在彻底批判中展示社会的未来和革命的道路”的理论使命，因此，他后期虽远离了马克思，但这种远离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在马克思理论与目标相背离（他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既是他对“五月风暴”教训认知的结果，更是对“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这一社会重大转变认知的结果）的情况下，其远离是为了实现既定“目标”而另寻“途径”的结果。这也解释了鲍德里亚为什么远离了马克思可还是左派，为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把他和马克思完全对立起来; 通过“范式革命”创造了新的批判范式并解构了马克思的生产、劳动、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等几乎所有的概念和结构，创造了一种新的资本批判逻辑——符号价值/资本基础上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这是资本形态变革（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到文化/符号资本）在鲍德里亚批判范式上的再现，更是消费社会符号价值居于主导地位的范式镜像，这也说明了鲍德里亚为什么是“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远离马克思的道路上，鲍德里亚走出了一条“问题承接、范式革命”的理论理路。
本书回答了鲍德里亚远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历史图景”的变迁和社会的消费意识形态确认。与马克思理论产生的时代相比，无人否认历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主导社会的资本形态也由工业资本、生产资本转向知识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消费资本等; 全球化的控制方式由“实体性”向“知识霸权”、“数字鸿沟”、“后殖民”的结构转变; 从以现代主义精神为中心的旧全球主义转向以后现代的多元化为特质的新全球主义等。如何构建适应这一新变化的“概念图式”？依据不同的“中轴”，按照“趋中性”的原则，即“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理论家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后消费社会等。
这个新社会在鲍德里亚的视野中则是人和社会被消费意识形态控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被“驯化”的大众沉浸于消费乌托邦的疯狂和痴迷，被“摄魂”的大众陷入“集体无意识”和“虚假主体性”的异化状态。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大众敏感的好奇心和追逐欲，创造着看不到尽头的“希望”，诱惑着无止境的“虚假需求”，把大众引向“希望”与“想象”，从而失去对现实的批判力，“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被消费意识形态控制的大众，在自以为充当自己的主人“选择”商品时，实际上是被意识形态控制的结果，“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行为手段或一种工具使用的人们，在其使用过程中，陷进了意识形态之中并被它所包围，而人们还自以为是意识形态的无条件的主人”。正是社会新图景的消费社会确认，对其消费意识形态、消费乌托邦等的确认，才有了鲍德里亚走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历史是事件的变迁，而社会是许多不同关系织成的网，这些关系是不能只靠观察来认识的。……知识就是我们用以建立各种关系的范畴的作用，……一个概念性的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尽管鲍德里亚的概念图式还存在很多对马克思理论的误读（比如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生产主义等），但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新社会图景具有深刻的解释力。
鲍德里亚的范式革命不仅是揭示和批判消费异化的有力工具，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延续。如书中所述，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文化作为普遍渗透性的因素已经深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环节，文化在生产中的地位不再作为生产的“副产品”处在生产链条的末端，而是作为生产的引导性因素处在生产的首位。鲍德里亚在内的很多后马克思主义者都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并力图建立有说服力的理论图式，“颠覆所谓‘生产主义’理论模式，走向‘消费社会’理论模式，就成为从福柯、列斐伏尔到鲍德里亚、阿德勒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思绪”（见《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第36页）。他们都从理论上揭示了，“文化不再成为线性决定论的末端现象或者‘副现象’，文化产业成为占时代主导地位的产业，历史观也从以往的整个线性决定论图式变成了当代相互作用的扁平化图式”。也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图式在解答现实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问题承接、范式革命”不仅展现了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廓清了鲍德里亚的理论方位，也蕴含着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轨迹。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承接了马克思的问题，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源; 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范式并重构新的范式则是其“后”之所在。在这个问题上，鲍德里亚如此，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亦是如此。比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就站在资本主义历史图景发生变迁——晚期资本主义生成——这一现实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作为其理论指向，之所以采取这种批判范式，正是由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这一图景的基本确认。詹姆逊认为，与古典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不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主导观念是后现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就要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走向文化批判就是其在新的语境下的出场形态。除了詹姆逊外，居伊·德波的景观意识形态批判、斯拉沃热·齐泽克的意识形态批判也都体现着“承接问题与范式再造”的出场轨迹。
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的过程中，由于误读（姑且这么认为吧）常常把马克思反对的认为就是马克思的来加以批判，对于这种理论“栽赃”我们当然要加以揭露和批判。但我们更应看到其解答问题的眼界和理论的时代感，如凯尔纳所言，“在马克思区分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鲍德里亚又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在这种符号价值中，商品的价值是以它们所带来的声誉以及它们所展现社会地位和权力的方式来衡量的”。再如波斯特所言，“马克思的商品概念始终没能达到这样的分析，他忽略了交换价值借以变成一种表意符号的转型过程，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机器是以生产和劳动作为其模型的，所以它不可能使‘生产符号的社会劳动’能被理解，而这种社会劳动基于一种不同的逻辑，符号流通本身就能生产剩余价值，这是一种不基于利润而基于合法性的价值”。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问题和解答问题的眼界是具有时代感的，即便他们的理论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因此，汲取鲍德里亚思想在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视界和理论贡献，正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当代化重要的他山之石。
张天勇
2017年1月于伦敦大学
商品简介
本书以鲍德里亚远离马克思的历程、原因和路径为切入点，进行深度分析，揭示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逻辑：凝练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出发到远离马克思的四次转换的理论历程；探寻鲍德里亚远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揭示其远离的根源——历史图景的变化；探析鲍德里亚远离马克思的道路，揭示 “问题承接、范式转换”的远离之路；厘清西方后马克思主义远离马克思的根本原因、西方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把握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承接、范式转换”的一般理路。
作者简介
张天勇，男，1976年生，山东曹县人，哲学博士，伦敦大学访问学者，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研究。出版著作有《社会符号化——鲍德里亚后期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曾获省部级三等奖）、《城市化与空间正义》（人民出版社，2015）。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曾获江苏省教育教学成果一、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等。入选江苏省“333工程”人才（第三层次，2013）、江苏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2011）和江苏省“青蓝工程”人才（省优秀青年骨干教师，2008）等。
目录
*章 鲍德里亚：从马克思出发／001
*节 “五月风暴”与鲍德里亚／002
第二节 物的符号化与《物体系》／012
第三节 符码控制与《消费社会》／047
第四节 符号拜物教／063
第二章 鲍德里亚：远离马克思／079
*节 从双重逻辑到单一逻辑：《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080
第二节 《生产之镜》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终结／094
第三章 新历史图景与消费社会：为何远离／148
*节 资本主义的大发展／148
第二节 新历史图景的阐释／183
第三节 鲍德里亚的新历史图景／205
第四章 问题与范式：远离之路／218
*节 接过问题／218
第二节 范式革命／221
第五章 鲍德里亚理论理路的镜鉴／259
*节 历史图景、问题与范式：后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学／259
第二节 对教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启发／264
附 录／266
索 引／296
参考文献／300
后 记／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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