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滇道上

“人是路走出来的”
李在中

老爷爷很喜欢登山健行，一日带着小孙子去爬山，入山深了以后，山径开始变得狭隘，野芒丛生，加上藤蔓交错，荒芜蔽径，不易识别，小孩有点急了。
爷爷，前面快没路啦！走不得了，怎么办？
没什么好怕的，没有问题，勇敢地走吧，路是人走出来的！
噢！路是人走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
回到家来以后,妈妈问，今天爬山好玩吗？小孩因为不懂其意加上记不清楚，就说：
今天爬山可好玩了，走到没路了，都不要紧，因为爷爷说“人是路走出来的”。
爷爷一听高兴了，说：
谦谦这个“人是路走出来的”话，还说的是真有深意噢 ！
这是多年以前我父亲与我儿子祖孙之间一段爬山的故事，觉得用来做介绍本书的开场特别有趣，因为这是一整本都在讲“走路”的书。
《黔滇道上》*初是1940年在香港由《大公报》出版的，内容分成两个部分：主要的部分是记录我父亲与艺专同学夏明、李长白他们一行三人从贵阳出发徒步前往昆明的一段经过；第二个部分就是四篇有关滇西北风情的文章——《洗马塘》《大理清碧溪》《丽江随笔》《古宗艺术之初步考察》。这四篇看似游记，但其实都是为国立艺专“边疆艺术考察团”所写的调查报告的一部分。
此次的再版与原始版本不同的是，另外增加了三个部分：*是加入了整段由贵阳步行到昆明的日记，这是当年书写本书的原始素材，与书的内容相对照来看，感觉是更为直接也更为丰富。第二是加入了《贵州的苗民》及《西南洞天》这两篇在这次黔滇旅途中的观察所得，因为当时是发表在《今日评论》上，而不是《大公报》的副刊，所以后来也就没有收录在《大公报》出版的这本《黔滇道上》上，后补入一篇《莲花洞——龙里》。第三是加入了《中甸十记》，这也是“边疆艺术考察团”报告的一部分，当年也发表在《今日评论》上，后来还曾出版过单行本。
回到前面一再提到的“边疆艺术考察团”这个话题上，这个考察团是由当时艺专校长滕固先生主导的，虽然规模很小而且所知者甚少，但却是我父亲一生志业的开始，是他一生从事民族艺术研究事业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对他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因此晚年回顾平生时，在一篇名为《高原之歌》的文章中特别加以着墨：
学校迁到了昆明之后，校长滕固先生对边疆艺术慧眼独具，颇想对南诏的宗教艺术有所探讨，因为他是《唐宋绘画史》的著作人，在德国留学时就对中国艺术史胸怀大志，如今身在苍山洱海旁边，就想到要派人前往试探一番。
我立刻就约下了两位好友，计划了一条考察路线，由昆明而大理而丽江，名之曰“边疆艺术考察计划”，由邱玺学长负责图案、俞鹏负责音乐，我则负责图画文字，向学校提出了经费补助的申请。
滕固校长对这项申请十分重视，把我们叫去详加讨论了一番，还加上不少他个人意见的指示，临出门时又把我叫住，对我说：董作宾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对啦，他也是河南人，你去中央研究院拜望他一回，看他有什么见解，龙头村在乡下，这里有他的地址，你不会嫌远吧？
那时候年轻力壮，二三十里路不在话下，次日我就拿着速写本子一面哼着歌就到了松花坝，还在龙头村口画了一帧速写，就见到了这位当代闻名的甲骨文专家。
他才从天文研究所高平子先生处回来，在那里他们核定了一个商朝日食的正确时间，历史与天文密合无间，心下得意非常。听到说我要到丽江去，便告诉我那里有一种图画文字，很有供甲骨文做参考的价值，因为甲骨文在文字发展史上已经很成熟了，许多字源都迷失遗忘，正好可以用纳西[ 纳西族，旧称“么些”，在本书中两种称谓均有使用，为尊重作者写作习惯，本书不做统一。
]族的图画文字来做参考资料。
我对着这位古文字学大师，意气飞扬地打下了包票，因为我会“图画”，艺术学校的六年基本训练，虽不能画山是山、画水是水，但是我心下笃定不疑，一定能画鸡是鸡、画狗是狗，绝不至于“画虎不成反类犬”?也。
大约也正是我这股笃定不疑的“莽撞”之气感动了董先生，他进城时就把兹事大有可为的说法传递给了滕固校长。记得是两个礼拜之后，学校就批准了这项计划，而且随即拨下了经费催我前去支领。
事到临头，邱玺和俞鹏两位学长都因事故不能前往，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仔仔细细地交代了一番，临走时，说道：他们不能去，这经费全归你，可以多做一点工作，希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1939年4月27日，我父亲就在“迢邈榛莽路，关山我独行”的决心中勇敢地离开了昆明，直指西北，走进了横断山脉。这是他*次正式的人文调研工作，充满了激情与憧憬。四个月后，父亲于8月24日回到学校提交考察报告。在昆明停留两个月后，难忘这片壮丽的河山与丰饶的文化宝藏，他再度回到金沙之滨、云岭之下的横断山脉，以丽江为基地开始潜心研究东巴文化，一去四年，直到1943年11月才回到中央博物院所在地四川李庄。
对滕固校长提携的恩情，我父亲终生不忘，因此在1987年出版其经典名著《中国美术史稿》时，开卷*页就写道：
谨以此书献给滕固校长！
从人生的轨迹上来看，这段滇西北的调查工作实际上是他自抗战军兴，跟着学校从杭州出发经诸暨、贵溪、长沙、沅陵、贵阳、昆明一路走向西南，磨砺自己、蓄力以待的终点，也是鸿鹄展翅、翱翔高飞的开始。因此，在年逾古稀，桑榆暮景的回忆中，对这一段“双足丈量西南江山”的经过感慨甚多，也颇为自豪，他说：
我为了多了解山川文物，就下定决心步行走向西南，穿过江西、湖南、贵州苗区内地，而有了中国之美在边疆的感慨！这种历练各地风土人情，放眼自然之美的感受，都不是从书本知识上可以获得，而必须建立在一步一脚印的基础上。
从后来发生的事都看得出来，这一路数千公里的步行不但锻炼出了父亲坚强的意志、强健的身体，也孕育出了冒险进取不畏艰难的精神与*爱国的情操。这些在后日终身事业的选择上，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从当年父亲日记中的记载所述，在从学校毕业后，在职业规划上有四个选择：*轻松的是留在学校；其次是可以跟着庞薰琹老师去苗区研究艺术；或者跟着常书鸿老师去西北工作；*困难的是独自去丽江研究纳西族。
*后的决定是走了一条*艰难、*没有把握的路，他说：
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的事业，在我看来不容易有发展，不如不做，还不如到边疆去闯个名堂！男儿不是应该志在四方吗？记得当初我决定入山时，有人说我胆子太大，或觉得苦不堪言，但我却觉得自得其乐！我一开始就是一个人默默地耕耘，不但学会了他们纳西人的语言，简直就像他们的人一样了，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两年以后才引起学术单位的注意，也就是这样走进了学术的研究工作。
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推荐我父亲加入中央博物院的关键人物曾昭燏先生就是看到了这个“冒险犯难，不畏艰难，去边疆闯个名堂”的勇气，才向当时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先生推荐了我父亲，在其推荐信中就特别提道：
李君学问根柢或不甚深，然其冒险精神，在现代一般人中，百不得一，而又肯研究，肯从善言，将来必定有成，博物院得此等人必不为无用也，为念人才难得，故为陈恳，乞恕冒昧……
加入中央博物院是父亲一生志业的关键所在，有了专业的指导与充裕的研究经费，终能在抗战期间完成其“读经八千，跋涉万里”的纳西族研究，后来回到李庄出版《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么些拼音文字字典》两本纳西学研究的奠基之作，晚年以出版《么些研究论文集》一书从一而终。
有关走路的饱富哲理之语、睿智之言在东西方的文明史上其实也屡见不鲜，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就讲过：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后来荀卿在他的《劝学篇》里也有过一句话：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德不孤，必有邻！”在西方，古典乐派大师贝多芬也是懂得走路散步的大家，他跟朋友谈起创作《田园交响曲》的过程时说：
我就在这溪边走路时，树梢上的黄鹂、夜莺和我一起来写曲。
当代哲学*影响力的哲学家尼采也说过：
所有真实伟大的想法都是与走路相伴而生的。
这些东西方哲人对走路的看法，在思维上的横空交错、“灵山一会”给了后世无比的激励，鼓励我们每天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我觉得这本讲述走路的小书其真意也在于此，走路不但能增加见闻，开阔视野，也能移情转性，丰富人生！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谨祝诸君足下生风，走为上招！

写于安河
2018年 孟冬

安顺

由平坝起，我开始和徐霞客先生一道走，一部《徐霞客游记》，是我*好的一位无言的朋友。遗憾的，只是这位朋友当日所取的路径和现在的有些不同，不能仔细参证。然而，在行进中吃茶休息的时候翻看两页，便觉得很是个味儿。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又知道他也曾走过头铺，更觉得彼此亲切得很。
安顺城有一个很好看的外表，街道整整齐齐地全是用大小石块砌成，市面也很繁华，在贵州省有“经济上的贵阳”之称。城外满是极肥沃的泥土，一望无际的菜蔬麦苗，显示出它的富庶。我相信，假如贵阳不是遭这次惨炸，安顺城中恐怕难嗅到一点战时的气味。
现在不同了，我们到安顺的当天晚上，县党部就在讲防空，街上也满是防空的标语，不过安顺当局防空的办法倒是很奇怪，不放警报，而是要人民看天色自动外出躲避，于是安顺便几乎等于每天在警
报中。
研究苗夷的人，时常以安顺为中心。安顺的苗夷的确是多在城厢附近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在外区的，就每每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很乐观地，这里的苗人汉人彼此之间的感情很好，不再像镇远、施秉那一带那样相互猜忌。因为全是务农的关系，除了苗人有保守一点特殊的习俗和服装外，一切都在向汉化的途中迈进，就是服装，也曾有一度被汉
化过。
七七事变以前，杨森氏的军队驻扎安顺，因为他在滇边一带，看到英国人深入当地的苗夷间收到很大的效果，深有感触，便由他的二十军的政训处办了三个“中华小学”，专意收容苗夷子弟，一切用具服装都由校方供给。一时苗夷子弟都来入学，那些以奇特艳丽著称的苗家女郎，也脱下自己原来的服装换上了汉服。
夷汉通婚的问题我们非常注意。杨森氏也曾有一种奖励的条例，如果夷人和汉人结婚，每一边都赏洋一百元。所可惜者，抗战一起，杨森氏军队他调，这奖励条例也便停止了。中华小学由县政府建设科接办，因经济力量关系也不再供给
服装。
工作，尤其是关于通婚的问题，政府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奖励条例。苗人应该是自由恋爱的始祖，他们的婚姻，完全不用父母媒妁来帮忙，全靠各人的真才实学，那就是唱歌的本领。在赶场（北方叫集，云南叫街，广西叫墟）的场上，在田野中，男苗看中了一个女的，便开始唱歌，这是全世界的定律，当然是以歌颂对方的美丽开始，女方这时虽然是不理会他，但是她也是在细细地听，要由歌词旋律中看出对方的一切，男方再唱下去，诉说出自己爱慕之深意。这时候，女的背向对方，总是先给他碰一个壁，然而她开口了，不过，唱的总是“不要纠缠不已，我要我的哥哥来打你……”这一类拒绝的歌词。假如她真的不喜欢对方，恐怕不会有回答，男的便再固执地继续唱下去，假如歌词巧妙果然能打动了对方的心，女方的回答也就跟着来了，两人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近。*后，便坐在一起一唱一答，每每把家中的几条狗、几头牛都唱了出来。听说女方每每以问题难倒对方，大有苏小妹三难秦少游的情味，不过这从头到尾都是歌唱的。试问，全世界哪里有比这更音乐性的、诗意的恋爱！
家长里短都用歌唱完了，双方都认为满意，大约就可以去度蜜月了。不过，一直要到生了小孩子，女的才会到男方苗家去“坐家”。
关于禁烟问题我们也注意。贵州真正不种鸦片还是这一两年内的事，平坝一带，在公路上有很大的横木牌坊，写着“违禁种烟　即处死刑”的大字，使人触目惊心。在安顺，知道自民国二十七年（1938）10月已将所谓“售吸室”关闭，现在因保甲制度渐趋完善，才算是真的不种鸦片。从前“西南周览团”[ 指1937年的“京滇公路周览团”，其目的是宣传南京政府“统一化”的政策以及增加社会各界对西南边区的了解。
]来的时候，当局用的是一种障眼法，将“西南周览团”经过，一眼所及的地方的鸦片统统割去，使他们看不见，假如有一位团员走小路或爬过一个山头，便可以看见山后仍是“芙蓉花开”的世界。
鸦片原是贵州的主要生产，是经济源泉之一，禁烟后贵州更穷了。当局为补救计，正在设法劝他们改种杂粮，如山芋、苞谷（玉蜀黍）之类。这当然没有种鸦片来得利厚，但是，我们希望贵州的同胞为全体着想，忍痛吃几年苦，重新建立一个良好正常的经济基础。

 《黔滇道上》完整收录著名中国艺术史学者、民族学学者李霖灿先生在30年代中后期对黔滇地区考察所著述的文章与手绘写生。在本书中，编者李在中先生进行了精心编排，将本书分为四个部分，*部分1940年由《大公报》在香港出版的《黔滇道上》原文，第二个部分加入了李霖灿由贵阳步行到昆明的日记，这是当年书写本书的原始素材，与书的内容相对照来看，更直观还原了李霖灿先生当时所做的田野调查。第三个部分，是李霖灿先生当年为国立艺专“边疆艺术考察团”所写的田野调查报告及相关文章，也是此次黔滇之行的一部分。第四个部分附录，是李在中先生精心编选的对《黔滇道上》的补充文章。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中国艺术史大家在青年时期通过田野考察而对中国西南地区的地理地貌、博物生态、民族艺术、社会田野等各方面做出的记录与思考，我们可以一窥是我们中国本土民族史、艺术史研究*初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