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革命：中国道路的内生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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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城 著
出版社广西师大
ISBN9787559863980
出版时间20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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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8元
货号1203112708
上书时间2024-06-18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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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在《文史哲》《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著有《社会与国家——梁漱溟的政治哲学》（人民出版社）等，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多项研究课题。
目录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第二章? “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三章? 中国语境的社会主义启蒙叙事
第四章? 重审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梁漱溟
第五章? 中国道路的方法论
后?记
内容摘要
第五章中国道路的方法论（节选）四、延安的探索：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毛泽东选集》卷尾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总结：“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接续不断向西方求索真理，的确找来了好多方案，就连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也请来了，奈何却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受奴役被压迫的悲惨命运。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马克思列宁主义才第一次掷地有声地为中国人所了解，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早年毛泽东以中国为中心，以俄国为方法。青年时期，毛泽东虽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组织者，但在送走挚友后，自己却坚定地选择留在中国，并曾作了这样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对于当时中国学生普遍文化自卑，急于留学救国的思潮，毛泽东并不以为然，在给同学周世钊信中曾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看待中国问题，展现了其深谋远虑：“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在毛泽东看来，即使要留洋，救国亦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应扎实地深入了解国情，做好中国大地的调查研究，由此日后才能进行中西比较而找到救国良方。青年毛泽东受苏俄十月革命影响较大，在给挚友信中表达了急切寻找新道路的期待：“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他逐渐发现，这另辟之道路即是苏俄阶级革命之新路，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他指出当今世界解决社会问题，其方法有如下五种：第一，社会政策；第二，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第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第五，无政府主义。对此，他极不赞同改良方法，而是主张效法苏俄大规模革命：“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的确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作了榜样，走俄国人的路，亦是属于时代的必然选择。即便以俄国革命为方法，走俄国人的路，青年毛泽东的问题意识仍是以中国为中心。
毛泽东力图突破以苏联为方法的“内容＋形式”的理论框架，重构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方法。在历经革命战争洗礼，备受教条主义者打击，经伟大长征初到西北小城延安后，毛泽东逐渐成竹在胸，开始系统思考中国道路的方法论问题。特别是针对留苏教条主义者的以苏联为中心，以苏联为方法的“全盘苏化论”，毛泽东首先表明中国革命必须以中国为中心。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问题的同志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这一谬论，毛泽东给予了有力回击：“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同志呢？”对于中国问题之把握与革命实践之认识，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人自身的主体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延安整风时期，他对那种罔顾中国问题，言必称希腊之留声机现象深恶痛绝。“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由此，毛泽东认为应该把以中国问题为中心作为党的重大原则确立下来，成为全党遵循方针。“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毛泽东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鲜明表达。毛泽东就是运用这样的方法，通过持之以恒的艰苦的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面对抗日战争急需培养民族意识广泛组织动员民众的迫切形势，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亦得到当时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支持，杜赞奇即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当民族国家遭受外部竞争者或者入侵者的威胁之时，关于过去的种种才会被重新提出，以适应学习和传播的需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当共产党与国民党形成联合统一战线，需要团结大量民众为民族事业而奋斗之时，似乎更倾向从内部看社会本身。一批五四运动中十分激进的知识分子，如何炳松和冯友兰，转而倾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历史观，而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这也是中共试图从民俗和大众文化中寻根的时期。”以中国为中心，毛泽东坚定不移，但以中国为方法，毛泽东的探索实属不易。我们党建党伊始，从理论到实践都深受苏联与共产国际影响，特别是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斯大林对东方各国的民族解放曾明确提出如下要求：“我们是在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这完全是对的。但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其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它在被卷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人民中，依语言、风俗等等的不同，而采取了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方法，这同样也是对的。内容，是无产阶级的；形式，是民族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所走向的全人类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并不取消民族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内容。反之，民族的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给它以形式。”1935年8月2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谈到民族文化时亦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使文化不致毁灭，并使其高度繁荣，成为真正的民族文化—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社会主义的。”延安时期，在系统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深受此理论影响，这突出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根据中国新旧民主主义之具体国情，他只是把无产阶级的内容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亦并非局限于此，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的内容+形式的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觉得有些隔膜。新中国成立后收入《毛选》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有如下一段话：“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报告有两处主要改动，一是“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本来还有一句，“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一是“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后还有一句，即“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但新中国成立后编《毛泽东选集》时，可能考虑当时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现实形势要求，把此论断“理所当然”地删除了。但此处删除的原文至关重要，不能含糊放过，它反映了毛泽东一生的中国方法论问题。中华民族本身“有它的发展法则”，继承中国文化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至为重要，它由此表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统并非仅仅是民族形式的问题，而是关涉民族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本身即为社会主义内容之重要部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即言：“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他深知民族特点之于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一个国家总有它的特点，不适合这个特点的东西就行不通。”虽然，从延安时期以来，直至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批判斯大林以前，毛泽东碍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特别是忌惮于斯大林的权威，尽量不提“中国化”之类口号，甚至一度连毛泽东思想也不再提及。但毛泽东对这种简单用无产阶级内容+民族形式的两张皮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甚满意，力图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毛泽东一方面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的主体是马克思之主义。与此同时，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段话值得高度重视，明确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强调的主体是中国，由此“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方能把中国原理提升至内容之地位，超越内容＋形式的体用二分理论框架。特别是在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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