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工厂

谷歌村是谷歌在硅谷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由各式玻璃、钢架建筑组成，其间点缀着缤纷的公司主题色。总部占地面积广阔，随着谷歌的发展还在不断扩建新的场所和办公楼。这里的建筑大多只有中等高度，楼宇间穿插着众多绿地、停车场和娱乐设施。总部的生活福利设施包括免费餐厅、自助食堂、健身房、游泳池、沙滩排球场、电影院和演讲厅。

2011 年，艺术家安德鲁·诺曼·威尔逊（Andrew Norman Wilson）针对谷歌村及其劳动力结构发布了名为《工人离开谷歌村》（Workers Leaving the Googleplex）的视频作品。视频展示了谷歌员工在谷歌村中出入各种建筑、公园和咖啡馆的景象。视频分屏的左侧可以看到员工时不时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地进出办公楼的画面。有些人会骑上谷歌为员工免费提供的自行车，还有一些人会在下班后前往谷歌的自助食堂享用免费美食，然后登上豪华摆渡车，返回旧金山。谷歌有上百辆这种摆渡车 , 在湾区附近和谷歌村之间运行，车上还配备了无线网络和其他便利设施。

和其他赫赫有名的信息技术公司总部一样，谷歌村的设计灵感更多源自大学校园，而非传统的办公室或工厂建筑。据某宣传视频描述，谷歌村就是一座既有“高校氛围”又具备“无厘头”气质的“大型游乐场”。园区建筑群位于山景城，建筑结构十分符合谷歌公司对工作的理解。在描述总部的工作环境时，谷歌用到的词语包括自由、创意、扁平化结构、有趣、利于交际和创新。这些建筑旨在让“谷歌人”彼此联系，因此很少设立私人办公室。公司也鼓励员工在工作时间完成自己的计划。谷歌村的几座主楼都没有大批员工同时下班的情况，也见不到交接班的场景，只有独自一人或三三两两结伴的员工从容地进出。这就是典型的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 Capitalism）的劳动者吗？从威尔逊的视频和本书的内容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工人离开谷歌村》由两个分屏画面组成。左侧展示了上文所述的情景，右侧展示的则是另外一批截然不同的谷歌员工。威尔逊当时任职于谷歌视频部门的一家承包公司。他偶然发现，隔壁的办公楼里还有另一类谷歌人在工作——也就是分屏右侧画面中出现的员工。威尔逊之所以心生好奇，是因为这些员工是成批离开办公楼的。和那些主建筑中的“谷歌人”不同，这些在不起眼的配楼里工作的员工其实是轮班作业的，身上佩戴着黄色的身份标识工牌。谷歌的员工会被分成不同的组别，每个人都必须佩戴明显的工牌作为标记。例如，全职谷歌人佩戴的是白色工牌，威尔逊的红色工牌是发给外部承包商的，绿色工牌则是给实习生准备的。

“黄色工牌”员工（Yellow Badges）从事的工作是谷歌颇具争议的“现存图书数字化”项目。2010 年，谷歌估算世界上共有 1.3 亿册图书，并宣称计划在2020年之前将它们全部数字化。虽然近年来技术有了显著进步，但这一过程仍未彻底自动化，反而产生了对图书扫描工作岗位的需求。这些佩戴黄色工牌的员工被称为“扫描操作员”（ScanOps）。在其他数字化项目为了降低人工成本、将装满书籍的集装箱运往印度扫描时，谷歌却在山景城的大楼里雇用分包工人来为他们服务。

这些工人是轮班作业的。威尔逊镜头中的那批工人从凌晨4点开始上班，下午2点15分准时离开谷歌图书大楼。他们的工作包括给图书翻页和按下机器上的扫描按钮。某前任员工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职责的：“我有一系列指令要遵守，每天都得完成定量的任务。唯一改变的是要扫描的书籍。”谷歌还开发了自己的扫描技术和专利机器，可以指挥工人跟着音乐伴奏的节奏翻动书页。威尔逊很快得知，这类工人无法享受开篇提到的正式谷歌员工的特权，比如免费餐食，使用健身房、自行车，享受摆渡车服务，免费演讲和参加文化活动，甚至不被允许在谷歌园区内自由活动。正如威尔逊在拍摄时发现的那样，谷歌不喜欢他们与其他雇员交谈。保安也曾阻止威尔逊拍摄和采访戴着黄色工牌的员工。后来也正是因为这次调查，他遭到了解雇。

威尔逊的分屏设计显然参考了两部有关劳动力结构的早期作品。第一部是路易斯·卢米埃（Louis Lumière）的《工人离开卢米埃工厂》（Workers Leaving the Lumière Factory）。这部作品通常被称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它由一个46秒的镜头组成，拍摄的是法国里昂（Lyon）卢米埃工厂的大门。影片中的人正在走出安托万·卢米埃摄影板和纸张有限公司（Société Anonyme des Plaques et Papiers Photographiques Antoine Lumière），且多为女工。该公司是一家成功的照片制造商。影片最初于 1895 年春天拍摄了几个版本，随后，工人离开工厂大门的场景激发了无数翻拍、创作新作品的灵感，其中著名的是哈伦·法罗基（Harun Farocki）1995 年的影片《工人离开工厂》（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在这部影片中，法罗基将不同地点、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人离开工厂的画面与卢米埃工厂的镜头拼接在了一起。

在我看来，这种对工厂似乎不合时宜的参考非常有趣。长期以来，工厂一直是经济与社会进步的象征，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出发点。历史学家约书亚·弗里曼（Joshua Freeman）在其深入研究工厂历史的作品《巨头》

（Behemoth）中提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巨型工厂对塑造现代世界至关重要，一直被视为“未来的模板，为技术、政治和文化讨论设定了条件”。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英国工厂，到成为整个资本主义时期代名词的福特工厂，一个多世纪以来，工厂也是众多关键经济、社会理论和政治实践的核心。

如果福特主义（Fordism）理论的核心是工厂，那么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理论的重点就是后工厂理论了。在对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变形的描述中，工厂最重要的角色往往是作为反例，对劳动力和资本主义的转型进行分析。因此，工 厂看上去似乎很快失去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大多数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之相比，本书的中心方法是思考工厂的延续形式，以理解当代数字资本主义。

在撰写本书之际，谷歌对其图书数字化项目的热情好像有所下降，这一项目的规模与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但这一运行模式快速扩张。谷歌的员工队伍中有超过 10 万名像图书扫描员这样的临时工、供应商和承包商（TVC）。举个例子，这些分包工人负责抄录对话用于训练谷歌的数字助手，驾车为谷歌街景拍摄照片，检查上传至YouTube网站的视频是否有危险 内容。他们中有些人在山景城园区上班，和高薪的谷歌员工邻桌而坐，有些人则在世界各地的客户服务中心任职，还有一些人居家办公。谷歌会尽可能地避免谈论这些人，将他们隐藏在砖墙和数字界面背后。他们执行的任务往往会被大多数人以为是由算法完成的。不仅是在谷歌，这类工人在其他地方也经常被忽视，尽管他们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以下章节将关注数字工厂的所在地，比如毗邻谷歌村的那座不起眼的大楼。虽然这些数字工厂各有不同，但其劳动制度与谷歌主楼充满创意、利于沟通、光鲜亮丽的形象有着天壤之别。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迭代，人们不禁感到担忧：下一个失业的人会是我吗？

对于许多人来说，数字技术正在消除不需要技巧的重复劳动。本书像一部纪录片，用直白而细致的描写展示了数字化时代下真实的劳动场景：亚马逊仓库中跟随着扫描仪的节奏工作的拣货工人，游戏行业在场景一隅苦苦挣扎的金农，分散在世界各地却通过互联网协同合作的众包工人，以及那些活生生存在却被隐藏在算法背后的社交平台审核员。

人工智能或许并不能取代人类劳动。如果说数字化改变了什么，它只不过是把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