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百年中国记忆报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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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百年中国记忆报人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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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右任|责编:卜伟欣|总主编:刘未鸣//韩淑芳

出版社中国文史

ISBN9787520515115

出版时间2020-03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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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49元

货号1202012025

上书时间2024-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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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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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目录
第一辑  报界宗师  生平旧事
  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
  论坛宗师张季鸾
  一代报人张季鸾
  学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的精神
  季鸾先生的风格与文境
  张季鸾先生回榆记事
  张季鸾先生关心家乡人民的疾苦
  与邵飘萍的情深谊长
  与莫逆之交于右任
  忆我的姑父张季鸾二三事
第二辑  以言救国  笔作刀枪
  烟霞草堂从学记
  门人张炽章季鸾谨述
  新闻报三十年纪念祝词
  悼丁佛言先生
  《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序言
  《国闻周报》十周纪念感言
  今后之《大公报》
  《大公报》复刊十年纪念之辞
  从南开复兴说到一般教育
  中国国民应有的自信
  无我与无私
  祖国与侨胞
  师道与学风
  张季鸾先生遗嘱
第三辑  先声远去  永久纪念
  向先生倾诉
  念同学张季鸾君
  悼张季鸾先生
  一颗报界巨星的陨落
  忆知己张季鸾先生
  不求名而名至
  重庆《大公报》社评
  《大公报》社公祭祭文
  张季鸾先生哀辞
  季鸾先生对报业的贡献
  重庆《新华日报》短评
  缅怀张季鸾先生
附录
  年谱

内容摘要
张季鸾,中国新闻家,政论家。本书由张季鸾的挚友、亲人以及同事撰写的回忆性文章集纳而成,详尽地记叙了张季鸾的生平事迹和新闻历史上的贡献,是一本研究张季鸾和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的珍贵资料。

精彩内容
报界宗师张季鸾先生
王文彬一、做总编要学张季鸾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大公报》的总编辑,主持笔政。关于他,1958年9月,毛主席曾对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说过。《大公报》从天津起家时,是由三个人的“合作社”从别人手里接办的。这三人“合作社”是吴鼎昌出钱,胡政之经理,张季鸾主笔。抗战前,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在整个中国时局中没有多大分量。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局面,给《大公报》发挥其作用提供了条件。
吴、胡、张三人合办《大公报》时,相约只办报不做官,但后来吴、胡都做官了,只有张季鸾没有官职,他却是蒋介石的“国士”。张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他在重庆经常来往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他同陈布雷交往甚深,同时也常到曾家岩走走,到处打听消息,然后从中做他的文章。他办报素以客观、公正自夸,平常确也对国民党腐败加以揭露批评,但每到紧要关头,如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就帮蒋介石骂周恩来了。
人们把《大公报》对国民党的作用叫作“小骂大帮忙”,一点也不错。但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做座上客。
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办报要听到各方面的议论,写评论才能有所为而发。
这方面你要学张季鸾。
我们报纸有自己的传统,要保持和发扬优良的传统;但别人的报纸,如解放前的《大公报》,也有他们的好经验,我们也一定要把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学过来。(摘自《新闻战线》1988年第五期吴冷西同志《回忆毛主席的几次谈话》)的确这极为真切,季鸾先生日日夜夜忙于调查研究,分析时事;浏览各种报纸、杂志,接触社会各界人物,力求弄清事实和问题,作他写评论的根据。因此,他的文章密切结合实际,热情感人,很受读者赞佩。季鸾先生真不愧为一代政论家,蜚声中外。
二、精诚合作致力办报1926年,吴鼎昌先生一次投资五万元,胡政之先生负
责经营管理业务,张季鸾先生主持笔政,组成大公报新记公司,接办了天津《大公报》。为了办好《大公报》,他们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经常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决定他们的政治主张,多由季鸾先生执笔写成《大公报》社评。其他人写的,仍由季鸾先生修改定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全部侵占了东北三省,至1935年,使整个华北局势动荡不安。因此,《大公报》三位负责人经过精心策划,决定将《大公报》事业尽早南移,一方面进一步靠近南京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决心集中方量,在当时全国新闻事业中心一一上海创办《大公报》上海版。
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等报,不仅已独霸上海报业市场,而且其销报范围已伸延至华东各省市。申、新两报都日销十万份以上。《新闻报》经常日出七八张。《时事新报》曾增加到十四张之多。同业之间竞争激烈。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季鸾、政之两先生都全力以赴。深知《大公报》在篇幅方面不可能和《申报》《新闻报》等报竞争,只有千方百计充实报纸内容,尽可能做到丰富多彩,满足各方面读者的需要。因此,上海《大公报》的国内外电讯比天津《大公报》时期大大增加了。
言论方面,季鸾先生主持的天津《大公报》社评,早引起全国军政界、文化教育界和新闻同业的注意。上海《大公报》创刊后,天津、上海两版同时发表社论,读者更多、影响更扩大了。《大公报》特别约请全国名流学者数十人撰写“星期论文”,更引起全国文化教育界、科学技
术界广大读者的重视。
《大公报》的编辑方法,一贯采取精编主义。只要某一事件发生后,不论本市与外地同一新闻,均集中编辑在一起,极力便利读者阅读,节约读者宝贵时间。本市新闻也是上海各大报竞争的焦点。《大公报》很重视本市新闻,我当时负责采访,处理来信来访,力争要有“独家新闻”刊出,在同业中显得突出,引起广大读者注意。
季鸾先生和政之先生共同主持《大公报》(长沙《大公报》除外)十五年之久,始终真诚团结合作,没有发生
过大的分歧意见。他们都很重视人才,特别注意吸收新闻同业中具有业务专长的人才,只要时机成熟,就及时延揽到《大公报》工作。例如:王芸生兄原任天津《商报》总编辑,王离开《商报》不久,就吸收到《大公报》来。后来,参加《大公报》的张琴南、许君远两兄,都是《北平晨报》的主要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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