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史事考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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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茅海建|
出版社三联书店
ISBN9787108077592
出版时间20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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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99元
货号32083673
上书时间2024-07-02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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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茅海建，1954年出生于上海，“文化大革命”时，读小学五年级，随后参加“革命”“学工”和“学农”；16岁去当兵(当时被认为是最好的出路)；23岁上大学(1977一1980，中山大学历史系)，属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26岁读硕士研究生(1980—1982，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旭麓先生；毕业后到军事科学院工作，编辑《百科全书》；1989年以少校军衔退役，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读书仅10年，军龄却有19年。
此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10年，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99年，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8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研究的课题有两项：从1980年读研究生时起，主要研究两次鸦片战争及该时段的政治与外交，用了18年的时间，先后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1995)、《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1995)、《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1998)。该项研究已经结束。
从1998年起，主要研究戊戌变法，已经用了17年的时间，先后著《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该项研究尚未结束，仍在进行中。
另著有学术随笔集《依然如旧的月色》(2014年)。
目录
自序
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
一 最初的接触
二 弭兵会与“上清帝第六书”
三 四月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
四 康有为上书与光绪帝的改革谕旨
五 进呈图书
六 保全康有为
七 懋勤殿设置与七月三十日、八月初二日谕旨
八 康有为的“罪名”
再论戊戌时期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大同”与“小康”
三 “《春秋》始于文王，终于尧、舜”
四 何休的“三世”说
五 “尧、舜为民主”
六 “中国古固有议院”
七 早期思想因素及其演变
八 梁启超的“三世六别”和“无总统”“无国家”
九 简短的结语
康有为与“弭兵会”——兼论翁同龢荐康有为说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李提摩太等人的宣传
三 唐才常著文“弭兵会”
四 康有为一派的想象与设计
五 翁同龢与康有为私会：高燮曾附片的背景
六 总理衙门的处理结果
七 再释翁同龢荐康有为
八 高燮曾荐康有为入弭兵会的余响
论张荫桓——以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席英国女王庆典为中心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张荫桓其人其事
三 光绪二十三年张荫桓一行出席英国女王庆典
四 张荫桓对国际形势的预判
五 清朝外交“新”体制与“以夷制夷”政策的失败
六 张荫桓的最后时光
戊戌年光绪帝改革谕旨研究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光绪帝的改革谕旨及其催生的原因
三 “诏令频下”与清朝决策机制
四 结论
征引文献
内容摘要
继“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后，茅海建教授第三部新论结集。
全书五篇重磅文章：从康有为与光绪帝的关系入手，讨论康在戊戌变法中的主导作用；从经学史的视角剖析康“大同三世说”的发展脉络和学理依据；考察康有为走到政治舞台中央的晋身之路；深入挖掘张荫桓的前后经历，检讨清朝高层外交政策上的方向性错误及边疆危机的产生。最后对戊戌年光绪帝改革谕旨的研究，与此前讨论康、梁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成为姊妹篇，以最
终确立戊戌变法的性质。
戊戌变法是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茅海建教授积20余年之功，矢志不渝地考索、撰述，此书是第六部著作。至此，通过扎实的史料释证，基本上完成了对整个变法所
有重要细节的拼图，“史实重建”的工作告一段落。
精彩内容
戊戌年光绪帝改革谕旨研究（节选，无注释）一 问题的提出本文旨在解决三个问题。其一，戊戌年（光绪二十
四年，1898）光绪帝一共下达了多少道改革谕旨，由谁
促发了这些谕旨？其二，这些谕旨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其三，观察这些谕旨的发布过程，看看清朝政治体制是否适应于改革？
第一个问题肇端于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清议报》上连续发表《戊戌政变记》，并于光绪二十五年四月（1899年5月）结集印行，成为影响力极大的著作。《戊戌政变记》第一篇第二章为“新政诏书恭跋”，梁开列了光绪帝在“百日维新”时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八月初一日，1898年6月11日至9月16日）的各类谕旨，共计61道，另加其跋语，尽可能将光绪帝这些谕旨的产生
说成是康有为及其同党的提议或影响的。此后，梁启超在《清议报全编》录《戊戌政变纪事本末》，在“百日维新”一节中，开列或摘录光绪帝的各类谕旨，共计83道。梁启超虽然没有公布其资料来源，但我以为，应是《邸报》。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这61道（或83道）谕旨并不完全涉及改革，许多仍是依据以往的旧例而发布；产生这些谕旨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一些促发谕旨的官员还是康有为的政敌，被梁启超隐去了。1953年，翦伯赞等人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有林树惠编辑的《上谕》，共316道，但时间从光绪二十年七月初四日（1894年8月4日）至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四日（1901年9月16日）；若以“百日维新”为期限，计为209道。林树惠所据史料为《德宗实录》。然而，林树惠的统计标准非常宽泛，许多仅有新政意向的谕旨也被列入，且对促发谕旨的原因没有细究。以上梁启超、林树惠的统计，已被许多研究者当作基础史料甚至定论来看待。如果忽略他们的差别，这些结论可以概括为：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在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的促发下，诏令频下，发布了数十道、百余道甚至两百多道、数百道改革谕旨。这是一
个看起来清晰、实际上模糊的结论。由此可推导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维新派和光绪帝过于激进。
第二个问题涉及戊戌变法的性质。我在《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与政策设计》一文中，说明了康、梁没有提出建立西方样式议会的建策，但提出了许多以西方化为方向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改造的方案，由此认为，“戊戌变法是一个以西方化为方向、
以强国为目标的改革运动”。然而，戊戌变法的性质不是由康、梁的主张即可决断的，还须研究光绪帝与清朝政府的具体决策过程。戊戌变法是清朝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运动，从政治史角度来看，变法的性质当由光绪帝为首的清朝政府政治决策来决定。本文最基本的意义也由此产生，即从光绪帝的谕旨内容来判断这场改革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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