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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著 者:[英] 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 译 者:曾嵘

出版社四川人民

ISBN9787220135156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58元

货号1203126391

上书时间2024-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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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著者:[英]戴安娜·阿西尔(DianaAthill,1917-2019)英国知名文学编辑、作家,1917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安德烈·多伊奇独立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曾出版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早的三部小说、彼得·本奇利的代表作《大白鲨》、杰克·凯鲁亚克及诺曼·梅勒的作品、V.S.奈保尔的十八部作品、简·里斯的全部作品、菲利普·罗斯的前两部小说以及约翰·厄普代克的大部分作品等。
76岁退休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了小说及多部回忆录,其中《暮色将尽》获得科斯塔传记奖,从此声名远扬。她一生未婚,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译者:曾嵘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译作发表于《译林》等杂志,已出版《暮色将尽》等译著十余部。

目录
推荐序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莫迪凯·里奇勒和布莱恩·摩尔 
简·里斯 
阿尔弗雷德·切斯特 
V.S.奈保尔 
莫莉·基恩 
后记

内容摘要
在本书中,我们跟随阿西尔进入这些二战后一代文学巨匠的世界。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阿西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到BBC新闻部工作,随后认识了出版人安德烈·多伊奇,从而一同创立传奇的独立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经历。她以独特的机智和罕见坦率的散文风格,讲述了她五十年漫长出版生涯中的点点滴滴;第二部分重点回忆了自己同包括奈保尔、简·里斯在内的六位作者的交往历程,详述了这些作者的经历以及性格特点,是真实有趣的名家轶事,也是对文学的宝贵贡献。

主编推荐
1.一位20世纪杰出女编辑的回忆录,同时也是一个“文学圈中的打工人”实录。

2.卸下“文艺情怀”滤镜,延续《暮色将尽》坦率风格,犀利评论文坛轶事。

3.与《暮色将尽》产生联动作用,共同打造戴安娜·阿西尔个人形象IP——“人间清醒”嘴替人设。

精彩内容
正文赏读几年前,身兼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美国出版商汤姆·鲍尔斯好心地对我说,我应该写一本关于自己五十年出版生涯的书,他还说:“你得把所有数字都写进去,人们就想知道这个。”这些善意的话,导致本书差点在我提笔前就胎死腹中。
这一部分是由于家庭背景,这个我等下会解释,但我确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心理上的某个怪毛病:我记不住数字。每次我回忆起在伦敦住过的各种房子时,我能看到前门的不同颜色、通往其间的台阶被磨损的不同样子、围绕着各块土地的不同栏杆,但全然不记得任何有关的数字。我的银行账号多年来一直没变过,但我每次写支票时,还是需要查阅支票簿才能写下账号。每次需要告诉一位作者他的书籍印量时,要是手头有材料,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但要是三个月之后再来问我,到底是3000册还是5000册,我就不知道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出版相关数字,是我们支付给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的出版期权那令人汗颜的25英镑,以及我们为弗朗茨·冯·巴本1所写回忆录的连载版权支付的30000英镑,这个数字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
我当真能研究数字吗?
不,我做不到。
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自四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一直是该出版社的董事之一)于1985年被卖给汤姆·罗森塔尔后不久,汤姆就将这家出版社的全部档案卖给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而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塔尔萨钻那些小山一样高的纸堆。我承认我对自己这种能力欠缺还挺心存感激的,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不足,我知道优秀的研究人员都喜欢做研究,但我的确从未做过,而且我已经八十多岁,不打算再培养这种本事了。所以本书估计不会是汤姆·鲍尔斯感兴趣的那种有用的书,但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想写一本20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而是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我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发出了尖叫:“哦,不!至少救回一部分吧!”这就像一种本能的抽搐,而非理性的意图,但具有相同的说服力。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做出了更好的描写(尤其是杰里米·刘易斯在《志趣相投》中所描述的一切,不仅风趣宜人,还尽可能叙述了出版业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及背后的原因)。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年老的前编辑的故事,她想象着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去读,也可以让自己死得不那么彻底。
故事开始于我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谋生。”这话从我童年时期,也就是从1917年开始,他就经常在说,但他这么说,暗示着谋生这件事并不很自然。我不记得自己曾对这个想法感到不满,但确实有点令人担忧。这是因为我外曾祖父,一位约克郡的自耕农兽医,当年赚了一笔大钱,但也可能是娶了个有钱老婆,然后在诺福克买了一幢带有1000英亩土地的漂亮房子。在我们这一代孩子们看来,这里仿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正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让我觉得自己属于母亲这边的家人。我父亲那边则基本没赚到钱,光亏钱,所以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他们在17世纪从诺福克出发去安提瓜搞甘蔗种植园,干得倒还不错,但最后生意失败,积蓄也花完了。所以到了我那个时代,阿西尔几代男人们已经将自己谋生视为理所当然。但即便他们有着更为脚踏实地的一面,将这一法则施用于女儿身上,我也还算是第一代。女儿们如果结婚,当然用不着自己去谋生,可是—当然这话他从没说过—这个时代的婚姻取决于没有嫁妆加持的“爱情”,所以结婚已经不再是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
直到最近,步入晚年的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出版业的职业生涯时,才意识到我的家庭背景所起到的很多决定性影响。1952年,与安德烈·多伊奇在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和他一起成为他的第二家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这家出版社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也可以说我近五十年来都是个出版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而且是我自己的出身阻碍了这一点。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
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有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
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我的日常工作,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一些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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