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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及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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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子平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81848

出版时间2020-06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48元

货号1202082056

上书时间2024-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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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黄子平,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休教授。主要著作有《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幸存者的文学》《革命·历史·小说》《害怕写作》《远去的文学时代》及《历史碎片与诗的行程》等。参与编著“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漫说文化”丛书、“中国小说年选”及《中国小说与宗教》《香港散文典藏》等。

目录
前言 

辑一 散文之什 

3   七十年代日常语言学 
19  早晨,北大! 
34  那些年里的读和写 

辑二 评论之什 

45  批评的位置 
57  同是天涯沦落人 
89  汪曾祺林斤澜论小说
103 语言洪水中的坝与碑
122 黄春明小说中的传媒人及其尊严
136 撬动一下现代小说的固有概念

辑三  演讲之什

155 更衣对照亦惘然
179 鲁迅的文化研究
215 沈从文小说的视觉转换
236 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 

辑四 访谈之什

271 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
297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内容摘要
黄子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领域知名批评家。本书从“文”与“评”出发,汇编黄子平近四十年文章精华,将他批评中“疏阔幽默”的文学性和散文里“笔露机警”的批判性结合起来,在“彷徨于无地”的地上,找寻批评家“批评的位置”。
本书转借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书名,从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海南插队岁月到北京大学的学生生涯,为读者先行勾勒黄子平个人肖像;进而借他独特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视野,编排他在海内外的不同时间发表的评论、讲演、访谈,从鲁迅、张爱玲、赵树理到汪曾祺、王安忆、黄春明,以此为读者展现另类阅读中国与中国文学的方式。

主编推荐
·中国当代文学同龄人的边缘记忆一九四九年出生的黄子平,是当代文学的同龄人。他亲历当代文学的诞生、发展与转型,但又因自身经历游离于边缘位置,书写出不同于正史的个体记忆。·文学研究领域“小提琴手”,对中国文学的另类阅读    从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到汪曾祺、林斤澜、王安忆、黄春明、刘大任,以疏阔幽默、真诚机警的笔调,另类阅读中国文学。·视野丛书全新力作,同时代人的知识友谊黄子平语,批评总是同时代人的批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钱理群、陈平原、赵园、李陀、王安忆……作为同时代人,他们之间可能一辈子也见不了几次面,彼此之间以写作和阅读的方式,“无限交谈”,构建文学共通体。

精彩内容
那些年里的读和写初识《读书》杂志,缘起于一次美好的出游。那年春假,季红真邀约晓虹、玫珊等几位要好的研究生同学,到易县去踏游清西陵,我也有幸同行。车越易水,瞥见干涸的河床,对古人壮行情景的想象未免挫了多半。夜宿红真父母下放的林场小屋,只听得千年松涛,一阵阵澎湃拍枕,真个是一洗胸中积年俗尘。晨光中洗漱完毕,才见到书架上赫然排了一溜《读书》,从一九七九年的创刊号到最新的一期,本本齐全。我入学之后自己订了个读书计划,排了两大系列的书单一本本细读,好几年埋头不看什么期刊。难怪对这激荡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风潮的刊物一无所知。红真原谅了我的孤陋寡闻。她站在书架前铁口直断,说这是现今所有期刊中唯一值得读的杂志。遂取而读之,“读书无禁区”呀,“西方文论书评”呀……竟是读了就放不下。
从此就成了《读书》的忠实读者,三十年不变。那时偶尔也进城,到朝内大街那幢灰色小楼,参加过一两次“读书服务日”。“读书日”没什么正式活动,有一两堆赠书早被捷足先登者取光了,熟人们三五成堆地寒暄。老总沈昌文、董秀玉,编辑吴彬、赵丽雅,没事人似的在那里斟茶端水。众人放松了瞎聊穷侃,毫无警惕,突然就有一根指头当胸指住:哎,这可是个好题目,写好了给我们《读书》!旁观的人乐见上钩者窘态,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一径鼓噪好题目好题目快点写快点写。茶凉人散,那年头还没有“伊眉儿”,连电话也远未普及,催稿全靠书信和编辑的脚头勤快。果然不久就在“我们《读书》”上读到了某一篇文章,与那天听来的题目可能只剩下一些蛛丝马迹般的联系,读来却有一番“曾在现场”的隐秘的喜悦。多年后李陀用“友情”与“交谈”概括他所亲历的八十年代,可以说是很传神、准确。题目与文章的蓬勃涌流,正源于那些年的“无限交谈”。“新启蒙”参与者的“态度的同一性”,不旋踵即分崩离析,至今使我时时忆起鲁迅笔下的一个意象,即在地火中边缘枯焦的、曾经盛放的曼陀罗花。
记得《深刻的片面》是在《读书》上发出来的第一篇小文。老董和吴彬筹划一个“批评的批评”专栏,拿拙文打头阵。其时我正在读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憧憬着那个“神圣的包罗万象的固定点”,“自身的展开和运动”。一旦展开和运动,它就不再被视为固定点,不再拥有那种虚假的全面性,而转化为一系列不完整、不成熟的环节。在每一个这样的环节上,空洞的“广阔”和无内容的“深邃”都消失了,呈现出来的恰是真实的片面和片面的真实。唯其真实,便有力,不但有力,而且深刻。我的表述带有生硬的老黑格尔腔,一心盼望那些年“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认识”,能够流动成丰富曲折的“风景”。这种想法仍然默认了目的论“绝对精神”的前提,其浅陋是很明显的。毫不意外,“深刻的片面”在其后几年坠落为俗烂不堪的陈词滥调,在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甚至法学领域四处流窜。
《读书》的影响力之大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多年后与前辈同辈乃至后生辈初次见面握手互道久仰,提起的话头,居然就都是《读书》上识得的名字。安德森强调过“想象的共同体”里现代印刷的重要,我设想八十年代《读书》的作者与读者群,或许真有某种“共同体”想象地存在着,当然后来也就想象地烟消云散。那天我和平原不知何故到三联书店去,与老董、吴彬喝茶聊天。此前不久在万寿寺开过一个“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我和老钱拱了平原作代表,到会上去推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这只不过是一个“学科”里研究框架的粗糙构想,平原略做介绍,居然语惊四座。大约老董她们也听到点风声,是为那次喝茶聊天“不知何故”的“故”。还是那一句:写出来,给我们《读书》。往日给“我们《读书》”投稿,若是不遭退稿就算万幸,这回当面盛情邀约,却是深感为难。其时老钱已在中文系任教,听课的人挤破教室,备课分外认真吃重;平原还在读博,王瑶先生门下打醒十二分精神,啃他的“叙事模式转换”。唯有我栖身北大出版社,每日校对“三国演义汇校汇评本”,枯寂无聊,遂把草拟《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摊了给我。我把初稿写出,心想至少还得改几遍吧,不料钱陈二兄阅过,说就是它了,不用改了,初稿就是定稿。《文学评论》的王信、樊骏,早就听说有此事,万寿寺会议上,就把这作为定稿的初稿拿去发了某一期的头条。平原端着茶杯面有难色,对老董说专论写得了已经给了“文评”,似已题无剩义,重复再写意思不大。我小心提议,说我们仨讨论过程中“脑力震荡”(那年头还没引进这词),为自己方便,有一些录音,或许可以整理了弄一组“三人谈”。但从刊物方面着想,困难有两条,一是对话非常非常零碎,不成体系、系统和体统,怕会有玷《读书》版面;二是字数多,在《读书》这本薄薄的杂志上至少要连载六期,比重太大。这些替刊物操心的话还没说完,老董董大姐,一拍桌子,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很好很好,赶快整理出来,给我们《读书》,当然了六期连载。我心想无论质和量,这对任何刊物都不是寻常选题,总要慎之重之,讨论研究。不料当场拍板定案,如此爽而且快,脱离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是不可思议之事。出版家的才识胆力,更是可遇而不可求,于今回想,仍然令人神往。
那年十月,“三人谈”连载才刚刚开始,一日,平原引了李欧梵教授到蔚秀园我简陋的新居探访。欧梵先生说是来参加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的纪念,会议本身意思不大,倒是读了《读书》上的“三人谈”有点好奇,遂找来了北大一访。三年多之后,我挈妇将雏去国远游,参加了李教授在芝加哥主持的一个研究计划,说起来跟那次造访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又过了若干年,我在香港遇到中文大学的小思教授,她说她也到访过蔚秀园我的家,是三联董秀玉引她去的。我想小思远道来北大,要拜访的前辈学者一定很多,竟然也抽空到访寒舍,一定是老董力荐的结果。
多年之后平原回忆,说“三人谈”里的那些东拉西扯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创立了“学术聊天”的“文体”三原则:展现过程,保留差异,还原现场。我觉得这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老钱和平原都由《读书》的忠实读者升级为忠实作者。到《读书》创刊二十周年的时候,平原自己统计,为“我们《读书》”撰稿有三十七篇之多;老钱的总篇数不明,但他的一篇《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好像是拿过一个很轰动的奖的。说来惭愧,我呢因为害怕写作,一向疏于动笔,在《读书》上发稿屈指可数。何况老钱与平原迭有佳作发表,我偷偷地自以为与有荣焉,也就安于忠实读者的位置而恬然。如今屈指数出来的,有一篇《千古艰难唯一死》还略可一提。那年是“文革”发动二十周年,结束十年,《人民文学》和《上海文学》发表了几篇写老舍之死和傅雷之死的小说。其时我已从北大出版社调回中文系任讲师,开了一门选修课叫“文学主题学”,“生死”主题中有“自杀”一节,与学生讨论文学中的自杀、文学家的自杀、加缪所谓“哲学值得关注的唯一问题即自杀”等。读到那几篇小说我感到非常难得,但我又不满足于汪曾祺的侧写与白描,觉得这种他擅长的写法不足以深入老舍之死的主题。而苏叔阳把老舍之死归结到抗议“外国文化摧残中国文化”则令我很不舒服。陈村展开的生死作家之间的生死论辩,才表述了我这一代人动乱年月里淤积的根本逼问:众多的死至今并没有死去……虽然未能跻身《读书》的忠实作者之列,我与出版家老董,却另有一项长达五年的合作,那就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小说年选”。一九八五年,当《棋王》《爸爸爸》《你别无选择》井喷一般冒出来,大家意识到编小说年选的时候终于到了。当年京沪两地就都有作家评论家编的年选出版。我提议每年选五个中篇,十个短篇,书名要响亮上口好记,大言不惭,就叫“中国小说一九八几”什么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一九八六》很快就编好出版,我写的导言。挂名有四位编者:冬晓、黄子平、李陀、李子云,汉语拼音为序。冬晓就是董秀玉,我们叫她老董,其实在三联书店,她已经小董很久了。大约是因为第一次向海外推介年度小说,有冬晓、李子云两位老革命领衔主演,也是承担责任的意思。第一本收了《红高粱》《虚构》等篇,很快重印,口碑很好。看来干这活风险指数不算太高,从第二本起就放手让我和陀爷编去。
陀爷有天赋的艺术感觉和形式感,他说好,肯定就是好(他说不好的,那倒不一定)。我的责任就是把陀爷说不好的再过一遍,没准有好的再拣回篮子里来。导言本来说好轮流写,李陀耍赖,结果每一年都是我写。导言最怕写成正襟危坐的年度总结报告,要不就是作品简介的汇编。所以每次都费尽心思,别的做不到,至少有一条,要写得有文采。导言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竟是编选小说的方法论:历史主义还是“好小说主义”等等。说,编选小说的人,并不是赤手空拳地站在一大堆“洗干净了”的作品面前。他们在时间之中,承受着时间,却想做点能“超越”时间的事—这便有几分悲壮,几分荒诞。又说,年度小说的编选从另一层面提供观察和倾听时代的信息材料。编选者能否做到冷静、敏锐和坚韧,当然存在许多困难,人应有自知之明。但也还是祈望能够尽量克服这些困难,一点点袪除自身浮躁之气,做好这份工作,能将“价值冲突中的艺术”及“艺术中的价值冲突”尽可能清晰地保存下来。不致由于自身过于偏狭的眼界,将纷繁的当代小说创作“纯净化”,也不致用含混的兼容并蓄来掩饰自己的怯于判断。写完了给陀爷过目,他闭着眼睛一概说好。我很诧异于自己在做这工作时为何有如此浓重的自我反思。后来有一回跟中文大学的黄继持聊天,说起编选之难和写导言之难,继持先生正色道,导言很重要,读导言是我买中国小说年选的原因之一。听得我屏息不敢则声。耶鲁的孙康宜教授有一年参加了我所在的香港浸会大学的校外评审,力证编选作品也是有分量的学术活动,说这一套年选列入了很多汉学系的教材用书。浸会的老教授们撇撇嘴大不以为然。多年以后陀爷很自豪地回顾,如果说跨文化交流他做了什么事,就是把中国当代重要作家的好作品介绍到了欧美。“中国小说年选”编到老董从香港三联任上调回北京为止,彼时我和陀爷也已经在北美“洋插队”去也。
编年度小说是一整年的工作,绝非到了每年的十二月底,你才来开始检点这一年的收成。而是这一年从年初开始,一年三百六十天你天天读小说,而且读一切跟小说相关的东西(那年头,什么是跟小说无关的呢),不断地比较、拣选、过滤,读到年底你才开始觉得心中有数了。你跟当代小说一年到头结结实实地活在了一起。多年以后我想说,这就是永远的感激了,编年度小说带给我生命中那些年里的读和写,是如此持久充实,生机饱满。
二〇一一年三月九日(载黄子平《远去的文学时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媒体评论
我很佩服黄子平的几点,一是他的理论自觉与修养,特别是他对西方各种现代、后现代理论的强烈兴趣、熟悉程度与广泛运用。二是他的艺术感悟和美学自觉。三是他对语言表达的情有独钟、讲究与独特运用,即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四是他的社会、历史、学术视野的广阔,多学科把握学术的高度自觉。——钱理群(北大中文系教授)黄子平的文章是有温度的。不止有温度,而且有性情,有口吻。你好像甚至可以听到他带有广东味的普通话。——赵园(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本及其不满》,我拿到后就很钦佩于这个“不满”,得一“不满”,境界全出。这种“不满”可能是真正的批评家的立场和姿态的表现。——吴晓东(北大中文系教授)黄老师对于文字具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敏锐,他经常能从一个很小的概念或者文学作品的细节入手,分析出一种古今相通、中外皆然的阔大意境和深刻意蕴。——杨联芬(人大文学院教授)《文本及其不满》的出版很好有意义。这本书启示我们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批评’,以及怎样才是有效的‘批评’实践”这样一个十分根本的问题。黄老师无论是谈鲁迅、张爱玲,还是谈林斤澜、汪曾祺,他更为注意都是那些他们没有写出的“碎片”,而不是已经写出的东西。黄老师关注“边缘”,关注“剩余物”,并以此重新阐释了我们对于作家、作品及其时代的整体性理解。——贺桂梅(北大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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