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未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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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 以赛亚？伯林 [波兰]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 著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44746731
出版时间2014-03
装帧其他
开本其他
定价65元
货号1201913854
上书时间2024-06-21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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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为了回应波兰女学者持续、尖锐和十分深刻的提问，伯林对他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索。两人在长达14年的通信和谈话中，探讨了自由和价值多元论等对于当代有重要意义的哲学问题。他们探索的方式将激励其他人继续展开这未完的对话。
目录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序言（亨利？哈代）
作者序言
致谢
回忆以赛亚？伯林
通信：1983—1997
访谈：1991
不要绝望
我不愿意宇宙太整洁
对话：1986—1995
1986
1988
1988年4月22日和24日
1988年5月6日（与约翰？格雷）
1988年5月23日和30日
1991
1995
1995年5月17日
1995年5月24日
文章：1989—2005
论伯林自由学说的又一个声音
两种自由观：伯林和哈耶克
“自由”作为抽象理想已近黄昏？
多元论与悲剧
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彼此连结接还是相互排斥？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内容摘要
以赛亚？伯林和波兰女学者贝阿塔？波兰诺夫斯卡—塞古尔斯卡长达14年的讨论，包括了两人的通信、谈话录音，以及贝阿塔研究伯林思想的几篇文章。内容涉及伯林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如自由观和文化多元论，兼及他对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回忆。
精彩内容
回忆以赛亚·伯林11月一个夜晚，我在牛津大学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以赛亚·伯林逝世的消息，我是将信将疑的。次日上午，波兰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条悲哀的消息。看到宣布“本世纪巨人之一”①去世的大标题之时，不由得想到，我幸运得出奇，竟能够和以赛亚·伯林爵士通信多年，获得奖学金在牛津逗留期间，会见过他多次。我也思考了官方讣告的特点，这讣告几乎没有解释出关于这位逝者的最深刻的真实情况。虽然我充分认识到了以赛亚·伯林爵士成就的智慧范围，但是我更会怀念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慷慨和最热心的人士之一。请想象，“本世纪精神巨人”对一个素昧平生的波兰研究生（在一封六页长的书信末尾）写出下面的话：我要说，我十分感谢您，因为您认真对待我的著作，给我写了这样的信。我很愿意和你谈这些事，我相信这对我很有用，对您或许也有一点用处吧。因此，我随本信寄一个附件，说明也许您可以前来牛津大学，逗留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在消极意义上）和您随时谈谈，您也能够会见其他的哲学家，他们可能令您更感兴趣，对您更有益处。
我只需向当时访问波兰的兹比格涅夫·佩乌琴斯基博士展示这封信，就可以按照牛津学院接待计划，得允到圣约翰学院逗留两个月。
在全灵学院的第一次会见，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怎么能够预计到会有二十多个人呢？我对门房介绍我自己（声音都颤抖了），他打了一个很短的电话，叫我等着。很快，一位老先生，身穿棕色的三件套正装，头戴一顶棕色的帽子，专程到我门房来迎接我。我不停地看这张在书籍封面见过，因而熟悉的脸，突然觉得这完全不是真实的。他和我打招呼，好像认识我多年了，连续提出很多问题。我几乎来不及一一回答。我和他上楼，很大的黑颜色名字出现在我这位主人的门上，“以赛亚·伯林”，让我觉得更不真实了。
紧接着出现的事超出了我最高的期望。我曾寄给以赛亚爵士我的第一篇文章，是我到牛津以前两年在波兰发表的。这个选印篇，就像我在题词中写的，应该是一件永远不会派上用场的礼物。而我在主人手里看到的却是这篇文章的英语译文，这令我十分吃惊。我蓦地想到，以赛亚爵士，也像我一样，为了这第一次会见，是做了准备的。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么多年之后，我依然觉得难以写出下面的事。以赛亚爵士，真是一位领会心灵的大师，立即破解了我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说不出话来啊？”他问道。“关于我的自由概念，这是我阅读过的最具智慧的文章！”他说的话与其说是提及我一篇平庸文章的价值，不如说他为表扬我而显出的慷慨。我在那一刻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他说这话是认真的，但是我听到的这个“见解”，在那次会见和以后的会见中，帮助我找到自己的表达意愿。这是当代知识分子之中最伟大者之一，以其特有的细腻感觉，尽其可能地创造一种印象，好像他是在和一位平等的同事谈话——我写出这几个字的时候都觉得可笑。
我终于能够向伯林提出在我阅读他著作的时候令我苦恼的几百个问题。我第一次在牛津逗留期间的谈话主要涉及我提出的问题。遵从牛津的好习惯，我努力在每次会见之前准备好文章。我在圣约翰的同伴都很惊奇—伯林教授实在太严格了！但是，写文章是我自己的想法。我构思这些文章，是把这样的做法当作驾驭与我对话的教授难以置信的活跃思想的一种办法：要把他闪电般语速道出的独白导向我认为对我当时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至关重要的主题。过了两年，在我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我有机会在全灵学院得到更多次的会见。
在我第二次在牛津逗留期间，我不再用我的文章来麻烦以赛亚爵士，我只是聆听。我们以往谈话的线索还不断地重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伯林还记得我两年以前提出过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的谈话向完全没有预计到的方向发展。有一次，我随意承认，在沃尔夫森图书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贪婪阅读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更糟糕的是，我坐在挂在后墙上的以赛亚爵士一张大肖像的视野范围之内。“我们世纪的巨人之一”对我摆动手指，接着花费两个小时谈论他对俄国文学的着迷—谈屠格涅夫、赫尔岑、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另外一次，我得到家里的消息说我父亲病重，显得十分担心。以赛亚爵士表示了深刻理解和细腻的情感。他告诉我，他在美国逗留期间也有过同样的经验—也是因为父亲病重。于是我们谈论死亡，谈了一个多小时。我记得他引证古代的论据：只要我在，就没有死亡；如果有死亡，就没有我。他告诉我，他不惧怕自己的死亡。我听到的某些内容，我将会只保留给我自己。我记得最清晰的思考，大概是其言说者永远不会同意发表的。
在我的回忆中，谈话的片段、有意义的话语、有价值的思考和滑稽的情节混合在一起，这些情节我也是同样细致地保存在记忆之中了。我们在全灵学院会见之后，伯林的司机一般都把他接回家去。他常常送我回到沃尔夫森学院，不是顺路。这样的善意让我感到不安。我婉拒说：“我可以乘公交车。”“我也可以乘公交车。”伯林爵士会这样回答说，眨一下眼睛，但是十分严肃。他总是坚持要我对待他不要太正式。我觉得克服我的保守习惯很难。例如，我从来不敢给他打电话，所以在第一次获奖学金访问期间和以后各次期间，我都写信。伯林爵士开玩笑似的评论我的这个禁忌：“我很高兴你在这儿，想要告诉你，你不给我打电话，我认为是荒唐的！不过呀，如果你一定不打，我也只能接受—无可奈何，是吧？”我一共四次访问牛津。伯林爵士总是愿意和我分享他宝贵的时间。我和他最后一次会见是在海丁顿楼，在1995年5月底。在一辆雨中行驶的出租车里，我和他继续展开我们未完的谈话。伯林爵士是去赴除夕一个招待会，但是依然按照他的习惯，先把我送到圣约翰学院。我们正在谈论马克斯·韦伯和他在责任伦理学和良知伦理学之间作出的著名的区分。突然间，一种熟悉的完全非现实的感觉攫获了我。“我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想。一辆标准的英国出租汽车、典型的英国天气、马克斯·韦伯，和这位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竟完全不合常理地把他视为一位亲近的人。我突然听见他说：“这都是真实的，真实地进展的。我和你还会见面的。有一天，你会回来的。”但是当时是在告别。
余下的是通讯。第一封信是在1983年5月3日写的，最后一封是在1997年7月17日写的。诸多慷慨、温暖和个人的关怀，很难引用某些片段而不感到羞涩。例如，伯林爵士在1989年5月20日和1990年5月29日的信中提及我先后在《政治研究》和在《哲学报告》中发表的文章：亲爱的贝阿塔，收到了你的文章，十分高兴，谢谢你为保卫我而抵御所有那些可怕的人［……］。我担心，因为年龄快到八十（十分感谢你的祝贺，我深受感动），我怀疑我还会不会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孤立的岛屿，但是我想，群岛中的关系比细小有机物拥挤在一起的珊瑚礁更具人性，在道德上和政治上都更令人向往。［……］向你和你的小女儿致以最好的祝愿，对于她将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界，我完全看不清楚。［……］亲爱的贝阿塔（这样的称呼可否？），我从克劳德·加利波那里收到你的文章—尤其是你的书信，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高兴。阅读你的文章，我感到愉快和骄傲。［……］你的书信感人至深，直达我的心灵。如果你觉得还想要给我写信，就请写吧—我愿意告诉你，你的来信对我意义重大，也许超过我的信对于你的意义。鉴于我年事见长，你知道，快八十一岁了，所以请不要拖延太久—你觉得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只管写来就是。我收到来信会很高兴，肯定会回信的。
就我所记忆的情况看，这第二封信是对我关于当时波兰转型过程描述的答复。这些问题令伯林爵士深感兴趣，所以他常常提及：［让］我告诉你，我对近期这些事件的预见并不比其他人预计得成功：无论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会遇到什么事，毫无疑问在波兰、捷克斯诺伐克，甚至罗马尼亚，都应该为他竖起塑像——因为如果没有他，在我看来，旧制度的解体是不会这么迅速的。我十分理解你说的话的含义，你说：你和其他人感到“太疲惫”，不能歌颂这一形势的成果，形势虽然必定受到欢迎，但也带有很多危险和不足之处。 1990年代早期的波兰为从事社会研究的人提供了某种完备的实验场地。某些发展情况给长期的理论讨论注入了新的生命。全新的现象之一是广告突如其来的侵入，多半是在电视节目中。在共产党治下的波兰，广告几乎不为人知，因为商品持续匮乏。令我考虑说服技巧对于个人自由的影响的，是我五岁半的女儿在波兰看到关于洗衣粉的最初的专业广告时候的反应。这可怜的孩子真正是乞求我购买广告中的商品，同时，虽然她茫然不知自己行为的因果关系，却努力分析突如其来的欲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想要这个洗衣粉，我只知道我很需要这个洗衣粉，必须买到。”她常常说。我立即把我在家里必须对付的这个纯粹的人造欲望和查尔斯·泰勒针对《两种自由概念》的辩论，和其他作者的思考联系起来—主要是S.I.本和W.L.温斯坦的思考。我不由得和伯林爵士谈论我的观感和思想；他的回复代表了他的风格—看起来轻松、打趣，但是很有，对于理解他的自由理论很重要：“我看，你女儿享有某种特殊的敏感和想象力，我不怀疑，就是这样——有人告诉我们，基因是重要的，而她显然继承了最优秀的基因。你给了她那个洗衣粉，很好——人的想象力一旦固着在某一种东西上，像你那样做去增加人的愉快感是正确的。”在1997年，我和伯林爵士的书信往来变得更为频繁。我正在紧张地写作论伯林自由学说的著作，我遇到了几个疑点。他对我的阐释给予宝贵的回复，在1997年4月19日的信中，令我欣喜，却也感到有点困惑。最后一段是：“如果你还有问题，请写信告诉我。你的信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我想，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清晰地表达过我的思想，所以，如果你愿意，就请再写信来。我充分理解你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问题涉及的是伦理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原来是约翰·格雷提出来的—我尝试对格雷的反对意见作出回答。这封信打字的部分到此结束，下面的三分之二页是手写的文字，很遗憾，我绝对解读不出来。我所能破解的只有两个词，是勉强可识别的签名，这个签名弯曲的笔迹一直延长到了这一页的上部。亨利·哈代是伯林著作的编辑，十分善意，给我寄来了这个便笺的打字文本。
我没有来得及把我的书递交给伯林爵士。牛津方面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编写注释。几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了哈代博士的感人便笺：亲爱的贝阿塔，我相信，惊悉伯林去世，你和我一样感到凄凉，难以忍受。我心里想到，你或许愿意知道，他7月17日写给你的信是他最后一封严肃的学术信件。五天以后，最后的疾病来临，他再也不能处理这种水平的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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